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經國|浮光掠影擷英華——讀程寶林《中國的異端》書摘

浮光掠影擷英華

——讀程寶林《中國的異端》書摘

程寶林先生著作《中國的異端》

最近，斷斷續續地利用7天時間，細細品讀完了程寶林先生的思想隨筆集《中國的異端》，生發了相見恨晚之感慨。

先生之大作雖名為《中國的異端》，其實并非什么“異端”，更不是什么洪水猛獸，只不過是作者在中美兩國對比生活后的獨立思考、真誠建議、善意勸告及憂憤感嘆而已，如果僅以書名就判定作者必為“異見人士”，那就大錯特錯了。先生遠隔重洋，心系祖國。赤子情懷，天地可鑒。

著作分為三部分：第一輯《我臧我否》（24篇），第二輯《我閱我評》（16篇），第三輯《我思我悟》（30篇），加上楚寒先生序《眾水不能熄滅》、作者自跋《言說及免于恐懼的自由》，共72篇、336頁。寫作時間從2000年到2011年不等，主要集中在2007年到2009年之間，其中2002年2篇，2003年2篇，2004年3篇，2005年2篇， 2007年7篇，2008年9篇，2009年22篇，2010年11篇，2011年4篇，未標明日期的10篇，2012年4月出版發行。

作品可貴之處在于：一是關愛生命。72篇文章中有30篇直接涉及生命的主題，占比高達41.7%，序和跋還不包括在內，這其中也包含了強烈的對生命、對人性、對人的尊嚴的關切。作者希望我們這個社會能夠真正把人當人看，充分尊重人的生命、人的尊嚴，承認普遍存在的人性。《“戴俊，快跑！”》肯定西安民營裝修公司老板戴俊見義勇為、勇斗搶劫歹徒的俠義豪情，同時提醒公眾：“中國社會需要見義勇為！需要，非常需要！但絕對不需要以付出生命代價而保護物質財富的所謂見義勇為。”“見義勇為固然重要，見義智為更為重要。避免和持有兇器的歹徒直接發生肢體沖突，應該是社會呼吁見義勇為時必須時刻強調的一點。可是，它被刻意地忽略了，因為中國的所謂國情，因為國人的生命價值觀。”

《天下無男乎？》剖析婚姻的本質：“婚姻是什么？婚姻是法律保障的男歡女愛，以及由此產生的一切社會的、家庭的責任和義務。如果一方并不完全具有這種使對方生理需求滿足的肉體條件，這樣的婚姻就是畸形的、變異的、非正常的。對它的任何美化都是淺薄和殘酷的。”

《是勇敢，還是愚昧？》發出質問：“為什么要鼓勵一個十六歲的孩子，冒著可能被剝奪生存權的危險，以維護財產權？”“幾十年來，我們從來沒有認真進行過’生命可貴‘、’每一個個體生命都萬分珍貴、無可替代’這樣的價值觀教育”。

《珍愛生命，請謹慎駕駛！》對比分析道：“在美國，行人過街時，比車輛擁有絕對的先行權。具體來說就是，在十字街頭，只要有行人踏上了過街橫道，即將穿過該橫道的車輛，必須完全停下來，等這個行人走上對面的人行道，才可以通行。”“美國可以造出載人飛船，我們中國也可以造出。為什么美國人可以停車等候行人過街，我們中國人卻做不到？”作者早在2010年1月4日發出的沉重呼吁，終于在今天的中國變成現實，我想作者一定十分欣慰。

二是關注法治。據初步統計，涉及法治的篇目有24篇，作者強烈呼吁建立法治社會，普通民眾樹立法治思維。《讓那告密者，醒來》指出：“只有建立公民社會、民主社會、法治社會與人權社會，這樣的自噬與互噬現象，才會變得越來越少。不齒于告密、舉報、揭發，才會成為全社會的心靈自覺。隨告密者一起醒來的，應該是整個社會。而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獨立，必須，也只能，建立在經濟獨立和人權保障的基礎之上。”

《讓那冤死者，安息！》講述，湖南湘西溆浦縣低莊公社楊和坪大隊小學公辦教師武文俊，給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寫匿名信，提出了“重新建黨建國建軍十大綱領”，被以“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罪行，于1977年1月9日被處決，年僅40歲。作者先知式地反思道（2009年4月16日）：“因思而死，為言遭誅，那個時代，雖然已經過去，卻并沒有走遠。它還隨時可能卷土重來。想想那一年，那一月，那一天，距今不過短短二十年”。

