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后，難道不怕蔣介石反悔？偉人比喻：就和趕毛驢上山一樣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凌晨，天安門廣場的禮炮尚未裝填完畢，周恩來在燈下迅速瀏覽典禮流程時，忽地向身旁工作人員談起一件舊事：“十三年前的西安，如果咱們一沖動，今天可就沒這場典禮了。”這突兀的感慨，讓忙碌的年輕人頓住了手。西安事變如何從“兵諫”變成“逼蔣抗日”，又為何敢放虎歸山，成為此刻仍縈繞在元勛心頭的往事。

回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拂曉，灞河結著薄冰，蔣介石在騾馬店下榻的官邸里倉皇向驪山口逃去；與此同時，整個西安突然斷電。城市陷入黑暗，卻孕育著決定中國命運的急劇更迭。東北軍、十七路軍聯合行動，蔣被扣押，這就是震動中外的西安事變。

消息傳到保安（延安前稱）已是中午。王家坪里，警衛連剛點完名，電報機便“嗒嗒”響起。翻譯信號的電臺員抬頭一句：“委員長失蹤。”毛澤東、張聞天、朱德圍攏過來，先是相視一笑，隨即陷入長久的沉默。十年血戰，紅軍對蔣的感受談不上寬容；然而笑容背后，反倒是更棘手的抉擇。

那一夜，窯洞的煤油燈亮到天明。幾張被煙火燻黃的地圖鋪在炕上：一張標注著日軍駐守的大沽口，一張標注著國軍正面各路番號。蔣生死未卜，華北戰云密布。若殺蔣，南京的“中央軍”傾巢而出，西北各省瞬間成焦土；若留蔣，對數萬紅軍官兵、對白區同志的冤血又如何交代？每個人都明白，這已不僅是復仇或寬恕，而是民族存亡的賭注。

第二天下午，張學良派劉鼎來電求助。電報里七個字——“望迅派人共商”——像一陣冷風把窯洞里的煙味全都吹散。周恩來主動請纓。毛澤東點頭，用極低的聲音說：“和他談，記住兩條，救國第一，聯共第二。”說到聯共，他頓了頓，“也得讓老蔣自己說出來。”

十二月十七日清晨，周恩來抵達西安南郊機場。一架挪威制的“北歐”小飛機在灰塵中停穩，張學良先一步迎上，握手時低聲念叨一句：“周副主席，辛苦。”周恩來含笑答：“事關大局，再遠也得來。”隨行還有一只沉甸甸的公文包，其實塞滿了中央“六電”指令——字字句句都在權衡殺與放的利弊。

兩位少帥與總理的會談足足持續九個小時，茶涼了又續。張學良先坦誠：“原想逼他答應抗日，不料一夜之間鬧大。”周恩來擲地有聲：“蔣是萬人之上，殺他容易，難的是往后如何收場。只要他肯停內戰，那才有全民族的活路。”短暫沉默后，張學良最終點頭：“那就逼他答應。”

與此同時，南京正密謀“三路出擊”。何應欽拍桌怒吼：“兩個叛軍，速剿！”宋美齡從上海連夜趕京，苦勸國府元老：“妄動西北，正中日人下懷。”她隨后邀請澳大利亞特使端納飛抵西安，以“外人中立”身份為蔣求情。當天下午，端納在臨潼兵諫公署見到蔣介石，蔣的第一句話卻是：“事到如今，誰能保我？”端納無言，只能答以苦笑。

外部因素更復雜：東京《朝日新聞》指認“背后有莫斯科黑手”，蘇聯《真理報》回擊“日寇慣用離間計”。斯大林電示共產國際：“中國若無統一指揮，抗日無從談起。”毛澤東收到轉電，眉頭微皺，卻并未受制于人。他給周恩來回電十六字：“促蔣抗日，打破內戰，民族利益，壓倒一切。”

二十一日夜，張學良陪同周恩來到華清池與蔣再次面談。蔣披著呢大衣，神情疲憊。燈下，他低聲說：“抗日，我答應；共、國合作，容我回南京后處置。”周恩來側身把冒著汽的茶盞推過去：“委員長既有抗日之志，大家共同期待行動。”短短一席話，既保留余地，也暗藏警示。事后，張學良告誡蔣：“兄長若反口，我沒命也拉你。”蔣沉默良久，只說：“學良，回去吧。”

消息連夜飛抵保安。毛澤東捋起衣袖寫下批復：“蔣既承諾，則暫保安全；若再舉內戰，全黨共擊之。”末了，他向身邊參謀做了那句形象比喻：“趕毛驢上山，先拉后推，再舉棍子，但得防它踢人。”語氣平淡，卻涵蓋警告與韜略。

一九三七年二月，蔣介石在廬山召開軍政會議，正式宣布“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轉向。國共雙方代表同坐禮堂，雖然仍暗波涌動，卻已朝向全民族抗戰邁出關鍵一步。西安事變最終以“不殺、不審、釋放”收場，表面看似妥協，卻在實質上遏止了內戰、打開了抗戰大門。幾年后，八年烽火硝煙，正印證當日抉擇的分量。

放蔣，是險棋，也是唯一可行的棋。倘若當時圖一時快意，國民政府群龍無首，親日派趁機奪權，華北局勢只會更慘。蔣介石縱有心再起干戈，也必須先面對共同的日本侵略；一旦他背信棄義，東北軍與延安可立即再度聯手，所失者不過一個已喪民心的政權罷了。換言之，用一個尚存利用價值的對手，換來全國抗戰的大格局，收益遠大于風險。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來離開西安時，機場跑道旁站著楊虎城。他敬了個軍禮，大聲說：“愿與中共共赴國難。”而在幾十年后，楊將軍卻因不肯低頭被囚重慶歌樂山，令人唏噓。西安事變如同一面鏡子，映出了各方人物的格局與抉擇，也映出了時代的殘酷。

回到一九四九年的北京，禮炮聲終于轟然響起。城樓上，毛澤東與周恩來相視而笑。那段“拉、推、提防踢”的往事，無需多言，盡在心中。歷史的車輪從驪山麓一路駛到天安門，見證了抉擇的重量，也見證了民族命運的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