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陸棄
1月19日,在瑞士達沃斯的雪山背景下,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對歐洲發出了一句近乎命令式的警告:不要報復。這句話的背景,是特朗普政府以加征關稅為手段,逼迫丹麥及多個歐洲國家在格陵蘭問題上讓步。關稅尚未真正落地,但“不得反制”的警告已經先行。這一幕并不喧嘩,卻極具象征意義。它不僅意味著一場貿易摩擦正在醞釀,更昭示著一種政治邏輯的公開回歸:安全、領土與經濟工具被捆綁在一起,盟友關系被重新放置在服從與施壓的坐標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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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事件并不復雜。特朗普將格陵蘭定義為“戰略資產”,以“本半球安全不可外包”為由,對歐洲盟友揮動關稅大棒;貝森特則在國際經濟精英云集的場合,要求歐洲保持克制,暗示任何反制都將是“不明智的”。但恰恰是在這種看似直接的表述中,跨大西洋關系中長期被掩蓋的結構性問題浮出水面:當美國將自身安全理解為一種不容討價還價的單邊利益,歐洲究竟還能在多大程度上主張平等的盟友地位?
特朗普式的邏輯并非全然無跡可循。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在全球范圍內提供安全公共品,同時也逐步積累了對盟友的戰略主導權。區別在于,過去這種主導權通常通過制度、協商與話語包裝來實現,而如今則被赤裸裸地轉化為交易條件。格陵蘭問題之所以引發如此強烈的反應,正在于它突破了一個長期存在但少被明言的邊界:盟友可以被施壓,但不應被公開勒索;分歧可以存在,但不應以關稅這種懲罰性工具來解決。
歐洲的憤怒并不難理解。德國副總理公開表示正在準備反制措施,多個國家將美方行為定性為“勒索”。然而,憤怒背后更深層的情緒是無力。單個歐洲國家難以對美國形成對等壓力,而作為整體的歐盟,又在內部協調與決策效率上長期受限。這種結構性劣勢,使得“是否報復”本身就成為一個兩難問題:不報復,意味著默認強權邏輯;報復,則可能引發更大規模的貿易與安全連鎖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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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這一點上,貝森特的警告顯得意味深長。“不明智”并非一個經濟學概念,而是一種權力話語。它并不試圖論證歐洲反制在法律或規則上的不當,而是直接訴諸后果的威懾。這種話語方式,與特朗普政府反復強調的“戰略資產”“半球安全”一道,構成了一種新的敘事框架:規則不再是討論的起點,力量與風險才是。
如果將視角拉長,便會發現這一框架并非偶然。近年來,美國在多個領域表現出對多邊機制的耐心下降,對盟友“搭便車”的不滿上升。從防務開支到產業補貼,從技術管制到能源政策,類似的摩擦不斷積累。格陵蘭只是一個集中爆發點,因為它觸及了領土與主權這一最敏感的神經。當關稅被用作迫使盟友在領土問題上讓步的工具時,跨大西洋關系中那層“共同價值”的外衣便顯得異常單薄。
這種變化帶來的風險,并不局限于美歐之間。它還在悄然重塑國際社會對規則穩定性的預期。若盟友之間尚且如此,其他國家又將如何理解承諾與協定的可靠性?當經濟手段被頻繁用作政治脅迫,全球貿易體系的可預期性必然下降,而安全議題與經濟議題的混合,只會放大不確定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內部并非鐵板一塊。部分共和黨人與民主黨人已經對格陵蘭策略提出質疑,擔憂其外交與憲政后果。但在現實操作中,總統的意志仍然通過行政權力被迅速轉化為政策姿態。這種內部制衡的滯后,使得外部世界往往首先感受到沖擊,而調整卻來得緩慢。
歐洲眼下的處境,某種程度上是長期依賴美國安全庇護的結構性結果。當依賴成為常態,選擇空間自然被壓縮。即便如此,這并不意味著歐洲只能被動承受。如何在堅持規則與避免升級之間尋找平衡,如何將個別國家的憤怒轉化為集體行動的理性策略,將成為檢驗歐洲政治成熟度的關鍵。
格陵蘭的未來歸屬尚未明朗,關稅是否全面實施也存在變數。但有一點已經清晰:跨大西洋關系正在經歷一場性質上的轉變。從價值共同體到利益交易平臺,從規則優先到力量優先,這一轉變并非一紙聲明所能完成,卻已在一次次具體事件中逐漸成形。貝森特那句“不要報復”,更像是一道警示標語,提醒歐洲一個不太愿意面對的現實——在新的權力邏輯下,克制本身,也許正被重新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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