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全球金融巨頭萬事達卡(MasterCard)的副總裁,掌管全球社群媒體戰略;也曾任職IBM,在數字營銷領域叱咤風云。如今,48歲的杰·曼德爾(Jay Mandel)卻騎著電動自行車穿梭于紐約街頭,為Uber Eats平臺送餐維生。這段從企業高管到基層外送員的巨大落差,不僅讓他直面中年財務危機,更深刻揭示了當代零工經濟(Gig Economy)下專業人士的生存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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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學歷、高履歷,卻難敵收入斷層
曼德爾擁有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職業生涯起步于科技巨擘IBM,后加入萬事達卡并一路晉升至副總裁,負責制定全球社交媒體策略。近年來他轉為自由接案的營銷顧問,并在大學兼任教職,卻發現這些看似體面的工作無法提供穩定收入。
“我從未想過自己會在財務上掙扎到這種程度,”曼德爾向《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坦言。為了支撐家庭開支、確保孩子能擁有正常生活,他在心理治療師的建議下,于2025年10月正式注冊成為Uber Eats外送員。
起初,他內心充滿抗拒。“以我的學歷和經歷去做外送?社會期待讓我覺得格格不入。”親友也紛紛勸阻,認為他“不必淪落至此”。但現實所迫,他最終跨出舒適圈,踏入這個被主流職場視為“臨時性”的勞動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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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形勞動者”:付出未必有回報
真正投入外送工作后,曼德爾才體會到其中的辛酸。他回憶一次配送蛋糕訂單的經歷:因店家無法提供顧客指定款式,他花了20分鐘協調替代方案,最終順利完成配送。當蛋糕送達時,顧客既未道謝,也未給小費。“那一刻我意識到,在這里,付出不一定有回報。”
他指出,外送員在城市中幾乎是“隱形的”——即便冒著風雨、穿越車流,他們的存在往往被忽視。更令他不解的是,平臺向消費者收取高額服務費,卻仍將收入保障寄托于小費制度。“小費不該是顧客的責任,而應是平臺對勞動者的基本尊重。”(到底是外國的資本家更地道,比我們還狠,外送收入主要靠小費)
據紐約市政府估算,過去數年外送員可能錯失高達5.5億美元的小費收入,凸顯零工經濟在薪酬結構上的系統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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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限制自由,“彈性工作”成幻象
盡管外界常將外送工作形容為“時間自由、地點彈性”,曼德爾卻揭露另一面:算法派單機制大幅壓縮選擇權。他有時不愿接遠距離或低單價訂單,卻難以拒絕;某些連鎖快餐店配送效率低、報酬少,卻頻繁出現在派單列表中。“所謂的‘自由接案’,其實充滿隱形約束。”
他也曾嘗試Uber Courier服務——協助個人運送遺忘的背包、充電器等私人物品,認為這類需求更具社會價值。“這不只是送貨,而是解決真實的生活難題。可惜平臺并未重點發展這類業務。”
重新定義成功:在平凡中尋找意義
如今,曼德爾每周通過外送賺取數百美元,主要用于孩子的周末活動與家庭日常開銷。雖然收入微薄,但他表示這段經歷帶來意想不到的收獲:“我學會了謙卑。我不再覺得自己比其他外送員高人一等。”
他努力在每次配送中保持微笑,希望“成為別人一天中的一個亮點”。同時,他也得以探索平日不會踏足的社區,發現隱藏街角的小餐館,重新認識這座城市的肌理。
更重要的是,他開始反思社會對“成功”的狹隘定義。“我的處境不是個人失敗,而是結構性問題——許多像我一樣的專業人士,正被迫靠多重零工維持生計,卻被排除在官方失業統計之外。”
創業夢未滅,但現實更需制度回應
目前,曼德爾仍在為自己的創業計劃籌措資金,夢想并未熄滅。但他呼吁政策制定者正視零工勞動者的處境:“我們不是失業,但我們確實在掙扎。這種‘在職貧困’現象,需要被看見、被制度回應。”
雖然是講的美國外送員的故事,但是卻有相似的感覺,果然天下資本家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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