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員引以為傲的四渡赤水有多經典，連西點軍校多次復盤都告敗退？

1935年初的貴州北部，天氣陰冷，山間云霧低垂。遵義城西的一處山坡上，一位年近不惑的軍人展開一張手繪地圖，在寒風中沉默了很久。這人就是時年42歲的毛澤東。眼前的，不只是一條赤水河的走向，而是一場關系生死存亡的大博弈。

這時的中央紅軍，只剩三萬余人。從1934年10月湘贛出發，到1935年1月抵達遵義，原先的八萬六千人一路損失大半，幾乎跌到了生死線邊緣。國民黨方面卻集中了約四十萬兵力，分布在川、黔、滇、湘、桂一線，層層布網，意圖在西南山區一舉解決紅軍。

在這樣的棋局下，“四渡赤水”被擺上了臺面。多年以后，有人問起這段歷史時，身邊的戰友回憶：“那是真正的九死一生，走錯一步，后果難以想象。”也正因為如此，這場戰役后來被西方軍事界頻頻研究，美國西點軍校據說多次沙盤推演，卻始終無法在同樣條件下復制紅軍的成功。

那么，這一仗究竟高明在什么地方？

一方面，客觀環境惡劣到極點：兵力懸殊、后方中斷、補給匱乏、敵人地域熟悉，紅軍卻身處陌生山地；另一方面，從指揮藝術來看，毛澤東在這一階段完成了從被動應對到主動操盤的關鍵轉變，把戰役從“怎么逃”變成了“怎么打亂敵人節奏、從縫隙里突圍”。

有意思的是，如果不從戰線本身，而是從蔣介石的心理變化入手，四渡赤水的脈絡反而更清晰。

一、從遵義會議到“一渡赤水”：棋盤重擺，思路突變

1935年1月，中共中央進駐遵義。此前接連五次反“圍剿”失敗，長征初期又損失慘重，核心問題已經暴露：軍事指揮權集中在錯誤的路線手中。遵義會議上，黨中央對博古、李德的作戰指揮進行了嚴肅檢討，調整了中央領導機構，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主要軍事指揮者的格局。

這一調整不只是換個人帶隊，而是整套思路的根本變化。原先那種硬拼硬打、教條主義的“按圖行軍”，在敵強我弱的態勢下顯然是撞墻。毛澤東敏銳意識到，紅軍想活下去，就必須打破既定路線和既定想法，讓敵人的部署變成一紙空文。

遵義會議后，新的計劃擺上桌面：部隊離開遵義，向西轉移，渡過赤水河，進入川南，再謀求從長江一段找突破口，北上與川陜地區的紅四方面軍匯合。簡單說，就是要借助川南、黔北復雜的山地河谷，把這支三萬人的隊伍“藏”起來，同時尋找向北發展的可能。

計劃雖然精巧，但對面也不傻。四川軍閥劉湘早已接到蔣介石密令，在川黔邊境布下重兵，尤其盯緊赤水和瀘州一線。紅軍準備渡河之前，赤水縣城已經被川軍占據，陣地工事嚴密，火力充足。紅軍先遣隊摸到河邊，迎接他們的不是空蕩河面，而是一陣陣子彈與炮火。

戰斗打得極其艱苦。由于兵力懸殊、火力差距大，紅軍先遣部隊一度吃虧，傷亡不小。靠著連續突擊和靈活穿插，才把川軍壓回去，撕開一道口子，主力部隊總算完成了渡河。這就是后來人們說的“一渡赤水”。

渡過赤水之后，按原設想，下一步是往北偏西，再向長江方向運動，力爭在瀘州靠近長江處找渡口，尋機過江。不過，情報很快傳來：劉湘在瀘州一線布防更厚，長江沿岸修筑起一條長長的封鎖線，重火器集中，且不斷增兵。繼續往那邊硬鑿，幾乎等于送命。

局面就在這里發生了轉折。毛澤東經過反復斟酌，改變原定渡長江的方向，把目標轉移到金沙江段，準備從宜賓附近找突破口。為了掩護這一調整，紅軍一面向宜賓方向佯動，一面利用山地小道加快機動。

然而，川軍也不完全遲鈍。紅軍尚未靠近宜賓城，沿線就遭到密集攔截。幾場遭遇戰之后，不難看出：宜賓一線的防務已經有準備，強攻不僅代價難以承受，而且很可能陷入新的包圍圈。

在赤水與長江之間兜了這一大圈，紅軍被迫停下，重新評估。局勢非常緊張：蔣介石正在調集各路軍隊收縮包圍線，時間拖長，對紅軍極為不利。此時的選擇，幾乎每一步都是險棋。

二、二渡、三渡：逆向思維，逼出蔣介石的“亂局”

