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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美國《紐約時報》1月19日報道,在亞太地區潛在危機背景下,中國可能動員數千艘鋼殼漁船組成“移動海上屏障”,通過密集列陣、電子干擾和分布式偵察等手段,癱瘓美軍軍艦與補給船的行動能力。美國前情報官員朗尼·亨利進一步渲染稱,這些漁船可協同形成一條長度超過320公里的“巨型漂浮防線”,既能通過物理阻隔延緩美軍推進,又能憑借電子設備干擾雷達與衛星信號,甚至充當誘餌或反潛偵察平臺。報道一出,立即引發國際軍事觀察界的熱議:這是對非對稱作戰的創造性運用,還是脫離實際的“戰術幻想”?
從技術可行性看,漁船作為軍事行動載體的案例并非首次出現。歷史上,越南戰爭期間,北越曾利用漁船運輸物資;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部署小型快艇,通過“狼群戰術”威脅美軍艦隊;俄羅斯在黑海沖突中,也曾動用民用船只干擾烏克蘭軍艦。但將數千艘漁船升級為“集阻隔、干擾、偵察于一體的多功能作戰平臺”,其規模與復雜度遠超以往案例。朗尼·亨利提到的“鋼殼漁船”具備一定結構強度,可承載電子設備或輕型武器,而中國沿海漁船數量龐大(據統計,僅鋼殼漁船就超過10萬艘),理論上具備快速動員的基礎。然而,如何實現“精準協同”?漁船的機動性、通信能力與指揮控制系統能否支撐320公里長隊列的動態調整?這些問題仍需打上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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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術價值:非對稱作戰的“低成本高收益”邏輯
若“漁船屏障”真能實現,其戰術價值不可小覷。首先,物理阻隔是最直接的威懾手段。美軍航母戰斗群雖火力強大,但面對密集排列的漁船群,若貿然開火可能引發國際輿論譴責(尤其是漁船未主動攻擊時);若繞行則需耗費更多時間與燃料,削弱戰略突然性。其次,電子干擾與誘餌功能可大幅降低美軍作戰效率。漁船若裝備簡易電子干擾設備,可對艦載雷達、導航系統形成局部干擾,迫使美軍依賴更耗時的目視識別或低效通信;若部分漁船偽裝成軍艦或補給船,可能誘使美軍浪費導彈資源。此外,分布式偵察網絡可彌補傳統偵察體系的盲區。漁船分散部署時,可實時監測美軍聲吶浮標、無人潛航器等水下活動,為反潛作戰提供關鍵情報。
這一戰術的核心邏輯,是“以民掩軍”的非對稱思維。傳統海戰中,強國依賴航母、驅逐艦等高價值平臺,而弱國則通過低成本、高數量的載體消耗對手資源。漁船的“平民屬性”使其成為理想的“灰色地帶”工具——既非正規軍艦,又具備軍事功能,可模糊戰爭與非戰爭的界限。歷史上,越南曾用漁船運輸特工人員滲透美軍基地,伊朗用快艇逼近美軍艦艇實施“騷擾式打擊”,均體現了這種思維。中國的“漁船屏障”若能結合現代電子戰技術,或將這一戰術推向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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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困境:技術、指揮與戰略的“三重挑戰”
然而,理想與現實之間存在巨大鴻溝。技術層面,漁船的改造需解決動力、通信與生存性問題。鋼殼漁船雖比木質船更耐沖擊,但若面對美軍艦炮或近防系統,仍可能被輕易擊沉;漁船的發動機噪音大、航速慢(通常不超過15節),難以與美軍艦隊(航速30節以上)保持同步移動;若依賴外部指揮系統協調數千艘漁船的隊形,需建立超高頻通信網絡,而漁船的簡易設備能否承受電磁干擾仍是未知數。
指揮層面,大規模漁船群的協同需要高度集中的指揮體系。美軍“分布式作戰”理念強調去中心化,而漁船屏障若依賴單一指揮節點,一旦被摧毀,整個隊列可能陷入混亂;若采用分布式指揮,又需解決漁船操作員訓練不足、戰術意識薄弱的問題——普通漁民難以在高壓環境下執行復雜機動或電子戰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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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層面,漁船屏障的“威懾效果”可能適得其反。若美軍認定漁船群是軍事行動的一部分,可能以“自衛”為由發動攻擊,導致沖突升級;若漁船群被擊沉,中國可能面臨國際輿論壓力,尤其是當漁船中混有真實民用船只時。此外,漁船屏障需長期部署才能形成持續威懾,但漁船的補給、維護成本將隨時間推移大幅增加,可能超出戰術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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