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肖華初到北京，坐在車上意外瞥見一名小販：我找了你整整7年

1950年6月，北京的夏日悶熱，前門大街上塵土飛揚。汽車剛拐過箭樓，政治部副主任肖華掀開車窗簾透氣，恰在此時，一名靠墻兜售香煙的小販撞進了視線。那張面孔只一閃，他的心跳卻驟然加速。七年前那場震驚冀魯邊區的流血夜，埋在記憶最深處，再度翻卷而出。

汽車剎住。肖華帶著警衛走過去，小販還沒抬頭，熟練地遞出半包“白沙”。“老總，來兩包？”語氣諂媚。肖華低聲答了一句：“潘特，還認得我嗎？”短短十三個字，像錘頭一樣砸下，小販的膝蓋直接軟到地上。街邊行人不知緣由，只覺得酷暑里忽然吹來一股寒風。

潘特的出現，為一樁久拖未決的案子畫上句號。要弄清這七年的追緝為何艱難，得回到1943年6月30日那天。大趙村，黃驊主持軍區會議，子彈突然撕裂靜默。帶隊行兇的正是馮冠奎，槍響后他與十余名同伙橫掃會場，黃驊及七位干部殉難，四人重傷，血跡濺到土墻上久久不干。那間土屋，從此成為冀魯邊區最痛的記憶。

消息傳到115師師部，羅榮桓神情鐵青，肖華則緊握案頭那支鋼筆，筆尖被捏得變形。敵情偵破科很快鎖定幕后指向：軍區司令邢仁甫。此人出身馬家軍舊部，野心大、心眼多，早將組織視作“資本”，而黃驊恰恰是擋路巨石。邢仁甫調往延安之令一下，他便動了殺機，策動心腹密謀奪命。

行刺成功后，邢仁甫裝作“悲慟”，口口聲聲要“雪恥”。可短短半月，他已聯系獨立團長馮鼎平，誘其棄暗投明。馮鼎平差點跟著跑，卻被營長們當面勸醒，最終摁下良知底線，寫下密報火速遞往師部。抓捕方案隨即啟動，卻在畢家王文村功虧一簣：特務王愛芝三槍示警，黑夜里邢仁甫溜掉。

從那天起，肖華兜里常揣一張名單：邢仁甫、馮冠奎、潘特、陳二虎、楊錚候、劉永生、邢朝興。追兵一波接一波，名單卻遲遲劃不完。馮冠奎投靠日軍后，被毒酒送上黃泉；陳二虎落到張子良手里，進城第一步就摔進埋伏；楊錚候、邢朝興戰敗被俘；劉永生逃到廣西仍被清剿。最頑固的潘特，仿佛蒸發，留下數十條死胡同。夜半查檔案時，肖華常自言自語：“潘特去哪兒？”

值得一提的是，邢仁甫的下場同樣凄涼。1945年秋，他把冀魯邊各類布防資料一股腦奉給日軍，只換來津南偽軍司令的空頭頭銜；抗戰勝利后又向國民黨獻媚。1949年1月天津解放，他被第三野戰軍俘虜。河北鹽山萬人公審，子彈結束了叛徒的一生。可公堂上，潘特仍未現身，這成了整個案件的最后缺口。

新中國成立后，軍中舊事堆積如山，肖華手里的那張名單卻始終放在抽屜最上層。無論調到哪兒，名單跟到哪兒。很多同僚說潘特也許早已改名南逃，甚至死在亂軍中，但肖華偏不信——行刺小組里，潘特是唯一懂得偽裝的“冷面子”，活下來的機會最大。

事實證明判斷沒錯。1950年，潘特果然混進北京城，以小販身份度日。被認出來的那一刻，他想跑，卻被自己的腿出賣，只能跪在地上。簡短審訊后，部隊根據肖華提供的口供比對指紋，終結案卷。黃驊烈士血債，至此一并償清。

案件告結后，華北地區召開追悼大會，烈士遺骸移葬在鹽山南麓，四周松柏種成一片。隨后，黨中央批準羅榮桓的建議，將新海縣改名為黃驊縣，日后又升格為黃驊市。那面刻著“黃驊”兩字的青石碑屹立在城區東側，成為后人最直觀的歷史坐標。

2007年6月27日，黃驊的獨生女劉魯彬踏上家鄉土地。她并沒有想過，父親離世六十五年后還能得到萬人夾道的迎接。站在洪昌湖畔，她看著湖水發呆，突然輕聲問陪同干部：“父親喜歡這片水嗎？”對方愣了幾秒，低聲回了一句：“喜歡，他那年說過，這里像遠方的延河。”一句話隨風散在水面，劉魯彬抬手擦了擦眼角，沒有再說什么。

大趙村舊址如今已看不到當年彈痕，烈士墓旁的老柳樹卻在風里發出嘩啦聲。對于追根溯源的人來說，歷史不是紙上談兵，它是留在磚縫里的鐵銹味，也是七年追緝路上的夜半燈火。當初的名單如今已成檔案館里一卷發黃文件，可每次提到“黃驊”二字，冀魯邊的老兵仍會停下話頭，臉上寫滿敬意——那些看似微小的拼命，匯聚成后來無法抹去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