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公中風那年,我三十二歲。婚后第三年,孩子剛會走路。我記得那天很普通,鍋里燉著排骨湯,我正彎腰給孩子系鞋帶,電話響了。婆婆在那頭哭,聲音又急又亂,只說了一句:“你爸倒了。”
后來醫生說,命保住了,但下半身沒知覺,右手也不靈了。要人全天伺候。
那時候我們還住在單位分的小兩居,公公婆婆在老房子里。婆婆年紀大,腿腳也不好,大伯一家在外地,小叔子剛結婚,話說得漂亮,人影卻見不著。丈夫沉默了一晚上,第二天對我說:“先把爸接過來吧,媽一個人扛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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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這話時,很像一個兒子,也很像一個不敢拒絕現實的中年男人。我點頭,沒有多想。那時我還相信,日子是講情分的。
公公被抬進家門那天,身上帶著醫院消毒水的味道,眼睛睜著,卻沒什么光。他一向要強,醒來后第一次流淚,是發現自己尿在了床上。我給他換床單,他把頭扭到一邊,像個被羞辱的孩子。
照顧癱瘓的人,是一件極具體的事。幾點翻身,幾點喂水,夜里要不要起身查看,便秘時要不要用手去通。我以前以為孝順是態度,后來才知道,它是一整套體力活。
丈夫上班早出晚歸,說是要掙錢。我白天帶孩子,晚上守公公。婆婆住了一個月,實在熬不住,說回老房子歇歇。她走的時候拉著我的手,說:“委屈你了。”那一刻我心里發緊,又說不出話。
五年里,我學會了給人擦身、剪指甲、處理褥瘡。我知道他哪條腿不能碰,哪種姿勢會讓他舒服一點。我聽他說年輕時在廠里當班長,說那些早就沒人記得的事。他偶爾脾氣暴躁,把碗摔在地上,罵我動作慢。我蹲下來收拾,不回嘴。不是我脾氣好,是沒力氣。
中途也不是沒有轉機。第二年,大伯提過把公公接走輪流照顧,被婆婆一句“你家條件不好”擋了回去。第三年,小叔子說請護工,我丈夫算了一筆賬,說不劃算。那時候我第一次覺得,自己像個被默認的方案,一旦啟用,就沒人再考慮替代。
孩子慢慢大了,學會繞著床走,說“爺爺”。公公聽見,會笑。我也跟著笑,可笑完心里空得厲害。我不敢想以后,只是把每天過完。
第五年春天,公公突然發燒,進了醫院。沒熬過一個星期。臨走前,他拉著我的手,聲音很輕,說:“這幾年,辛苦你了。”我點頭,眼淚掉在被子上,卻沒哭出聲。
葬禮后,日子像被掏空了一塊。家里忽然安靜,床還在,輪椅還在,護墊一包包沒用完。我以為,接下來該輪到我喘口氣了。
沒過多久,婆婆提出分家。理由很簡單,老人沒了,賬要算清楚,房子怎么分,存款怎么分。大伯小叔子都回來了,坐在客廳里,像開一場遲來的會議。
我本來坐在角落,抱著水杯,不打算說話。那是他們家的事,我這么想。可丈夫忽然把我往前一推,說:“這幾年主要是她在照顧爸,很多情況她清楚,讓她說吧。”
那一下并不重,可我差點站不穩。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落在我身上,像燈光,白而刺。
大伯清了清嗓子,說:“弟妹,那幾年辛苦你了,不過分家是按規矩來,感情歸感情。”小叔子低頭玩手機,沒看我。婆婆坐在一旁,眼圈紅,卻一言不發。
我忽然明白,丈夫把我推出來,不是為我討說法,是為了讓局面好看一點。他不想和兄弟正面起沖突,也不想背“不孝”的名聲。于是,我成了那個被擺到臺面上的“付出者”,也是最好被忽略的那一個。
他們開始算賬。房子按市價,大頭給大伯,小頭給我們。理由是長子養老送終。我想笑,卻笑不出來。送錢的時候,沒人提那五年里,我辭掉的工作,熬壞的腰,夜里無數次爬起來的腳步聲。
輪到我說話時,我只說了一句:“我沒意見。”
丈夫轉頭看我,眼里有點慌,像沒料到我會這么平靜。會議很快結束,大家都松了一口氣,仿佛一切終于塵埃落定。
那天晚上,我們回家很晚。丈夫說:“你別往心里去,分家就是這樣。”我點頭,去洗澡。熱水沖下來,我才發現自己一直在抖。
后來我重新找了工作,收入不高,但夠用。孩子上學,我接送。丈夫依舊忙,家里再沒人需要我二十四小時待命。我忽然有了大把時間,卻不知道往哪兒放。
有一天夜里,丈夫問我:“你是不是怨我?”我想了想,說:“怨談不上,就是有點清醒了。”
他沒再說話。
有些事,過了那個節點,再怎么補,都不像原來的樣子了。我照顧公公那五年,不后悔,那是我自己的選擇。但分家那天,我終于看清,付出這件事,一旦被當成理所當然,就只剩下被利用的價值。
人到中年,最難的不是吃苦,是看清。看清之后,還能繼續把日子過下去,不吵不鬧,不自欺。這大概,是我那五年真正學會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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