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美術史論家郎紹君先生辭世，享年87歲

郎紹君

(1939—2026)

訃 告

著名美術史家、美術理論家，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美術研究所近現代美術研究室原主任郎紹君先生，于2026年1月19日13:30因病逝世，享年87歲。郎紹君先生的逝世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的重大損失，也是中國美術界的重大損失。

郎紹君先生遺體告別儀式定于2026年1月23日10:00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蘭廳舉行。所內外團體和個人致唁電、唁函，敬獻花圈、挽聯者，請與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郎紹君先生治喪小組聯系。

沉痛悼念并深切緬懷郎紹君先生！

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郎紹君先生治喪小組

2026年1月20日

唁 電

郎紹君先生治喪委員會并家屬：

驚悉著名美術史家、美術理論家郎紹君先生逝世，中國國家畫院全體同仁感到十分悲痛，向先生致以深切哀悼，并向家屬致以誠摯慰問。

郎紹君先生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研究員，曾任中國國家畫院美術理論研究院副院長，對中國國家畫院的理論建設和發展十分關心，并提供了很多的幫助。先生長期專注于美術史論研究及美術評論工作，著有《論現代中國美術》《現代中國畫論集》《守護與拓進：20世紀中國畫談叢》《齊白石研究》《探問集：20世紀中國畫學研究》等。在中國近現代美術史研究領域，先生提出的諸多命題，不僅為該領域的研究提供了基礎性的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更確立了相關研究的基本范式與發展方向，推動了中國現當代美術史論的發展。

先生之德，高山仰止。他堅守學術陣地，以真誠坦蕩的品格、直言不諱的勇氣，成為學界公認的精神楷模；對后學傾囊相授、悉心栽培，以質樸純粹的言行詮釋著治學與為人的雙重典范。其磊落風骨與人文情懷，不僅鐫刻于百余部論著之中，更浸潤在每一位受教者、同道者的心中。

先生的離去，是中國美術界的重大損失，使我們痛失一位學術大家與精神引領者。先生所開創的研究范式、所傳承的治學精神，將指引后學砥礪前行。

郎紹君先生千古！

中國國家畫院

2026年1月20日

眾家評述

賈方舟（批評家、策展人）：回顧郎先生在學術上的貢獻，我特別要提到他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幾個重要理論：“立交橋理論”形象地闡釋了學術多元化的理念；“對傳統的再認識”強調在現代化進程中重新理解傳統；“重建精英藝術”雖在當時引發爭議，卻體現了他對藝術本質的深刻思考。“吳（昌碩）、齊（白石）、黃（賓虹）、潘（天壽）”這近現代的四位大師級人物，也是他首次提出。在我看來，郎先生的治學有三個鮮明特點：首先是史論結合，既重史料又重理論；其次是融匯古今，讓歷史研究服務于當代思考；第三是兼具直覺的敏感與理性的深度思考。這樣嚴謹的治學精神完全得益于他橫跨文學、藝術理論和美術史的學術背景，同時還有繪畫實踐的支撐。

郎紹君十多年來寫給我的書信，記載了一個個體的時代記憶，也記錄著一位學者的學術歷程，同時還見證了這一代學人的精神追求。郎紹君先生用他的一生，詮釋了什么是真正的學術堅守和批評立場。

郎紹君著《論中國現代美術》

皮道堅（華南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從20世紀80年代到今天，40多年匆匆而過，郎紹君先生已經成為中國當代最具影響力的美術史論家和批評家。他的學術研究深度參與并推動了20世紀中國美術史的建構進程。郎紹君先生在學術上的開拓之舉，重塑了人們對20世紀中國美術的理解方式，他成為中國現代美術史研究領域的一面旗幟。郎紹君先生不僅為20世紀中國美術史的重建提供了框架和諸多有價值的學術命題，還通過深入的藝術家個案研究，建立了個案研究的學術范式。我認為這個范式的學術特色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持續的問題意識驅動，二是史論結合與方法論自覺，三是傳統畫學與現代學術的融通。這些特點使得郎先生的研究具有持久的學術生命力。

尚輝（中國美術家協會理論與策展委員會主任）：郎先生他們最重要的貢獻，首先就在于確立了近現代美術史研究的學科地位。郎先生這代學者有著特殊的人生經歷，他們善于將學術研究、社會觀察與藝術批評融為一體。他們更多的是從當代美術現象出發，帶著現實問題回溯歷史研究。這種在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之間的不斷跨越，形成了郎先生獨特的治學特點。郎先生的“立交橋理論”，即今天我們所說的多元化理論的最早表述，為這個問題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到了20世紀末，吳冠中提出“筆墨等于零”，張仃呼吁“守住底線”，在這場論爭中，郎先生發表的《筆墨論稿》是我所見最為深刻、最能解決實際問題的理論文章。

郎紹君著《陶冷月》

于洋（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理論與策展委員會副主任）：郎先生在林風眠、黃賓虹、潘天壽等個案研究中，強調要反對成見與習氣，同時警惕那種功利性的“翻案”可能造成的新的“遮蔽”。他最為反對“空談”，倡導“重實”——這不僅要求材料扎實，更要求觀點能立得住腳。從他關于生題與熟題、新材料與舊問題等關系的辯證思考中，我們能獲得如何在美術史研究中從感性直覺進入，再以理性思辨審視、深化并最終超越的寶貴啟發。

