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九年二月,左宗棠挪到了乾州,隨營糧臺的賬本一送過來,他攤開一看,陜西的人口冊子,從一千三百九十五萬掉到了七百七十二萬,甘肅那邊更別提,一千五百四十萬的人就剩下四百一十萬了,他看完在后面寫了一句,說不全是殺的,跑了的,遷走的,藏起來的,占了十之六七,這算是戰后頭一份官方的人口記錄,直接就說了,不是傳言里講的都殺光了,很多人是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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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那邊更頭疼,省檔案局里現在還有本《甘結冊》,上面記著,一八六九年全省報上來的“沒主的荒地”有一千七百三十萬畝,差不多是打仗前耕地的一半,左宗棠在蘭州開了個“勸墾局”,說誰來開荒,種滿三年這地就永遠是你的,給你發執照,可第一批來領照的也就七千八百戶,開了八十三萬畝地,一家也就一百畝出頭,不是老百姓懶,是真沒牛,沒種子,連住的房子都沒了,想種也種不了。
人跟地得重新連上,左宗棠就想了個“遷回安插”的法子,把打完仗還散在山溝里的陜西回民,遷到平涼,會寧那些“荒得沒人要”的地方,跟漢人的村子得隔開二十里以上,怕再鬧起來,一八七零年的《安插回民告示》里寫得清清楚楚,每個人給五畝地,官府借你一石種子,一頭牛,牛算十二兩銀子,分三年還清就行,平涼縣的檔案里還留著那年的名冊,總共安頓了一萬零二百個陜西回民,分著住在大岔溝,曹家莊這些二十多個堡子里,堡子的墻,渠口,倉庫,都是楚軍的工程營幫忙蓋的,錢還是從福建的協餉里擠出來的。
這“安插”也不是單方面的事,一八七一年,河州馬占鰲那伙人降了,左宗棠也沒把人趕走,把他們三萬多人就地編成“撫回七旗”,地就分在洮河兩邊,三年不收稅,還跟地方官說,以后回民漢民打官司,都按一個規矩來,不許分誰是誰,這法子讓河州后面十來年都沒再出過大事,后來的人管這叫“以地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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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也得恢復,蘭州的黃河鎮遠浮橋,打仗前一天能過三百多條裝鹽,裝茶,裝煙的船,到一八六九年就剩三十條了,船家都說,回漢互相搶,這河路走不通,左宗棠就讓總兵沈玉遂派了六艘水師哨船,在河上來回護航,每條商船收一兩銀子的保護費,半年不到,過往的船就回到了一百八十艘,他又從上海關稅里撥了五萬兩銀子,在河口,西寧,寧夏開了幾個“官茶分棧”,把厘金降了三分之一,把山西,陜西的商人都給吸引回來了。
人口,土地,生意這些能穩住只是第一步,一八七三年,左宗棠在蘭州搞了個“機器局”,從廣州弄來蒸汽機,車床,還招了六十個浙江福建的工匠,學著造法國人的步槍子彈,一天能造三千顆,又開了個“織呢總局”,用甘肅的羊毛試著做呢絨,一天能出二十丈,雖然離軍隊用還差得遠,可總算讓西北這地方的鄉紳們,頭一回見著“洋機器”是咋轉的,他覺得,只有讓邊疆自己能造東西,才能少花內地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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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完仗第七年,朝廷讓各個省報一下荒地開墾了多少,陜甘兩省加起來報了四百二十萬畝,也就占了打仗前的三成,人還是少了一大半,不過在蘭州,平涼,涇陽這些集市上,已經能看到“麥子堆成山,布匹捆成垛”的景象了,左宗棠在自己寫的家信里也認了,西北這場大亂,沒三十年恢復不過來,現在能恢復一半,也算對得起皇上了,他沒把功勞都算自己頭上,說能恢復一半,靠的是“移民實邊,減厘通商,興學勸工”這三件事,還提醒后面接手的人,別覺得打下來就完事了,讓老百姓好好過日子才是最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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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你要是去平涼的四十里鋪,還能看到當年“撫回”修的堡墻,黃土墻里頭還夾著碎瓦片,斷了的犁頭,墻外面就是一片青黃相間的麥田,堡門上頭的石頭刻著“同登衽席”四個字,風吹雨淋的已經看不太清了,可這恰恰是一個時代最實在的記號,一場大亂之后,讓不同的人能在同一塊地上重新活下去,這比啥口號都難,也比啥史詩都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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