《戾氣猶自浮中國》介紹某部故事影片情節：天津高官劉青山、張子善貪污的調查報告，送到了大領導的案頭。眉頭深鎖、怒氣難抑的領導人，提筆在報告上寫道：“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作者深感憂慮：“一D之政治LX，將自己擺在了一個具體刑事案件的主審法官的位置，毛筆一揮，兩顆人頭落地，什么審判，辯護、司法程序、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一筆勾銷”。

《殺人不過頭點地》沉痛地告誡：“在無法廢除死刑的今天，我們，作為讀書人、寫作者，一定要高聲呼喊：慎殺、少殺，不得不殺的時候，才無奈殺之。只有當一個國家，不管它多么強大，在面臨剝奪一個公民的生命權的司法選擇時，也懷有戒懼之心，將殺人看作是一件天大的、艱難的事情，生活在這個國家的所有人，才會獲得真正的安全感，并進而獲得人之為人的：尊嚴。”

三是關心農民。作者從小生活在社會底層——農村，與農民有深厚的感情，作品充滿了對農村問題的思考以及對農民遭遇的同情、憤怒以及前途命運的擔憂。《洗白》講述了堂妹一家的悲慘遭遇，“她的母親，我稱為嫂娘，年輕時喪夫，在1981年前后，帶著三個女兒，嫁給了我的堂叔，生了一個活潑可愛的女兒。1991年6月2日凌晨，堂叔為了保護自己稻田里剛施過肥的水不被偷走，和兩個年輕力壯的惡鄰發生爭執，遭到毆打，扭打中’腦血管瘤破裂’去世。”“災難并沒有遠離這個不幸的農民家庭。她的姐姐，智力障礙；另一個姐姐，前些年，因為家庭瑣事引發的夫妻爭吵，飲農藥自盡。她獨自支撐著這個殘破的家庭，供養與自己同母異父的小妹，讀完大學。”

作者不僅憂心農村的物質貧困，更焦慮他們的精神貧乏。《洗白》寫堂妹：“如果說，繼父之死，緣于農民的貧窮，和人民心中的暴力崇拜心理的話，那么，妹妹之死，就是中國農民特有的對生命的輕賤和愚昧。有數據表明，中國80%的自殺發生在農村；而農村，80%的自殺者，選擇的是喝農藥。” “她對中國農民幾十年來見慣不驚、習以為常的貧窮、愚昧與野蠻的關系，以及它們與中國社會歷史變遷的關系，是否作過獨立的觀察和思考呢？它們與她所崇敬的某先生，有什么必然的、內在的聯系嗎？”“‘救救孩子‘，這是魯迅在二十世紀初喊出的口號。問題在于，我們拿什么來拯救自己？如果只有一本G修的歷史教科書，允許我們閱讀？”

作者對農民遭受的不公而憤怒不已。《無話可說》講述：“1974年6月24日，廣西玉林地區農民謝洪武，因涉嫌私藏反動傳單，被民兵關進玉林市監所。一個既無明確案由、又無犯罪事實，更無犯罪證據，從未受到審判的中國公民，被廣西地方部門拘留了二十八年零六個月”。作者憤怒地質問：“一個沒有任何案卷材料的嫌犯，這個自稱以法治國的國家，憑什么將他拘押二十八年零六個月之久，在平白無故毀了他的一生的同時，白白耗費了國家如此龐大的司法資源？”

《又見包公》指出：“中國的農民，因長期的漠視與忽略，加之歷史的因襲和包袱，存在著普遍的人口素質較低的現象，這其中就包括了千千萬萬法律意識淡薄、甚至對法律無知的’法盲‘。”“不久以前，我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讀到一則消息，報導國務院舉行專門的工作會議，研究和部署農村教育問題。報導用不無驕傲的語氣說，這是建國以來，國務院第一次召開專門的工作會議，討論農村教育問題。記者的本意，當然是凸現國家對農村的重視與關懷。不過，反過來一想，建國半個多世紀以來，國務院召開的各種工作會議，何止千萬，獨獨從來沒有召開過農村教育會議，遲至2004年才有此舉，這不是’破天荒’是什么？”

四是關切公義。作者飽含對這塊土地和人民的深情，始終關注社會熱點問題，努力追求公平正義。早年詩友張小波“因錢而左，為財而憤”，他寫公開信批評，“我想說的是，包括我在內，許多當年的詩歌界朋友，對兄很不高興，甚至，相當不屑。”

