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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費孝通先生在一起
什么是“文化自覺”?
曲 潤 海
我知道費孝通先生較早,但相見很晚。我到中國藝術研究院工作以后,邀請費孝通先生去做學術報告,他欣然答應。他的話不能全聽懂,就請在座的方李莉翻譯。之后這篇報告全文發表,再看,是一篇很完整的論文。
他那平易如談家常,卻內容豐富、思想深刻的文風,令人十分佩服。后來我到了我們炎黃文化研究會,接觸多了起來,他那書生意氣、文人膽識、坦蕩襟懷、學者風范的人生品格,更加令人敬仰。他不辭辛勞的實踐精神,使他每事必親歷考察,養成了動的習慣。動則活,動則思,動則新,“年既老而不衰”。
費孝通先生像一尊大佛。他“自覺”,又能啟發他人“自覺”。他的思想財富是“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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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先生贈書并簽名
“文化自覺”已經寫進共產黨的中央文件里,“文化自覺”不是一個直截了當的政治口號,也不僅僅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提高自覺性、主動性或者主觀能動性。更不可把“文化自覺”當成套話,掛在口頭上。
這個概念是著名社會學人類學家北京大學教授,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第二任會長費孝通先生1997年在北京大學提出來的。
他說,提出“文化自覺”,目的是想總結一下,人類發展到現在,已開始要知道我們各民族的文化是哪里來的?怎樣形成的?它的實質是什么?它將把人類帶到哪里去?
他說,不少人對怎樣在“傳統”和“現代化”之間找到接榫之處感興趣,說明文化不僅僅是“除舊開新”,而且也是“推陳出新”或“溫故知新”。
“現代化”一方面突破了“傳統”,另一方面也同時繼續并更新了“傳統”。他提出,“首先對于自己的鄉土文化要有所認識,認識不是為了保守它,重要的是為了改造它,正所謂推陳出新。”
他完整地闡釋“文化自覺”的意義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的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發展的趨向,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 “……因此我們一方面要承認我們中國文化里邊有好東西,進一步用現代科學的方法研究我們的歷史,以完成我們‘文化自覺’的使命,努力創造現代的中華文化。另一方面了解和認識世界上其他人的文化,學會解決處理文化接觸的問題,為全人類的明天做出貢獻。”(以上引文見費孝通《關于“文化自覺”的一些自白》)
與“文化自覺”相關的另一個人文命題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見費孝通《經濟全球化和中國“三級兩跳”中的文化思考》)他認為在經濟的全球化格局下,人類社會在政治、文化、意識形態和生活習俗方面還是多元的。就是說,各種文化應該相互承認,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寬容。這實際上也就是孔子所主張的“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孔子的原話(《論語·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費老“用現代語言更明確地表達出來”。他說:“‘和而不同’這一古老的觀念仍然具有強大的活力,仍然可以成為現代社會發展的一項準則和一個目標。承認不同,但是要“和”,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條道路,否則就要出現紛爭。如果只強調“同”而不講求“和”,紛爭到極端狀態,那只能是毀滅。所以說,‘和而不同’是人類共同生存的基本條件。”
費老是在總結歷史、觀察世界的基礎上,提出文化自覺的命題,提出未來中國未來世界社會文化發展的走向。我們不妨也遵循文化自覺的思路,看一看戲曲文化的歷史及其特色,這對我們戲曲藝術教育、戲曲藝術的發展繁榮有所啟示。
我們要有自知之明,要數一數家珍,盤點一下有些什么人才,有些什么教學劇目,有些什么唱腔音樂,有些什么裝扮、臉譜,有些什么規制、講究,來確定我們的藝術教育。
要十分明確,戲曲藝術要發展繁榮,只有一個層次的演員是不夠的,要夯實基礎,要出類拔萃。每個層次都要有一個大小不等的群體,才好出類拔萃。
只有演員還不夠,還要有創作、理論研究、管理人才。而創作人才也不僅僅是編劇,導演、音樂、舞臺美術哪一方面都不能少。
在這方面,辦職業學院比起過去單一的中專來,條件顯然要優越一些。這個環節現在尤其要抓住。如果成了職業學院,培養的對象還僅僅是中專程度的演員,那辦這個學院的意義就不大了。
現在一些地方在藝術創作上成效不大,關鍵是缺乏創作人員,而不是演員。輕視創作人才的培養、保護,要吃大虧。當然,要培養高檔次的創作人員,職業學院的教育顯然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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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費孝通先生在中國藝術研究院(恭王府)
現在一些地方采取走出去請進來的辦法,與中國戲曲學院、中央戲劇學院等藝術高校合作或委托培養,是一條可走的途徑。這也類似藝術創作上“墻里開花墻外香” “外來和尚好念經”的現象,不可忽視。這和“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瞎話不同。這里的前提是,你想要有人才,但是暫時還沒有,經過合作或委托培養使你有了,和那種不要人才卻要用人才的幻想,根本不是一回事。
在培養藝術人才上,地方黨委、政府,特別是宣傳文化主管部門,要下血本!這是貨真價實的的文化自覺!
曲潤海寫于2013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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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男,出生于江蘇吳江,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博士,是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社會活動家,曾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北京大學教授等。
費孝通曾就讀于蘇州振華女校、東吳大學附屬一中。1924年,開始發表文章。1928年,進入東吳大學醫預科學習。1930年,轉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學習,畢業后參加鄉村建設。后考入清華大學社會學及人類學系。1935年,赴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留學。1938年至1946年,任云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1942年,加入民盟,歷任民盟中央委員等職。1942年至1943年,訪美期間出版《云南三村》。1947年,到清華大學任教,后歷任清華大學教授、校務委員會委員等職。1952年至1957年,任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1972年,合作翻譯《世界史》。1978年后,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長、社會學研究所所長等職。1979年,主持社會學學科重建工作。1987年,創辦中國社會與發展研究中心,后任民盟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名譽主席。1999年至2004年,出版《費孝通文集》(16卷本)。2005年4月24日22時38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
費孝通是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創始人,把領導工作與學術研究、社會活動結合,代表作有《江村經濟》《鄉土中國》等,曾獲馬林諾斯基紀念獎、英國皇家人類學會赫胥黎紀念獎章等,并獲英國倫敦經濟政治學院授予榮譽院士等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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