被剪刀差剪掉的一生：1.8億農村老人為何只能靠百元養(yǎng)老金度日?！

數字背后，是兩代人的犧牲與一個時代的債務。

當我們穿梭于流光溢彩的城市CBD,仰望聳入云端的摩天大樓，很少有人會想起，這些現代文明的基石，是用怎樣的代價壘砌而成。

每一寸鋼筋水泥背后，都藏著一雙雙布滿老繭的手；每一份GDP增長的數據中，都浸透著那個被稱作“農民”的群體的汗水與淚水。他們喂養(yǎng)了這個國家，卻在自己的晚年陷入最深的沉默。

這不是一段塵封的歷史，而是一筆尚未結清的賬目。當城市退休老人漫步公園、安享晚年時，1.8億農村老人正靠著每月百元的養(yǎng)老金，在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上艱難跋涉。

1

剪刀差：

工業(yè)化的“原罪”與農民的無聲犧牲

1953年，統購統銷政策的實施，開啟了中國農民長達三十多年的“隱形納稅”生涯。

這并非普通的買賣，而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制度性剝奪。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冰冷而殘酷：1978年，稻谷、小麥、玉米三種主糧的平均收購價僅為11.03元/50公斤，而生產成本卻高達13.5元/50公斤。這意味著，農民每上交50公斤糧食，就要凈虧損2.47元。

在市場經濟中，虧本買賣無人問津。但在計劃經濟下，這成了農民必須履行的“義務”。1965年，國際市場上大米價格約為0.5元/斤，而中國的統銷價只有0.17元/斤，僅為國際價格的三分之一。小麥的情況更為極端，國內收購價0.08元/斤，不足國際價的四分之一。

這種價格“剪刀差”不是市場自然形成，而是制度刻意設計的結果。據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測算，1952-1978年間，通過剪刀差從農業(yè)轉移的資金累計達7494億元，相當于同期國家工業(yè)固定資產投資的69.8%。

平均每年從農業(yè)部門“抽取”267.6億元資金——這些錢流向了工廠、鐵路和城市基礎設施，卻從農民的口袋中悄然消失。

最令人痛心的是特殊時期的糧食出口。《中國糧食年鑒》記載， 1959 年全國糧食產量降至 1.7 億噸，較 1958 年下降 15%, 但出口量卻達到創(chuàng)紀錄的 415.8 萬噸。 1960 年，國內饑荒最嚴重時，仍出口了 272 萬噸糧食。

“每出口1噸糧食，背后可能是農村的餓肚子。”糧食部門在1961年七千人大會上的檢討，道出了那個時代的殘酷真相。

陳云曾直言：“如果把外匯都用來買糧食，工業(yè)就別搞了。”這句話背后，是數百萬農民用饑餓為工業(yè)化讓路的沉重現實。

2

戶籍墻：

農民成為制度性“二等公民”

1958年《戶口登記條例》的頒布，構筑了一道將中國分為兩個世界的高墻。墻內是享受全面保障的城市居民，墻外是被束縛在土地上的農民。

公安部檔案數據顯示，1978年全國非農業(yè)戶口僅占總人口的18%,卻享受了90%以上的社會保障資源。城鄉(xiāng)二元結構不僅是一種管理制度，更成為一種等級秩序。

在就業(yè)領域，城市居民由國家統一分配工作，享受固定工資、福利分房和退休保障；農民則被牢牢束縛在土地上，除極少數通過“招工、升學、參軍”渠道跳出農門外，大多數人命運已定。

教育資源的分配同樣失衡。1978年，農村中小學經費中，國家撥款僅占30%,其余由農民通過“三提五統”分攤；而城市教育經費90%以上由財政承擔。城鄉(xiāng)生均經費差距達5-8倍，這意味農村孩子從起點就已被遠遠拋在后面。

醫(yī)療保障的差距更為驚人。城市有公費醫(yī)療、職工醫(yī)保， 1978 年城市每千人擁有醫(yī)生 1.5 人、病床 3.5 張；農村僅有“赤腳醫(yī)生 + 合作醫(yī)療” , 每千人醫(yī)生 0.1 人、病床 0.3 張， 80% 的農民看病需自費。

而養(yǎng)老保障的鴻溝，至今仍橫亙在兩代人之間。城市職工實行“單位養(yǎng)老”,1978年退休人員月均養(yǎng)老金達50-80元；農民則依賴“養(yǎng)兒防老”,集體補助僅覆蓋五保戶(約占農村老人的1.2%),普通農民老年生活完全無保障。