《從撞人慘景，看國人心態》講述：“中央電視臺新聞節目中，看到了一則悲慘的實況錄像：一名七十一歲的騎車老人，在北京的一條大街上，在紅燈時試圖搶道穿越馬路，被急駛而來的汽車撞得飛出老遠，當場喪命。”“而中國影響最大的電視臺，在播出這條意在提醒觀眾注重交通規則的新聞的時候，卻對于駕車人這樣明顯的、無視行人潛在穿越馬路危險的飛速駕車行為，沒有一句譴責的話，實在令人遺憾。至少，電視臺應該同樣提醒駕車人：當有行人可能穿越馬路時，一定要減速通過。”

《嚴刑峻法，未可匡天下》講述：廣州保安許霆在自動柜員機發生故障時，取款17.5萬元，后法院以盜竊罪判處其無期徒刑。作者認為，“他被判無期，是’竊鉤者誅’的當代惡例。”“在此案中，銀行的瀆職、金融管理部門的不作為，都應該受到追究。至于許霆，銀行應該向他道歉，他酌情歸還銀行的部份現金。”“我說許霆無罪，并不指他真正無罪，而是指法律無法判定他有罪。這才是令人欣慰的事情，由此，也促使金融機構，乃至國家機關，更加作為，在工作中避免出錯。我相信，庭審辯護的過程，實際上是為’可能性’辯護的過程。這個案子之所以引起爭議，是因為它本來應該具有推進中國司法‘程序正義‘的重要價值，也具有開啟民智的積極作用。”“法律的公平精神，并不體現在所有的罪錯行為，都受到懲罰，而是恰恰相反：在某些情形下，明顯的罪錯卻無法受到懲罰。這樣的法律，才是法的法律，而不是人的法律。法律有無能為力之處，公權力、政府機構有一籌莫展、干瞪眼的時候，這樣，生活在其下的公民，才能真正獲得’免于恐懼的自由‘。”

《又見包公》展望美好的公平正義未來，“我相信，總有一天，中國的司法系統，會由隨機抽選的公民陪審員判決制度，取代弊端叢生的專業法官判決制度……那時候，我們就可以驕傲地說，中國的法律，真正成了一種’一以貫之、天下皆然’的公平制度，再也不是一根橡皮筋，執政的人想繃多緊就繃多緊、執法的人想拉多長就拉多長了。”

作者寫作特點鮮明：一是眼光獨到。作者善于從無痕處捕捉蛛絲馬跡，從細微處發現大義，從淺顯處挖掘深刻道理，嗅覺十分靈敏，視角非常獨特。作者從《龍泉中學大事記》“1989年某月，受8方風波影響，師生自發上街YX一小時”這一小段話中，品出了勇氣和膽識；從人民日報高級編輯梁衡發表在《人民日報海外版》（2009年9月29日）頭版文章《叫你如何不心動》的一段話中（“心動之一是，為了今天的勝利，我們付出了太多太多的犧牲。宏觀來說抗日戰爭全國軍民犧牲3000萬人，解放戰爭只三大戰役我軍就陣亡24萬人；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3000萬人，這還不算傷殘數字”），品出微言大義。

《珍愛生命，請謹慎駕駛！》講述：“袁隆平的駕駛執照，是湖南省交通管理部門榮譽頒發的，上面還寫著：‘袁隆平院士尊駕‘字眼。”作者嚴肅地指出：“袁隆平先生培育雜交水稻，對人類作出了貢獻。但他開車，卻有可能是一個蹩腳的司機啊！”“作為一個非常尊敬袁院士的晚輩，想敦促老人家交回這本駕照，然后，親自報名參加筆試、路試。這樣一個令全人類尊敬的科學家，作守法的榜樣，該多么有意義。”

