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32：穆斯林叛亂后的西北有多慘

一八六九年二月，左宗棠挪到了乾州，隨營糧臺的賬本一送過來，他攤開一看，陜西的人口冊子，從一千三百九十五萬掉到了七百七十二萬，甘肅那邊更別提，一千五百四十萬的人就剩下四百一十萬了，他看完在后面寫了一句，說不全是殺的，跑了的，遷走的，藏起來的，占了十之六七，這算是戰后頭一份官方的人口記錄，直接就說了，不是傳言里講的都殺光了，很多人是逃了。

甘肅那邊更頭疼，省檔案局里現在還有本《甘結冊》，上面記著，一八六九年全省報上來的“沒主的荒地”有一千七百三十萬畝，差不多是打仗前耕地的一半，左宗棠在蘭州開了個“勸墾局”，說誰來開荒，種滿三年這地就永遠是你的，給你發執照，可第一批來領照的也就七千八百戶，開了八十三萬畝地，一家也就一百畝出頭，不是老百姓懶，是真沒牛，沒種子，連住的房子都沒了，想種也種不了。

人跟地得重新連上，左宗棠就想了個“遷回安插”的法子，把打完仗還散在山溝里的陜西回民，遷到平涼，會寧那些“荒得沒人要”的地方，跟漢人的村子得隔開二十里以上，怕再鬧起來，一八七零年的《安插回民告示》里寫得清清楚楚，每個人給五畝地，官府借你一石種子，一頭牛，牛算十二兩銀子，分三年還清就行，平涼縣的檔案里還留著那年的名冊，總共安頓了一萬零二百個陜西回民，分著住在大岔溝，曹家莊這些二十多個堡子里，堡子的墻，渠口，倉庫，都是楚軍的工程營幫忙蓋的，錢還是從福建的協餉里擠出來的。

這“安插”也不是單方面的事，一八七一年，河州馬占鰲那伙人降了，左宗棠也沒把人趕走，把他們三萬多人就地編成“撫回七旗”，地就分在洮河兩邊，三年不收稅，還跟地方官說，以后回民漢民打官司，都按一個規矩來，不許分誰是誰，這法子讓河州后面十來年都沒再出過大事，后來的人管這叫“以地換安”。

生意也得恢復，蘭州的黃河鎮遠浮橋，打仗前一天能過三百多條裝鹽，裝茶，裝煙的船，到一八六九年就剩三十條了，船家都說，回漢互相搶，這河路走不通，左宗棠就讓總兵沈玉遂派了六艘水師哨船，在河上來回護航，每條商船收一兩銀子的保護費，半年不到，過往的船就回到了一百八十艘，他又從上海關稅里撥了五萬兩銀子，在河口，西寧，寧夏開了幾個“官茶分棧”，把厘金降了三分之一，把山西，陜西的商人都給吸引回來了。

人口，土地，生意這些能穩住只是第一步，一八七三年，左宗棠在蘭州搞了個“機器局”，從廣州弄來蒸汽機，車床，還招了六十個浙江福建的工匠，學著造法國人的步槍子彈，一天能造三千顆，又開了個“織呢總局”，用甘肅的羊毛試著做呢絨，一天能出二十丈，雖然離軍隊用還差得遠，可總算讓西北這地方的鄉紳們，頭一回見著“洋機器”是咋轉的，他覺得，只有讓邊疆自己能造東西，才能少花內地的錢。

打完仗第七年，朝廷讓各個省報一下荒地開墾了多少，陜甘兩省加起來報了四百二十萬畝，也就占了打仗前的三成，人還是少了一大半，不過在蘭州，平涼，涇陽這些集市上，已經能看到“麥子堆成山，布匹捆成垛”的景象了，左宗棠在自己寫的家信里也認了，西北這場大亂，沒三十年恢復不過來，現在能恢復一半，也算對得起皇上了，他沒把功勞都算自己頭上，說能恢復一半，靠的是“移民實邊，減厘通商，興學勸工”這三件事，還提醒后面接手的人，別覺得打下來就完事了，讓老百姓好好過日子才是最難的。

今天你要是去平涼的四十里鋪，還能看到當年“撫回”修的堡墻，黃土墻里頭還夾著碎瓦片，斷了的犁頭，墻外面就是一片青黃相間的麥田，堡門上頭的石頭刻著“同登衽席”四個字，風吹雨淋的已經看不太清了，可這恰恰是一個時代最實在的記號，一場大亂之后，讓不同的人能在同一塊地上重新活下去，這比啥口號都難，也比啥史詩都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