局面僵住之后，最直觀的辦法，是繼續往北，哪怕辛苦一點，也爭取甩開追兵。但毛澤東偏偏選了一個看似“逆行”的方案：掉頭，再渡赤水，殺回遵義一帶。

這一決斷在當時并不容易讓所有人一瞬間就理解。因為依照常規判斷，紅軍的生路在北上，回頭進入黔北，相當于往原來的戰場靠近，看起來像是再次撞進包圍圈。可換個角度去想，正因為“正常人不會這么干”，所以敵軍在那一塊的防務就不可能很厚。

事實也是如此。蔣介石和他手下的將領普遍認為，紅軍必然一門心思往北，想方設法與其他紅軍會合，于是重兵布在北上通道，黔北地區反而相對空虛。毛澤東抓住這一“空檔”，果斷下令部隊再次東返，二渡赤水，重新回到遵義附近。

紅軍突然出現在黔北，對國民黨軍來說無異于當頭一棒。遵義、桐梓等地的守軍猝不及防，被紅軍連連擊破。部隊士氣隨之明顯提升，追剿紅軍的整個部署卻被打亂。蔣介石大為惱火，急令增兵貴州方向，企圖在黔北對紅軍形成新的圍堵。

但有意思的是，兵力調動一多，戰線又被拽長，局面反而更亂。各路軍閥之間互不信任、各有算盤，對命令執行得拖拖拉拉。毛澤東一邊指揮部隊在黔北穿插，一邊觀察敵軍調動中的漏洞，很快又瞄準了一個薄弱點：魯班場。

魯班場位置偏西，是川軍與黔軍之間的一個結合部，駐軍數量有限。紅軍從黔北向西急進，攻占魯班場，又進一步撕開防線。如此來回沖擊，國民黨軍不得不頻繁變更部署，許多部隊剛趕到一個地區，還沒站穩腳跟，就又接到新的調動命令。

在這種“你追我趕”的拉鋸中，黔北的兵力再度被抽空，以前防守較為嚴密的要點，也出現了可乘之機。毛澤東判斷時機成熟，將部隊轉向茅臺鎮地區，三渡赤水由此展開。

茅臺鎮位于赤水河畔，地形險要，卻也是渡河的好地方。部隊經過數日急行軍，快速聚集到這一帶，冒著雨夜強行渡河。和第一次渡赤水相比，此時紅軍動作更加干脆，經驗也更成熟，不少部隊甚至邊戰斗邊架橋，爭分奪秒。

值得一提的是，三渡赤水之后，紅軍機動方向再次出現變化。蔣介石原本以為，紅軍會從這一帶直插川南，在宜賓、瀘州一線爭奪長江渡口，于是命令川、滇各路兵力加強北段防線，打算“關門打狗”。卻沒想到，紅軍并不急著鑿開長江，而是繼續在川黔邊界地帶打轉。

當時有敵軍軍官在日記里寫過一句話：“紅軍之行蹤，實難逆料。”在國民黨軍內部，對紅軍動向的猜測越來越多，誤判也不斷增多。這一切，實際上是毛澤東主動制造出來的混亂。他沒有按照一條直線往外沖，而是利用地形反復折返，讓四十萬大軍陷入“看得見卻抓不牢”的尷尬局面。

三、四渡與金沙江：聲東擊西，西點軍校的難題

三渡赤水之后，蔣介石的情緒已經從自信漸漸變成惱怒。他命令川、滇、湘、桂各路軍隊加快集結，準備在川黔滇交界地區形成合圍。黔西一線的守軍奉命向東推進，企圖切斷紅軍向南、向東的去路。

局勢表面上看，對紅軍非常不利：四面都是敵軍，任何方向都可能正對著敵人的堵截線。可正是在這種局面下，毛澤東敏銳地發現了一條縫隙——云南方向的兵力還未完全到位，部署不密，對紅軍來說，那里就像一條尚未封死的山谷小道。

如果從云南渡金沙江，繞開川軍重防的長江段，就有機會徹底跳出當前包圍圈。但若想順利逼近云南北部的金沙江段，就必須讓蔣介石誤判紅軍的真正意圖，把主要兵力繼續拴在川南、黔北一帶。

于是，第四次渡赤水被提上議事日程。

這一次，紅軍先是假裝繼續北上，在地圖上指向古藺方向。古藺靠近川南要地，距離宜賓較近。如果紅軍真朝那邊壓上，極有可能從宜賓附近渡江。這個動作，很快被國民黨方面的情報系統捕捉到。