《對生命視若無睹》講述一個離奇的車禍：一天，一位司機前來公安局報案，稱在公路上發現了一具尸體，并特別強調說，公路上有一道剎車痕。警方經過曲折的調查、取證，卻發現，報案司機，其實就是肇事者。他夜間在公路上行駛，見馬路上橫臥著一個男子，但已無法及時剎車，不幸將該男子腦袋壓碎。他發現，附近正好有一道剎車痕，于是，將尸體放在剎車痕上，企圖誤導警方：留下剎車痕的那輛車，是肇事車輛。經調查發現，那道剎車痕是這樣產生：那天這名三十多歲的男子，到鄰村一戶人家喝酒，喝到午夜時分，酩酊大醉，踉踉蹌蹌地摸回家去，在穿越一條公路時，酒力發作，倒在公路上，呼呼睡去。這時，一輛汽車駛來，司機及時發現，前面路上躺著一個黑乎乎的東西，還在動彈。于是緊急剎車，在距離那個酒醉男子不遠的地方，成功避讓后揚長而去，留下一道黑黑的剎車痕跡。“某某衛視的欄目主持人，在評論此案時，只是說，奉勸交通肇事者，不要自作聰明，心存僥幸。其實，在我看來，那個本來可以救酒醉者一命的司機，才是最該受到譴責的。”“這位及時剎車、避免將酒醉者壓死的司機，將他留在公路上，任其被后來的司機壓死。一個人，午夜時分躺在漆黑的公路上，他被壓死，這是毫無疑問的事情；壓死他的車，會不會車毀人亡，就要看肇事者的命大命小了。”他完全可以“將自己汽車的緊急信號燈打開，然后，對酒醉者施以援手，只需要短短的幾分鐘。”

同一篇文章中，作者寫道：在海外熱播的電視連續劇《中國式離婚》有這樣一場戲：“婦產科診室。年輕的女士，腆著肚子，向女醫生提出引產請求。因為她回家，發現自己的男友，和一位妓女在床上。為了報復，她決定引產。女醫生：’你懷孕已經七個多月了，胎兒引下來，是活的！’年輕孕婦決絕地回答：’我要引產！’第二個鏡頭切出。孕婦的腹部，已經不再凸起。”作者悲憤地寫道：“一部上億觀眾看過、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家庭倫理電視劇，經過了編劇、導演、編輯、審片，多少雙眼睛的審查，多少部頭腦的過濾，才得以被傳上衛星，進入地球這一邊的華人家庭？沒有誰覺得，這短短的、不足一分鐘的戲，留給美國華人觀眾的印象，是自己的祖國‘TS活嬰’。”

二是情感樸素。作者心地善良、情感純樸，關心朋友同學親人發展進步，對仕途順遂的朋友提出善意勸告。《心猿意馬且歸降》講述：某同學來信，“說自己最近已調到京城一家報社，當上了副總編輯。算來，他是我們全班同學中，第二個獲得副總編輯頭銜的人。回信時，我除了祝賀外，還給他提了三點忠告：‘一、干凈賺錢，正派為官；二、少打麻將，多陪女兒；三、多和同學聚會，少在官場應酬。‘”。

對勇于追求真理、播撒陽光、推動社會進步的人士，作者表達崇高敬意。《拒降》寫道：“向萬里之外，那些恪守讀書人本色，不求官，不求財，但求’知’與’真’的寫作者與書愛家，表達我發自內心的敬意。不為三尺冠所變，不為五斗米折腰，在充滿戾氣的社會里，播灑人文、人道與人性的種子；在追求感官享樂的時代，鼓吹心靈的解放與靈魂的飛升。他們是對凱撒大帝說：「請走開，你擋住了我的陽光！」的人。”

對于心心戀戀的祖國，作者充滿關切、期盼和信心。自跋寫道：“我將這本書，獻給中國，我的同齡作家和詩人中，那些勇敢的言說者，那些不屑于‘競走權門‘的獨立知識分子。和他們相比，我不僅思想膚淺，而且，行為怯懦”“我所有的這類文字，都是在一個我堅信不疑的語境下寫出的。這個語境就是：中國正在取得前所未有的進步。中國的現代化，包括思想與價值觀的現代化，正帶著越聚越大的動能，向與普世價值融合的方向前進。”

三是寬人苛已。作者對于苦難和弱勢群體充滿理解和同情，對于自己則嚴格要求甚至于苛責。《甘肅來的母親》講述：來自甘肅偏遠小城的年輕母親曹蕊，得到紐約一家基金會的幫助，帶著先天性心臟病女兒來到紐約求醫。誰知原來承諾幫助的基金會因為“911”的影響，已經停止運作，身上僅有兩千美元的母女倆陷入困境。經當地媒體報道后，民間宗教團體和善心人士慷慨解囊。“在短短的時間里，數千人參與捐助，灣區各界人士和商家、團體，捐出了四十多萬美元，終于為這個小女孩籌集到了足夠的手術費用。”“當我在電視訪談節目中，聽到小柯歆的歡笑時，我其實內心是慚愧的：在這由大家所籌集的四十多萬美元中，沒有我的一分錢。這使得我有點像是偷竊了別人歡樂的人。前些日子，從報紙上看到求助的報導，我特意將那張報紙留了下來，原本準備根據自己的收入水平，開一張金額不大的支票寄去，盡我的一點心意。可是，隨手留下的報紙，卻又不小心弄丟了，加上自己近來剛剛上學讀書，功課緊張，也就沒有刻意去打聽，心想，反正救助他人，也不缺少我一個，何況我以前也多次捐助過他人。這樣一想，內心的不安減少了許多，漸漸地，梗在心里的這件事，也就淡忘了。正是這種想法，使我感到格外慚愧。捫心自審，以上的’報紙弄丟了、地址不詳’等說辭，只是掩飾慚愧的借口而已，說到底，顯出的不過是魯迅先生所深刻揭露的那種皮袍下的‘小‘字。”

