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警告歐洲：不許報復

文︱陸棄

1月19日，在瑞士達沃斯的雪山背景下，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對歐洲發出了一句近乎命令式的警告：不要報復。這句話的背景，是特朗普政府以加征關稅為手段，逼迫丹麥及多個歐洲國家在格陵蘭問題上讓步。關稅尚未真正落地，但“不得反制”的警告已經先行。這一幕并不喧嘩，卻極具象征意義。它不僅意味著一場貿易摩擦正在醞釀，更昭示著一種政治邏輯的公開回歸：安全、領土與經濟工具被捆綁在一起，盟友關系被重新放置在服從與施壓的坐標軸上。

表面上看，事件并不復雜。特朗普將格陵蘭定義為“戰略資產”，以“本半球安全不可外包”為由，對歐洲盟友揮動關稅大棒；貝森特則在國際經濟精英云集的場合，要求歐洲保持克制，暗示任何反制都將是“不明智的”。但恰恰是在這種看似直接的表述中，跨大西洋關系中長期被掩蓋的結構性問題浮出水面：當美國將自身安全理解為一種不容討價還價的單邊利益，歐洲究竟還能在多大程度上主張平等的盟友地位？

特朗普式的邏輯并非全然無跡可循。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在全球范圍內提供安全公共品，同時也逐步積累了對盟友的戰略主導權。區別在于，過去這種主導權通常通過制度、協商與話語包裝來實現，而如今則被赤裸裸地轉化為交易條件。格陵蘭問題之所以引發如此強烈的反應，正在于它突破了一個長期存在但少被明言的邊界：盟友可以被施壓，但不應被公開勒索；分歧可以存在，但不應以關稅這種懲罰性工具來解決。

歐洲的憤怒并不難理解。德國副總理公開表示正在準備反制措施，多個國家將美方行為定性為“勒索”。然而，憤怒背后更深層的情緒是無力。單個歐洲國家難以對美國形成對等壓力，而作為整體的歐盟，又在內部協調與決策效率上長期受限。這種結構性劣勢，使得“是否報復”本身就成為一個兩難問題：不報復，意味著默認強權邏輯；報復，則可能引發更大規模的貿易與安全連鎖反應。

正是在這一點上，貝森特的警告顯得意味深長。“不明智”并非一個經濟學概念，而是一種權力話語。它并不試圖論證歐洲反制在法律或規則上的不當，而是直接訴諸后果的威懾。這種話語方式，與特朗普政府反復強調的“戰略資產”“半球安全”一道，構成了一種新的敘事框架：規則不再是討論的起點，力量與風險才是。

如果將視角拉長，便會發現這一框架并非偶然。近年來，美國在多個領域表現出對多邊機制的耐心下降，對盟友“搭便車”的不滿上升。從防務開支到產業補貼，從技術管制到能源政策，類似的摩擦不斷積累。格陵蘭只是一個集中爆發點，因為它觸及了領土與主權這一最敏感的神經。當關稅被用作迫使盟友在領土問題上讓步的工具時，跨大西洋關系中那層“共同價值”的外衣便顯得異常單薄。

這種變化帶來的風險，并不局限于美歐之間。它還在悄然重塑國際社會對規則穩定性的預期。若盟友之間尚且如此，其他國家又將如何理解承諾與協定的可靠性？當經濟手段被頻繁用作政治脅迫，全球貿易體系的可預期性必然下降，而安全議題與經濟議題的混合，只會放大不確定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內部并非鐵板一塊。部分共和黨人與民主黨人已經對格陵蘭策略提出質疑，擔憂其外交與憲政后果。但在現實操作中，總統的意志仍然通過行政權力被迅速轉化為政策姿態。這種內部制衡的滯后，使得外部世界往往首先感受到沖擊，而調整卻來得緩慢。

歐洲眼下的處境，某種程度上是長期依賴美國安全庇護的結構性結果。當依賴成為常態，選擇空間自然被壓縮。即便如此，這并不意味著歐洲只能被動承受。如何在堅持規則與避免升級之間尋找平衡，如何將個別國家的憤怒轉化為集體行動的理性策略，將成為檢驗歐洲政治成熟度的關鍵。

格陵蘭的未來歸屬尚未明朗，關稅是否全面實施也存在變數。但有一點已經清晰：跨大西洋關系正在經歷一場性質上的轉變。從價值共同體到利益交易平臺，從規則優先到力量優先，這一轉變并非一紙聲明所能完成，卻已在一次次具體事件中逐漸成形。貝森特那句“不要報復”，更像是一道警示標語，提醒歐洲一個不太愿意面對的現實——在新的權力邏輯下，克制本身，也許正被重新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