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他教出兩個學生，一個建立了新中國，一個寫出了國歌

1927年4月12日之后，中國的天那是真黑。

那時候的長沙街頭，每天早上起來，路邊都要多出幾具尸體。

白色恐怖搞得人心惶惶，別說激進分子了，就是普通學生都嚇得連夜買票跑路，報紙上的“脫黨聲明”甚至都排隊排到了下個禮拜。

就在這人人自危、恨不得把頭埋進沙子里的關口，有個51歲的老頭子，卻干了一件讓所有人驚掉下巴的事。

他沒有躲進租界當寓公，也沒有回老家避風頭，而是直接找到了當時已經轉入地下的黨組織。

見面沒廢話，拍著桌子就提了一個要求：這時候沒人敢來，我要來，我要入黨。

接待他的年輕干部當時就懵了。

因為眼前這位，不是別人，正是湖南省立第一師范的老校長，毛澤東當年的恩師，也是后來寫出國歌歌詞的田漢最敬重的老師——徐特立。

這就好比現在的清華校長，放著年薪百萬不拿，非要去前線當大頭兵。

其實吧，徐特立這人一直就是個“異類”。

按理說，到了知天命的年紀，又是教育界的名流，跟軍閥混個臉熟，拿份高薪，日子過得不要太滋潤。

但他偏不。

早在他在一師當老師的時候，畫風就跟別人不一樣。

別的先生是一身長衫、之乎者也，他卻喜歡卷起褲腿，帶著學生往鄉下泥地里鉆。

這種“反常”的選擇，其實在1926年就埋下了伏筆。

那年，他的學生毛澤東回湖南考察。

這對師生的身份當時挺有意思，一個是老資格的教育家，一個是搞革命的“愣頭青”。

但他倆見面，毛澤東沒跟老師拽文詞，就說了一句話：徐先生，光在書齋里教書救不了中國，您得去泥腿子中間看看。

換做別的名教授，估計早就端茶送客了。

徐特立呢？

二話沒說，真的跑到長沙縣五美鄉蹲了一個星期。

就是這七天，讓他把堅持了半輩子的“教育救國”夢給砸碎了。

他親眼看到，那些被文人看不起的農民協會，是怎么把幾千年的封建老窩給端了的。

他算是看明白了，在刺刀和槍炮面前，粉筆桿子是真沒用，只有把天捅破了才行。

所以1927年蔣介石舉起屠刀的時候，徐特立的入黨申請，其實就是一份遲來的“投名狀”。

黨組織也沒搞什么考察期，當天就批了。

于是，51歲的徐特立，成了當時全黨年紀最大的“新兵蛋子”。

這老頭的“猛料”，還不止這一樁。

咱們現在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那股子悲憤勁兒是從哪來的？

這也跟徐特立有關。

田漢是他的得意門生，當年在上海搞藝術，辦雜志賠了個底掉，被債主堵著門罵，急得差點跳黃浦江。

遠在湖南的徐特立聽說了，啥也沒說，把自己過冬唯一的一件皮袍子送去當鋪當了。

換來的那把皺巴巴的銀元寄給田漢時，他也沒寫什么長篇大論，就留了一張紙條。

大意是說，年輕人缺錢正常，這錢你先拿去救急，記住一點，做學問先做人，別把良心搞丟了。

后來田漢回憶說，每當寫到“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腦子里浮現的不是什么概念，就是老師當掉皮袍的那股決絕勁兒。

所謂的家國情懷，其實就是一件當掉的皮袍子換來的救命錢。

要是你覺得51歲入黨已經夠瘋狂了，那你得看看57歲的徐特立在干嘛。

1934年，中央紅軍開始長征。

這路有多難走不用多說，年輕小伙子都成批地倒下，但57歲的徐特立，拄著一根棍子就跟上去了。

組織上心疼他年紀大，特意給配了一匹馬。

結果呢？

這匹馬徐特立幾乎就沒騎過。

一路上，大家看到的都是他在前面牽著馬，馬背上要么馱著受傷的小戰士，要么馱著走不動的傷員。

身邊的謝覺哉身體弱，眼瞅著就要撐不住了，徐特立不動聲色地把自己那份少得可憐的青稞面塞給了老謝，自己偷偷去挖野菜、啃樹皮。

警衛員看著心疼得直掉眼淚，他卻樂呵呵地說，自己這把老骨頭硬得很，這點苦根本不算事。

別說騎馬了，他那匹馬簡直成了當時的“流動擔架”。

就這么硬生生地，他用雙腳走完了二萬五千里。

到了延安，很多人以為這位元老該享享清福了。

畢竟資格在那擺著，又是主席的老師，又是南昌起義的前輩。

但徐特立給自己定的規矩特別奇葩：不僅不搞特殊，還要比別人更苦。

他在陜甘寧邊區當教育廳長，住的那個窯洞，說實話，連現在的毛坯房都不如。

屋里除了一鋪大土炕，就是一張油漆都掉光了的小方桌。

后來進了北京，組織上想給他換個寬敞點的房子。

工作人員剛開口，就被他一頓訓。

他的邏輯很簡單：房子破了補補就行，國家剛建立，到處都要錢，我怎么能帶頭搞享受？

1937年，徐特立在延安過六十大壽。

毛澤東寫的那封祝壽信里有一句特別有名的話：您二十年前是我的先生，現在依舊是，將來肯定還得是。

這句話后來被傳成了尊師重道的典范。

其實毛澤東敬重他，不光是因為師生情誼，更是因為在革命最難的時候，這位老人用實際行動證明了什么叫“信仰”。

他本來可以做個富家翁，卻選擇了流亡；本來可以做個高官，卻選擇了吃糠咽菜；本來可以安享晚年，卻把子孫后代都送上了戰場。

1961年，他的孫女徐乾應征入伍。

臨走的時候，徐特立沒有給她留下一分錢的家產，只送了一句話：我留給你的，只有這一副革命的重擔。

這哪是什么豪言壯語，分明就是把一家人的命都交給了國家。

1968年11月28日，徐特立在北京病逝，享年91歲。

他走的時候很安詳，那是真真正正的赤條條來，赤條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