對于自己無意之失，可能給人造成侵害，作者懊悔、反省、自責。《讓那告密者，醒來》講述：那場風波后不久，涉世未深、毫不設防的他在原單位上司誘導下，說出了某詩歌作者的單位。原來這位朋友的一篇文章出了問題，上面正要調查處理。為此，作者自責道：“他后來受到了怎樣的處罰？他的命運如何？我完全不知道……很可能是我的一句無心之言，導致了他這株小荷，被一雙無情的、粗暴的、蠻橫的大手，輕輕地折斷了。”“有時候，我也會為自己開脫：這位作者，使用的是真實姓名……幾乎不費力氣，就可以查找出他供職的單位。我只不過是在來此公干時，遭人誘導，隨口’供出’了這個詩歌同道而已。但是，開脫只是為了減輕內心的愧疚，而愧疚是如此的真實而持久。”

四是理性平和。對于社會沖突、責權罪罰對等、人車矛盾等問題，作者分析和建議理性平和。《在舊金山看奧運圣火傳遞》說：“舊金山的市長，憑他的數千警力，完全可以掃平奧運圣火傳遞中可能發生的任何騷亂和沖突。但他寧肯選擇‘惹不起、躲得起‘的策略，不求光彩，但求平安，不傷及、不禍及任何觀眾，讓對峙的雙方和平收場。這是智慧和胸襟。這是了不起的韜略。這是以人為本。”

《是什么讓人變成野獸？》提出：“對于以財產為目的的犯罪，我主張不必重刑，而是以防范與制度制約為主。但對于人身傷害，要用重刑。如果打人一耳光，被精神索賠數萬乃至數十萬，讓打人者傾家蕩產，中國人就不會那么喜歡打人耳光了。”

《知識分子民粹化，并不可取》寫道：“因為中國，終究不是中世紀，不是叢林。它畢竟還是一個現代國家。在鄧玉嬌身上，賦予政治寓意和象征性，對她并不一定公平。知識分子犬儒化，當狗，乖巧的哈吧狗、炫目的金絲犬，為我所不齒。知識分子民粹化，當狼，嗷嗷叫的狼，躲在海外，將中國社會一切的不公、不義、不平，皆歸某某海，同樣為我所不認可。知識分子的價值，在于對情緒失控的社會，發出理性的聲音。眾聲喧嘩中，有冷靜的聲音。”

《珍愛生命，請謹慎駕駛！》呼吁：“提高國人的現代文明素質，這是一項異常艱巨的任務。這是遠比任何政治教育和灌輸都要重要得多的教育，因為，它直接關系到生命，不僅關系到生命的安全，更關系到生命的價值、質量和尊嚴。”“呵護生命，從今天開始，從我開始，從開車時，保守、謹慎開車開始。這樣，何蕾這樣的悲劇就會大大減少。”

總之，《中國的異端》是一部態度溫和、充滿熱情理性的優秀著作，是一本適合青少年閱讀的良好啟蒙讀物，是一件推動中國社會全面進步的有力思想武器，也承載著作者對于祖國現代化轉型的熱切期盼和堅定信心。

2026年1月19日于廣州

旅美詩人程寶林

【程寶林簡介】程寶林，湖北荊門市人，先后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和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英語創作系，獲英語藝術碩士(MFA)學位，現已從美國加州某聯邦外語學院退休。中國大陸八十年代“學院詩歌運動”主要代表詩人之一，著有英文詩集LI PO'S CLOTH SHOES、英漢對照詩集《紙的鋒刃》；散文集《故土蒼茫》、《一個農民兒子的村莊實》、《托福中國》、《大地的酒漿》、《父母的歌》；思想隨筆集《洗白》、讀書隨筆集《負笈美利堅》，長篇小說《美國戲臺》等二十三部。作品收入一百多部選集，已譯為英文，日文，越南文等多國文字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