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特雷斯：聯合國安理會“已不再代表世界”，并且是“無效的”

安理會原本是用來壓住沖突升級的地方，現在卻經常在關鍵時刻卡殼，烏克蘭問題、巴以沖突一上桌，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就變成了“暫停鍵”，很多國家把訴求遞上去，最后往往被幾張票直接攔下。

去年圍繞加沙局勢，安理會開了多次會議，停火相關文本多次推進不動，其中相當一部分原因是美國的反對立場讓結果難以落地，越是緊急的危機，越能看出這個機制的反應速度和執行能力已經跟不上了。

更麻煩的是，規則不僅不好用，還出現了“說規則的人先不守規則”的情況，美國過去是戰后國際體系的重要搭建者，但近些年為了國內政治和所謂“優先順序”，對多邊機制的態度越來越隨意。

退出《巴黎協定》、在疫情期間與世界衛生組織撕扯、阻攔世貿組織上訴機構法官任命導致爭端裁決體系癱掉，這些動作疊在一起，等于告訴各國：制度可以當工具，用得上就用，用不上就放一邊。

紅海安全議題上，美國又拉著一些國家另起爐灶搞護航安排，繞開安理會走自己的路線，這種做法進一步削弱了安理會的權威感。

當主導者都在“拆舊房”，世界結構又在快速變形，矛盾自然越積越厚，冷戰結束后，美國一度把自己當作唯一的中心，認為國際秩序應該圍著它轉。

但這套想法頂不住現實變化。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的經濟體量和國際影響力發生了結構性躍升，印度、巴西、南非等國家的存在感也大幅提高，新興經濟體合起來在全球經濟里的分量越來越重。

問題是，安理會的座位表基本停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代表性明顯跟不上，非洲國家數量多，但在安理會的席位和話語權長期偏少；拉美國家同樣缺乏與體量匹配的位置。世界已經換了隊形，但裁判席還按舊名單排座，這種落差不可能不引發不滿。

經濟賬也越來越難算。上一輪全球化讓少數金融中心賺得很舒服，卻把制造業外移、債務壓力、貧富差距等問題擴散到更多地區。

金融危機之后，全球分配問題更突出，很多發展中國家背上沉重債務，感覺自己在舊規則里很難翻身，于是，各種“另開一條路”的嘗試開始加速：東盟主導的區域合作不斷加深，中日韓與東盟貿易聯系更緊；“一帶一路”推動沿線互聯互通；金磚機制擴員后，體量更大、議題更廣。

這些動作不是口頭抱怨，而是在實際搭建平行的合作框架，用新的合作方式減少對單一體系的依賴。

與此同時，競爭正在從傳統戰場轉向更隱蔽、也更狠的層面，科技領域的“卡脖子”手段越來越公開。美國對先進芯片和相關設備的出口限制持續加碼，并推動盟友配合，目的很明確，就是把關鍵技術門檻抬到別人夠不著的位置。

太空領域同樣如此，低軌衛星布局快速擴張，誰掌握了網絡和軌道資源，誰就多一層優勢，更直接的是，在太空軍控這類議題上，美國對參與規則討論的興趣并不穩定，領先者不愿被約束的態度，也在放大外界的不安。

再往深處看，是價值觀和治理模式的摩擦在升級。西方長期把自己的制度標準當作默認答案，在援助、融資、合作中附加各種條件，發展中國家越來越不愿意照單全收。

伊斯蘭合作組織推動獨立融資安排，拉美國家討論“南方數字貨幣”，這些都反映出一個趨勢：很多國家開始把“自己定規則”當作選項，而不是永遠做跟隨者。

所以，安理會今天的失靈，不是單點故障，而是權力結構變化、規則失信、利益分配失衡疊加后的集中表現。

舊秩序的承重墻在松動，新秩序又沒有成型，現實就會呈現出一種拉扯狀態：一邊是G7談“去風險”，另一邊不少成員國對華貿易仍在增長；一邊是金磚做大盤子，另一邊內部也存在各自的算盤。

未來十年甚至更久，可能都不會是單線條的“誰取代誰”，而是多條路線并行、邊走邊改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