這道戶籍墻，不僅鎖住了農民的身體，更鎖住了他們改變命運的機會。

3

養(yǎng)老金的殘酷對比：

27倍差距背后的制度不公

歷史的債務，最終轉化為當下養(yǎng)老金賬戶上的巨大鴻溝。

中國養(yǎng)老保險制度的“階段性建立”,導致了對歷史貢獻的認可出現嚴重失衡：

企業(yè)職工在1991年養(yǎng)老保險制度建立后，1991年前的工齡被“視同繳費”;機關事業(yè)單位人員在2014年養(yǎng)老金并軌后，2014年前的工齡也獲得“視同繳費”認可。唯獨農民，在2009年新農保建立前，沒有任何養(yǎng)老保障得到承認。

這種“視同繳費”制度，本質上是對計劃經濟時期“低工資換養(yǎng)老”歷史契約的追認。城市職工當年的低工資，被視作一種“延遲支付”,國家通過養(yǎng)老金的形式兌現歷史欠賬。

但農民呢?他們同樣付出了勞動，同樣為國家建設做出了貢獻，甚至付出了更大犧牲，卻始終被排除在補償機制之外。

2024年的數據顯示，城鄉(xiāng)居民養(yǎng)老金差距高達27倍：農村居民月均養(yǎng)老金僅248元，而城鎮(zhèn)職工月均養(yǎng)老金達6654元。更令人痛心的是，農村老人的養(yǎng)老金甚至低于農村低保標準(月均約530元)。

人社部2023年基金年報透露了更多細節(jié)：全國基本養(yǎng)老保險支出5.8萬億元中，1.7億城鄉(xiāng)居民(90%為農民)僅獲得3000億元，占5.2%;而2200萬機關事業(yè)單位退休人員卻獲得8000億元，占13.8%。

這種分配差異，根本無法用“繳費多少”來解釋。

1950-1978 年，農民累計繳納公糧 1.3 萬億斤 ( 折合現價約 1.2 萬億元 ), 承擔義務工 300 億個工日 ( 折合勞動力價值 2000 億元 ), 這些貢獻為何從未被納入任何補償機制 ?

4

救贖之路：

從歷史補償到制度公平

面對這一歷史欠賬，我們需要的是制度性的救贖，而非施舍式的憐憫。

財政再分配優(yōu)化是當務之急。2023年，財政對機關事業(yè)單位養(yǎng)老補貼達8000億元。若調出5%(400億元)用于農村養(yǎng)老，可將農民基礎養(yǎng)老金從月均248元提至500元，覆蓋1.7億農村老人。這一調整僅占財政總支出的0.15%,在技術上完全可行。

國有資產補償機制更為關鍵。國務院2017年啟動國有資本劃轉社保基金，截至2023年累計劃轉1.68萬億元。若按“剪刀差貢獻占比”(約70%)專項劃出1.18萬億元注入農村社保基金，按3%年化收益計算，每年可新增354億元用于農民養(yǎng)老金。

這些國有資產中，有相當部分正是通過剪刀差積累形成的。將這部分資產的收益返還農民，不是恩賜，而是債務償還。

公共服務均等化改革則需要更深層次的突破。2023年，國家財政用于農業(yè)的支出占比9.6%,仍低于農村人口占比(36.1%)的合理水平。若將農業(yè)支出占比提至15%,每年可新增財政投入5000億元，足以彌補農村養(yǎng)老、醫(yī)療等公共服務短板。

戶籍制度改革也需加速推進，徹底剝離戶口附帶的福利屬性，實現“居住證+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分配。

近年來，國家推動的 “城鄉(xiāng)融合示范區(qū)”試點工作已初見成效。河南許昌、四川南部縣等地的實踐表明，打破城鄉(xiāng)二元結構并非遙不可及。這些探索為解決農民歷史貢獻補償問題提供了希望。

5

償還歷史債務，

才能邁向真正共同富裕

當我們談論共同富裕時，無法回避一個基本問題：如何償還對農民的歷史欠賬?

那些在饑荒中省下的口糧、在田埂上流下的汗水、在歲月里被遺忘的犧牲，不該只成為歷史的注腳。農民的訴求從來不是特殊照顧，而是同等權利——正如他們當年用糧食支援工業(yè)、用勞動建設國家時，從未要求特殊對待，只是默默承擔了時代賦予的重擔。

一個忘記農民貢獻的國家，難以真正走向公平與正義；一個虧待農民的時代，需要用制度性的公平來完成救贖。

讓那些曾“餓肚子支援國家”的農民，在晚年有一份體面的養(yǎng)老金；讓那些“用剪刀差喂養(yǎng)工業(yè)化”的鄉(xiāng)村，能平等分享發(fā)展成果——這不是恩賜，而是一個民族對歷史的誠實面對。

歷史的賬本，從來不會因為有人刻意涂抹而消失。唯有公平的制度安排，才能讓每一份貢獻都獲得應有的尊重，讓共同富裕的道路走得更堅實、更久遠。

當1.8億農村老人能安享晚年時，我們才能說：這是一個真正公平的社會，一個不負犧牲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