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媒發聲：美國這次太大膽了

文︱陸棄

不久前，日本主流媒體罕見以近乎震驚的語氣評論美國的外交走向，直言“這是二戰后首次如此明目張膽”。這一判斷，并非出自對某一次政策失誤的情緒反應，而是源于一系列連貫事件所勾勒出的整體圖景：美國對委內瑞拉的軍事介入、對他國主權的公開蔑視、對國際法的輕率否定，以及對盟友關系的工具化處理。這些行為并非彼此孤立，而是指向一個更為深層的問題——冷戰后由美國主導建立的國際秩序，正在被美國自身親手拆解。問題不再是美國是否還愿意承擔“秩序維護者”的角色，而是它是否正在主動推動一種以強權取代規則的新型國際邏輯。

委內瑞拉事件成為這一轉向最刺眼的注腳。美軍進入一個主權國家，限制其總統的人身自由，甚至公開宣稱“由美國管理”，在任何一個尊重國際法的語境中，這都是難以辯護的行為。主權原則并非抽象的道德口號，而是現代國際體系賴以運轉的基礎假設。一旦這一原則被公然突破，所有國家都將處于潛在的不安全狀態。日本媒體之所以“看不下去”，并不只是因為事件本身的激烈，而在于它觸及了一個長期被視為共識的底線：即便在最激烈的地緣政治博弈中，規則仍應約束強者。

然而，在第二屆特朗普政府的敘事中，規則本身被重新定義為一種負擔。所謂“唐羅主義”并非系統化的理論，卻呈現出清晰的權力邏輯：世界被劃分為勢力范圍，西半球被視為美國的“專屬空間”，其他大國的影響力被視為天然的入侵。這種思路并不新鮮，它更像是十九世紀地緣政治觀念的回潮，只是披上了“國家安全”的現代外衣。不同之處在于，它被公開宣示，被反復強調，甚至被當作政策合理性的核心依據。

這一邏輯的危險之處，在于它并不止步于對“對手”的強硬。丹麥的格陵蘭問題，清晰展示了其外溢效應。當一個北約盟友的自治領地被公開討論為潛在的“收購”對象，甚至不排除軍事手段，同盟關系本身就被降格為交易關系。所謂共同價值觀，在資源與地緣利益面前迅速失色。對歐洲而言，這不僅是外交摩擦，更是一種戰略警示：如果規則無法保護盟友，那么盟友身份本身也就失去了確定性。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強權邏輯并非僅停留在政策層面，而是被上升為一種公開的世界觀宣示。從“國際合作是一種幻覺”，到“不需要國際法”，這些言論并非隨口之言，而是對規則型秩序的系統性否定。二戰后的國際體系，正是建立在對這種否定的反思之上。聯合國、國際法、多邊機制，都是為了防止權力不受約束而設計的制度安排。當這些安排被視為阻礙而非保障，國際政治便不可避免地滑向弱肉強食的狀態。

這種轉向的后果，并不會只由弱小國家承擔。如果世界重新被劃分為勢力范圍，小國出于生存本能勢必加緊軍備，核擴散的誘因將顯著上升。與此同時，大國對勢力范圍之外的沖突與人道主義危機將缺乏動力介入，國際公共品供給進一步萎縮。秩序的碎片化，不會帶來穩定的多極平衡，而更可能制造長期的不確定性與沖突風險。

從歷史經驗看，強權秩序往往具有自我反噬的特征。它短期內或許能帶來效率與控制感，卻會在中長期積累不信任與對抗。美國曾是規則秩序的最大受益者：開放的貿易體系、穩定的金融架構、可預期的安全環境，為其全球影響力提供了堅實基礎。當這些規則被削弱，美國并不會置身事外，而是同樣暴露在一個更加動蕩的世界中。

日本媒體的警告，實際上反映了一種更廣泛的焦慮。對于依賴規則、市場與同盟體系的國家而言，國際秩序的退化并非抽象風險，而是切身威脅。它關乎貿易安全、能源通道、地區穩定，也關乎戰爭與和平的邊界是否仍然存在。當“實力即正義”被重新包裝為政策原則，所有國家都不得不重新評估自身的安全環境。

或許，真正值得追問的問題并不是美國是否“變了”，而是國際社會是否已經準備好應對這種變化。規則并不會自動存續，它需要被不斷捍衛、更新與實踐。如果規則型秩序的維護者選擇退場，世界并不會回到一個中性的真空狀態，而是迅速被更原始的權力邏輯填滿。在這一過程中，沒有真正的旁觀者。強權的誘惑或許短暫而直接，但其代價，往往在更長的時間尺度上顯現。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今天對規則的放棄，可能正是未來不安全的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