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曾山探望江西一農婦：她是原蘇區女部長，應享受紅軍待遇

1964年1月的一天清早，薄霧籠著贛江，幾輛掛著外省牌照的吉普車拐進泰和馬家洲。車門一開，頭發花白的曾山快步踏進一間土磚屋，他看見一位穿粗布棉襖的老婦人，先是一怔，隨即笑著伸手：“發桂同志，找了你十幾年，今天終于見面了。”

屋里光線暗淡，黃發桂把手里的竹掃帚放到墻角，只說了句“曾主席”，眼淚止不住。鄰里看得發愣——誰能想到，這個靠紡麻、種菜度日的普通農婦，竟是當年江西蘇區土地部長、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時間往回撥到1928年。那年春天，崇賢山谷開遍木荷花，十五歲的黃發桂正與伙伴們踏青。槍聲突然從山腳炸響，火光伴著吶喊沖上山坡。謝云龍領導的崇賢暴動改變了這群少年少女的命運，也把“革命”二字刻進她心里。晚飯時，大人們說：“跟著共產黨，才有田吃。”這一句擲地有聲的話，讓黃發桂頭一回知道自己窮在哪里，也知道改變貧窮的方法。

月余后，她悄悄走進農協的大門，夜里站崗放哨，白天地頭宣講。次年四月，毛澤東率紅四軍抵達興國。雞心嶺上人山人海，毛主席那段“靠我們自己、靠勞苦大眾”的演講，黃發桂聽得直點頭。六十里山路換來一句“黃毛丫頭會做宣傳”，她樂得兩天沒合眼。

十六歲那年，她被推上崇賢區婦委主任的位置，緊接著又當選縣婦委書記。她讓婦女上夜校，剪辮散足，還帶著大伙兒打草鞋、學犁田。常有人背后嘀咕：“女孩子娃子摻和啥？”可一見她卷著褲腿插秧、扛槍練操，聲音就小了。

1932年起，黃發桂調進省里當巡視員。那段時間，她常跟著陳毅跑基層。夜宿祠堂，寒燈如豆，陳毅和她談“岳母刺字”也談“花木蘭”，意思很直白——蘇區要硬骨頭，也要巾幗血。半年不到，她被任命為江西省土地部長。那年她十九歲，是蘇區最年輕的女部長。

榮譽背后，是對生死的不斷試探。寧都空襲時，她用身體護住一位小腳婦女，腿上中了彈；在登賢縣發動群眾打“第五次反圍剿”時染上瘧疾，發燒到四十度仍咬牙撐著。1934年10月長征出發，病中的她把一擔擔軍鞋塞進隊伍，眼含熱淚目送紅軍北去。臨別前，毛澤東握住她的手：“小黃，后方就托你了。”這句話她記了半輩子。

紅軍主力遠去后，贛南山林成了血與火的煉爐。黃發桂先是同游擊隊奔走，再被白軍圍困。饑餓到摘野果，缺彈藥就埋伏撬槍；實在走投無路，她換上蓑衣麻衣，剪短頭發化成村婦才脫逃。一次，白軍追到河邊，她縱身跳入激流，被船工鄧百發救起。此后兩人結為夫妻，撐船為生。她沒有告訴丈夫自己真正的身份，但每到一個碼頭，總要打量人群，盼一張熟悉的面孔。

1938年底，地下黨人鐘平終于找到她：“組織還在等你，跟我走嗎？”她哭得像個孩子，卻把行李拾掇得最快。可惜風聲鶴唳，潛行途中又遭叛徒告密，她與同志先后被捕。經年累月的牢獄與拷打，她始終咬牙護住機密。獲釋后，她已是遍體傷痕，靠行乞與紡線帶大三個女兒。

1949年，新中國成立。馬家洲鞭炮聲震天，鄉親們勸她報個名，領份補貼，她擺手：“沒臉開口，任務沒完成。”可上海的曾山、北京的陳毅沒忘這一號人。1950年，曾山托縣委轉來第一封信：“發桂同志，留下地址。”第二封信寫得更直接：“陳毅市長請你來上海工作。”黃發桂回信婉拒，理由很簡單：文化低、孩子小。她只愿意到離家不遠的基層干活。

江西省委隨后把她安排進土改工作團。走村串戶分地契，她又找回年輕時的干勁；任務結束，她主動要求回鄉負責婦女工作。鄉親們說她是“老部長”，她笑著糾正：“現在就是普通干部。”日子清苦，院子里卻總坐滿來請教的婦女，連做豆豉都有人向她討方子。

回到1964年那個午后，曾山細看她布滿老繭的雙手，搖頭嘆氣：“你當年在瑞金是第二號代表，如今還這樣過？”說罷，他掏出五百元春節補助，又吩咐省民政廳長謝象晃：“她是紅軍干部，該給的待遇一樣不能少。”黃發桂只說一句：“組織有別的更需要照顧的人。”

17年后，她患癌住進南昌醫院。病歷費、手術費全免，醫生護士得知她的過去，自發排班陪護。1981年秋，她平靜地對女兒們說：“黨的賬本上，有我的名字就夠了。”沒多久，這位從15歲便把生命交給革命的老兵在家中合上雙眼，享年七十余載。

如今走進馬家洲，那間舊屋還在。門檻被磨得光滑，墻上掛一頂褪色的八角帽。村里人提起她，總說：“黃部長這輩子苦，可心里亮堂。要不是曾山來訪，誰知道咱這小地方住過中央委員？”歷史的洪流退去，留下的，是一顆把個人得失拋之腦后的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