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深冬的南京城冷得透骨。汽車剛駛進軍區大院,七十歲的李赤然拄著拐杖下車,抖了抖呢子大衣上的雪花。他此行只有一個目的:向組織說明待遇多年未落實的窘況。
距今往前推九年,1966年夏初,他還是南京軍區空軍副政委。那場黨委擴大會上,他花了整整三個鐘頭,從戰備訓練談到后勤保障,句句擲地。與會者記得清楚,會后氣氛驟然緊繃,此后風向急轉,政治風暴裹挾而來。
沒多久,撤職通知送到醫院病房。昔日的少將只能靠每月區區數十元生活費度日,家屬還要輪流借米。那段時間,老戰友偶爾探望,只能低聲問一句:“還能扛得住嗎?”李赤然卻搖頭苦笑,“抗日都走過來了,這點不算什么。”
1975年以后,形勢漸有回暖。中央幾份文件明確提出為受沖擊干部落實政策,可到地方層面,落實進度卻像冬天的河面,表面解凍、暗處仍冰。李赤然的手續在南京軍區空軍卡了半年,無人過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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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2月,中央再次下發通知,要求徹底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正是在這股東風推動下,李赤然才帶著已經泛黃的檔案,踏上了從西安到南京的列車。六天后,申請報告擺在空軍司令部辦公桌上。
事情卻沒按他期待的方向推進。負責批示的司令員翻了翻材料,甩下那句“這些老家伙平反了還不滿足”,便將文件擱置一旁。話傳出去,機關里議論四起:少將要飯,怎么還有錯?
值得一提的是,李赤然并非固執己見之人。1934年他初入紅軍,連槍都握不穩,戰士們竊竊私語:“書生能帶兵?”他偏偏不服氣,白天行軍晚上練槍,三月間百發百中。從此,西北紅軍多了個說話擲地有聲的“李大炮”。
1940年秋,陜北遭匪患。周恩來在黃龍山一帶差點遇險,臨危受命的李赤然率三個連奔襲百里。雪夜行軍,沒人敢點火做飯,他卻一句“餓著也得趕”,連夜攻山口,拔寨擒匪首,一戰成名。
抗戰勝利后,他在關中分區當團政委。西府戰役最艱難的夜晚,他親自抱著機槍爬上破墻,從火網中指揮突擊,硬生生撕開缺口。戰后清點,團里過半是新兵,卻沒一個臨陣脫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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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授銜時,周總理看著他胸口那一排功勛章,打趣:“赤然同志,你的勛章比你的體重還重吧。”那一年,他僅四十一歲,就躋身共和國開國將帥之列。
然而功勞簿不能抵御歲月與挫折。失去職務的九年里,他以“地方干部”身份漂泊西安、咸陽、蘭州,多次申請無果。有人勸他低調等待,他卻堅持原則:應當按政策辦事,不是為個人,而是為制度。
1981年春,空軍黨委派員赴蘭州核查。調查組發現,李赤然從未領取過本應屬于副軍級的薪金,醫療報銷也長期拖欠。報告上呈空軍司令部后,批示言簡意賅:“立即補發,妥善安置。”
同年9月,南京軍區空軍再次下文,確認李赤然離休,待遇按大軍區副職執行。積欠九年的工資一次性補發。老戰士領到那厚厚一摞鈔票,沉默良久,只說了兩個字:“交公。”轉身捐給了正在籌建的陜西航天航空展覽館。
有意思的是,消息傳到南京,曾說風涼話的那位司令員悄然調離。部下議論紛紛,卻無人再提當年的冷言。李赤然對此不置可否,他更在意的是如何把自己半生的戰斗經歷講給年輕飛行員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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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至1995年,他足跡遍布西北十余個軍工廠和高校。“空中防御,不能只靠飛機,還得靠人對初心的守望。”講臺上的他聲音已沙啞,卻仍堅持站著演講。學生們記得最深的是那雙被歲月磨出的老繭手指,指向機翼模型時依舊穩如當年戰場上的步槍。
1990年代初,陜西省航空聯誼會籌建。邀請函送到西安干休所,他笑言:“不如讓我當個掛名的吧,別耽誤年輕人。”結果推舉現場全票通過,眾人起身鼓掌,逼他走到前臺接過聘書。
他閑不下來。省內需要老兵顧問的活動,總能看到那個略彎的背影。有人統計,他先后在軍隊和地方作報告百余場,每一次上臺前都要把稿子手抄再念一遍,只為確認一個數字也不出錯。
2006年6月4日凌晨,李赤然因病在西安去世,享年九十二歲。靈堂中央,一張英武的黑白照片下鋪滿康乃馨。悼詞簡短,概括了他七十年的軍旅,但老部下更難忘的是他常掛嘴邊的一句話:“人這一輩子,最怕虧欠良心。”
他未曾虧欠戰場的槍火,卻差點被現實拖垮。從地下斗爭到碧空歲月,再到晚年的奔走呼吁,李赤然的履歷像一部濃縮的共和國編年史。那些熟悉他的人都清楚:當年的“老家伙”之所以敢敲門討薪,不是貪圖個人安逸,而是相信制度終會還他一個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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