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宣布，巨大爭議來了

文︱陸棄

1月19日傍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宣布，將于1月23日解散眾議院，并提前舉行大選。距離上一屆眾議院選舉僅過去一年三個月，這一決定本身已足夠罕見；更引發震動的，是從解散到投票僅16天，刷新了戰后日本選舉周期的最短紀錄。幾乎在記者會結束的同時，抗議人群聚集在國會周邊，反對聲浪迅速擴散至政黨、媒體與學界。表面上看，這是一場關于“是否應該此時解散”的政治爭論；更深層的問題，則指向日本政治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失衡：當首相的憲制權力遭遇議會少數格局與經濟壓力，解散國會究竟是民主機制的正當運作，還是權力困境下的風險轉移？

高市給出的理由并不復雜。她強調，自民黨在眾參兩院均未過半，執政基礎脆弱，若要推進新的經濟與財政政策，并與聯合執政伙伴日本維新會更順暢地協調，有必要通過選舉重新“問信于民”。這一邏輯在日本政治史上并不陌生。解散權原本就被設計為首相在政治僵局中重新整合合法性的工具。然而，問題在于背景已然發生變化。日本正處于高物價、低增長、財政緊約束的疊加階段，2025年度預算尚未完成審議，補充預算執行仍在途中。此時制造一個極短周期的大選窗口，不僅壓縮了在野黨與選民的討論空間，也在客觀上暫停了政策制定的連續性。

在野黨的批評因此并非單純的政黨對立。立憲民主黨、公明黨、國民民主黨乃至日本共產黨、社會民主黨的表態雖各有側重，卻集中指向同一問題：民生議題被置于權力運作之后。高物價對策、收入停滯、財政赤字，這些問題需要的是持續審議與制度回應，而非政治動員。尤其是在日本選舉制度高度依賴組織動員、地方網絡與既有支持盤的現實下，短周期選舉更有利于執政黨而非公共討論，這也加深了“解散權被策略性使用”的質疑。

理解這一決定，不能脫離高市政權自身的處境。作為一位立場鮮明、政策主張偏向強硬路線的首相，高市在黨內并未形成穩固共識。自民黨長期以來依靠派閥平衡維系穩定，而高市的領導風格與政策取向，使這種平衡更為脆弱。在議會中未過半的現實下，任何重大政策都需反復妥協。解散眾議院，既是試圖打破這種掣肘，也是一種風險極高的政治豪賭：若選舉結果不利，權威將被迅速削弱，執政合法性反而更加動搖。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場解散發生在日本政黨格局重組的臨界點。立憲民主黨與公明黨聯合發布“中道改革聯合”綱領，意在整合分散的反對力量。這一動向并不意味著短期內足以挑戰自民黨主導地位，卻反映出一個長期趨勢：傳統左右對立正在被“治理能力”與“制度改革”敘事所取代。高市選擇此時解散，某種程度上也是在阻斷這一整合進程，用時間壓力迫使選舉回到熟悉的動員邏輯之中。

從制度角度看，日本憲政并未禁止頻繁解散，問題在于政治文化的邊界。解散權若被反復用于內部整合或危機規避，其合法性便會逐漸被侵蝕。選舉不再是公共選擇的高潮，而成為政治策略的一環，最終損耗的是選民的信任。抗議者所說的“政治空白”，并非指政府不存在，而是指政策責任在選舉動員中被懸置。

這也解釋了為何爭議如此集中而激烈。它并非圍繞某一具體政策，而是圍繞政治優先級的排序：在經濟壓力持續、社會風險累積的時刻，權力是否仍應保持自我克制？解散眾議院當然是首相的法定權力，但權力的合法性，從來不只來自條文，更來自使用時的節制。

未來數周的選舉結果，將決定高市是否能通過這一選擇重塑權威。但無論結果如何，日本政治已經被推入一個更為緊張的階段。頻繁解散無法替代制度改革，短期授權也無法消解長期結構問題。當政治不斷訴諸選舉來解決自身困境時，真正需要回答的，或許不是“誰能贏”，而是“這種方式還能被社會接受多久”。在這一點上，這場爭議的意義，可能遠遠超出一次提前大選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