蔣介石得到報告，心想：“這回總算要正面對決了。”他急命川軍主力向古藺集結，同時要求滇軍、桂軍配合北上，在川南形成一道“鐵閘門”。大量兵力被吸引過去，而另一些本該用來堵云南北部的部隊，也被調往川南。

就在這種“勝券在握”的自信情緒彌漫之時，紅軍的動作突然一拐彎，從古藺附近迅速折向赤水河，選擇靠近二郎灘和太平渡一線的渡口，完成了第四次渡赤水。蔣介石原想在川南關死紅軍去路，卻發現對手又一次成功脫身。氣急之下，干脆親臨貴州前線，到貴陽督戰。

毛澤東很快獲悉蔣介石到貴陽坐鎮的情報。敵方最高統帥出現在這里，本身就是一條重要信息：敵軍必然把貴陽一帶看作決戰要區。既然如此，不妨將計就計，把貴陽當成一枚“誘餌”。

于是，紅軍分出兵力，向貴陽南北方向推進，形成南北夾擊貴陽的態勢。在地圖上看，這像是要對貴陽發動大規模攻擊。貴陽防務頓時緊張起來。蔣介石急電云南軍閥求援，要求滇軍盡快北上護衛貴陽。

滇軍出動，云南東部和北部原本不太充足的兵力再次被抽空。這樣一來，滇東北的防線出現明顯缺口。從軍事角度看，這個缺口，就是紅軍跨入云南的門。

“他們真要打貴陽嗎？”有人在國民黨軍隊里發出這樣的疑問，但已經來不及驗證。紅軍主力迅速轉向滇東北，沿著相對薄弱的區域推進。這一段行軍，節奏極快，帶有一種“趁亂闖關”的味道。蔣介石反應過來時，紅軍大部已經穿出黔滇邊界，開始向金沙江岸靠近。

1935年5月9日前后，中央紅軍陸續抵達金沙江邊的幾個渡口。敵軍在金沙江南岸布防不足，火力遠不及長江段。紅軍在當地群眾幫助下架設浮橋、征用船只，晝夜不停，分批渡江。三萬余人的隊伍，就在幾十萬大軍眼皮底下，橫跨這條壯闊的大河。

等國民黨方面摸清紅軍已經過江的消息時，金沙江水面上只剩回蕩的水聲。追兵到了江邊，只能望江興嘆。一場被寄望為“圍殲紅軍的最后機會”的大圍剿，就這樣在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的一連串動作里，被徹底拆散。

這場戰役，在軍事史上之所以被反復提起，關鍵不在于紅軍奪取了多少城池，而在于以弱勝強、以少斗多的完整范例。指揮者通過連續機動，不斷改換戰役重心，既讓敵人撲空，又引誘對手不停調動，從而暴露更多縫隙。

多年之后，西方軍事院校開始系統研究中國革命戰爭，四渡赤水很自然就成了經典案例。一些模擬推演中，按當時實際兵力和地形條件設定紅、白雙方，再由不同指揮員扮演紅軍，嘗試突圍。結論往往很尷尬：大多數情況下，“紅軍”不是被困死在川黔滇交界，就是在渡江前夕被趕來的敵軍攔腰截住。

問題出在哪里？不少參與推演的人后來給出類似的看法：如果只站在地圖前，按照常規的“最短路徑”“最佳補給線”去選擇路線，很容易落入死胡同。毛澤東真正高明的地方，在于敢于在敵我力量對比極為懸殊的條件下選擇“反常規”的路徑，用反復折返、出其不意的動作把敵人拖入混亂。

更重要的一點，是對敵人心理的把握。蔣介石的最大特點，是急于求勝，尤其在看到“有機會一舉解決紅軍”的時候，往往會不惜一切集中兵力。毛澤東正是抓住這一點，用頻繁的佯動和突然的轉向，把蔣介石牽著走，讓對手始終在后面追，卻總是慢半步，甚至一次次被調離真正的要害方向。

從遵義會議到四渡赤水，再到1935年5月安全渡過金沙江，中央紅軍從險境中撕開了一條通道，也為之后北上陜北、建立新的戰略根據地打下了基礎。那些在夜色中架橋、在雨中翻山、在河谷間急行軍的身影，在當時并沒有什么“經典戰役”的光環，只是為了讓這支隊伍熬過去，多活一天。

后來很多人把四渡赤水稱作“毛澤東得意之作”，這并不夸張。對比當時三萬對四十萬的兵力差距、地形的兇險、補給的困難，再看那一連串看似“險招”的決斷，就不難理解，為何連遠在大洋彼岸的軍事學院，都愿意一次次在沙盤上復盤這場戰役，卻始終難以重現當年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