在美術史論研究領域，郎紹君先生無疑樹立了一座典范、一個標桿。尤其是在中國近現代美術史研究這一領域，郎先生文章的體例、文風乃至思考方式，都對我們產生了立體而帶有溫度的影響。他的文字平實而準確，同時富有文采與韻味，這是由先生深厚的學養、獨特的閱歷與豐沛的人生體驗所共同鑄就的。

郎紹君著《現代中國畫論集》

裔萼（中國美術館研究部主任）：作為后學晚輩，我在學術道路上遇到了許多良師。郎老師剛正不阿、不慕時流、堅持己見的品格，對我影響很大。他的學術之所以具有如此的深度與高度，在于其中蘊含著深切的人文關懷和悲憫情懷，以及深刻的憂患意識和批判精神。他的學術研究始終致力于挖掘藝術背后的人文內涵，直指藝術本質。他教導我們不要僅關注畫面的筆墨技巧和形式語言，而要透過表象看到“人”的存在，這種對人的關懷、對人性的洞察，使他的研究獨具深度。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20世紀90年代初最具影響力的美術批評家之一，郎老師以策展的方式直接參與并推動了中國現代水墨藝術的發展。他們這一代批評家直接介入藝術創作現場，不僅是見證者、研究者，更是參與者和推動者，這對當代中國畫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郎紹君著《守護與拓進：二十世紀中國畫談叢》

杭春曉（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所長）：郎老師曾多次與我談起他從事近現代史美術研究的緣由。20世紀80年代初，他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參與《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編纂工作，需要聯系許多當時還健在的老先生。那些常年處于不被挖掘的老先生，給他寄來了大量書信和材料，這讓郎老師深受觸動。他發現，在歷史中，有一大批人是處于一種被遮蔽的狀態。因此，“遮蔽與去遮蔽”這一問題成為郎老師做近現代美術史研究很重要的基礎路徑。時隔多年以后，我與郎老師再次探討這個話題，他的思考已經更加深入。他認為，“遮蔽”有很多種，把一個人遺忘因而需要重新挖掘，這是一種遮蔽。同時還存在一種反向的遮蔽——出于一些“為尊者諱”的考慮，反而使某些人物的某些重要經歷被有意掩蓋。

郎老師特別強調藝術史研究者必須具備對藝術史直接觸達的感知能力。在具體研究方法上，郎老師始終強調以小的切入口見大的問題與構成。他注重方法論的自覺，強調對繪畫作品的直接觸達的同時，也要求我們深入文獻考辨，從材料中進入、從材料中出來。他形象地比喻道，做研究要“盡精微而致廣大”，既要能看清“蒼蠅的翅膀”，又要能從翅膀中看見“廣大的宇宙”。

郎紹君著《齊白石研究》

呂曉（北京畫院理論研究部主任）：郎紹君先生是我國齊白石研究領域的權威學者。1996年，由他主編的十卷本《齊白石全集》問世，成為首部近乎完整收錄齊白石書畫、篆刻及詩文的系統圖錄。次年，其專著《齊白石》出版，該書以專題形式深入剖析了齊白石的人生軌跡與藝術成就，以廣博視野與精微研究，史論結合，為齊白石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至今，學界仍在其所構建的研究框架內繼續探索。

郎紹君著《探問集：20世紀中國畫學研究》

張鵬（首都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教授）：美術史家、美術批評家郎紹君先生是我的授業恩師。時常回憶起當年那個暮春時節，先生欣然接納了我這樣一個既非名校出身又無嘉賢薦舉的考博學生。在困頓而迷茫的人生路口，他為我敞開了一扇通往理想的大門，讓我在長久的驚喜和感恩中再次領受學術的惠賜。

郎先生待人親和，論學徐徐道來，在慈愛的神情與樸素的話語中，挺拔著關乎做人與為學的求實精神和恭嚴立場。做先生的弟子無比幸福，因為在讀書和思考中遇到問題和困惑，幾乎隨時都能登門請益，有時暢談良久，親炙鴻篇妙論；有時僅三言五語，卻閃爍著無限啟迪。

記得當年，大到博士論文，從開題到成稿的數番討論和修訂，小到一張表格，上面的簡短評語和簽字，郎先生都審慎為之。我明白，筆下的每一個字對先生而言，都意味著責任。我自知谫陋，不敢妄談先生的學術，只能說，自入先生門下，最讓我嘆服的就是這種浸透于研究事業方方面面的巨細無遺的嚴謹態度，也正是他常說的對學術必須懷有的敬畏心。這種信仰般的敬畏，又與化于質樸的嚴謹合二為一，構成了我跟隨先生漸漸步入美術史堂奧的第一課。

郎紹君藝術作品

郎紹君 《行路所思》 紙本設色 36cm×35cm

郎紹君 《夜景試紙》 紙本設色 35cm×41cm

郎紹君 《好景良辰》 紙本設色 38cm×37cm

郎紹君 《林中泉影》 紙本設色 45cm×47cm

郎紹君 《秋色墻頭數點山》 紙本設色 35cm×35cm

郎紹君 《新綠》 紙本設色 40cm×51cm

郎紹君 《天行有常》 紙本設色 46cm×74cm

郎紹君 《西山小鎮》 紙本設色 31cm×73cm

編輯 | 閆 君

制作 | 殷 鑠、劉根源

校對 | 安亞靜

初審 | 殷 鑠

復審 | 馮知軍

終審 | 陳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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