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金融發展，使外資競爭優勢減弱，進入中國市場變慢”

近日，復旦大學“南土國際金融政策圓桌會第8期”暨“如何看待當前宏觀金融形勢系列”第3期在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成功舉辦。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羅長遠圍繞全球供應鏈重組背景下的跨國資本流動、外資利用及企業出海等問題發表見解，分享系列研究成果。

羅長遠指出，全球供應鏈重組正重塑跨國資本流動格局，呈現五大核心趨勢：投資模式從“直航”轉向三角投資的“轉機”模式；投資目標兼顧逐利與避險；部分投資替代貿易以規避關稅；南南資本流動崛起；外資與中國的鏈接拓展至 “在中國周邊、與中國相關”。

羅長遠認為，供應鏈重組呈現多重特征：中美貿易戰后，美國企業相對減少對中國供應鏈依賴，轉向本土、近岸及友岸伙伴；其選擇的第三方多與中國有緊密供應鏈聯系，可間接借力中國供應鏈優勢；日本企業呈現“中國+1”布局，未完全放棄中國市場。

談及外資利用，羅長遠表示，金融業外資撤離顯著，數字金融發展削弱其優勢；汽車行業外資存在“賽道黏性”，更傾向燃油車領域；而統一大市場建設憑借完整供應鏈與龐大需求，有效助力吸引外資。

羅長遠強調，中國企業出海有獨特優勢：深耕全球南方具備“后發優勢”，“抱團出海”可克服海外市場障礙，新能源汽車等新賽道的“三重賦能”提供重要支撐。他提出“中國版 OLI”理論，認為完備供應鏈、新賽道領先優勢等構成中國企業出海核心競爭力，其模式區別于歐美及上世紀日本的出海路徑。

以下為羅長遠發言全文（已經本人審訂）：

我想結合全球供應鏈重組的背景，探討跨國資本流動相關問題。接下來我將圍繞四個方面，分享自己的研究心得：一是跨國資本流動的趨勢；二是全球供應鏈重組的相關發現；三是供應鏈重組背景下的外資利用；四是供應鏈重組背景下中國企業的出海問題。

一、跨國資本流動的核心趨勢

學界與業界對跨國資本流動的討論較多，結合我的觀察，有幾點趨勢值得重點關注：

一是投資模式從“直航”變 “轉機”。以往投資多為點對點的直接投資，如今已轉變為依托三角貿易的三角投資，類似航班從直航模式轉為轉機模式。

二是投資目標從“單純逐利”到“逐利與避險并重”。以往投資天然以利潤最大化為核心目標，而當前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下，部分投資的核心訴求轉向避險，不再局限于單純逐利。

三是投資與貿易的關系從“促進”到“部分替代”：以往投資在理論與現實中多能促進貿易發展，如今不少投資是為規避關稅，形成了對貿易的替代效應。

四是資本流動主體從“北北主導、北南補充”到“南南崛起”。以往資本流動中，發達國家之間（北北）的投資規模占比高，部分流向發展中國家（北南）；如今，發展中國家之間（南南）的資本流動已成為需重點關注的經濟現象。

五是外資與中國的鏈接從“在中國”到“在中國周邊、與中國相關”。過去我們利用外資，核心是吸引資本入駐中國；如今這一概念發生變化，外資未必直接落地中國，可能布局在中國周邊，或雖地處其他區域，但必然與中國存在關聯。我們理解外資與中國的鏈接，已不能局限于“在中國”，而應拓展到“在中國周邊” 或“與中國相關”的范疇。

二、全球供應鏈重組的研究發現

供應鏈重組是特朗普政府時期以來的熱點話題，結合我近期的幾項研究，分享以下發現，部分結論與學界師友的研究有共鳴：

一是基于中美供應鏈關系的雙邊視角。我近期與合作者在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發表的文章聚焦這一視角，研究發現中美貿易戰以來，那些高度依賴中國供應鏈、且處于高關稅、出口管制及供應鏈審查行業的美國企業，確實減少了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其中，專利密集型行業及“中國制造2025”相關行業受影響更為顯著。需要說明的是，美國對中國工業的依賴減少是相對意義上的，而非絕對減少——來自中國供應鏈伙伴的絕對數量未發生顯著變化，但占比有所下降；新增依賴主要轉向美國本土供應鏈伙伴，以及加拿大、墨西哥等“近岸”貿易伙伴，還有其經濟、技術、軍事層面的盟友等“友岸”貿易伙伴。

二是第三國視角。美國減少對中國供應鏈直接依賴的同時，三角貿易、三角投資現象日益凸顯。我們在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 Finance的文章發現，美國轉向的第三方供應鏈伙伴有一個關鍵特征：這些國家已與中國有緊密的供應鏈聯系，例如越南、墨西哥等。這樣做的優勢在于，美國企業可間接利用中國供應鏈的優勢實現自身發展。我們通過研究排除了“第三方在價值鏈地位、出口相似度與中國高度契合”的替代性假說。此外，不僅美國企業如此，中國企業也在更多地與這類“與中國有密切供應鏈聯系的第三方”深化合作，中國企業對這類第三方的直接投資（尤其是綠地投資）也在增加。

三是地緣風險視角。我與日本知名研究機構RIETI的經濟學家Hongyong Zhang等的研究，聚焦地緣政治對供應鏈及國際資本流動的沖擊。以日本對外投資所做的研究顯示，自2012年釣魚島事件、2018年特朗普政府時期以來，中國面臨的地緣政治風險持續上升；企業財報電話會議中，提及向越南、墨西哥等國轉移產能的企業數量越來越多。從日本的相關數據來看：東盟已成為日本中間品進口的重要來源地，無論是中間品進口占比還是區域分布，東盟的重要性都在提升；在東盟的日本子公司向母國的出口規模持續擴大，而在中國的日本子公司出口規模則呈收縮態勢；在中國的日資企業數量逐漸減少，2018年后從中國大陸退出的日本企業增多，更多轉向東盟國家布局。研究結論顯示，以日本在華及在東盟的投資為例，當前呈現“中國+ 1”模式——日本企業增加對東盟的供應鏈依賴和投資，但并未簡單放棄中國市場，既沒有完全撤離中國轉向越南，也沒有回流日本。不過，從近期高市早苗的講話所帶來的地緣沖擊來看，未來日本企業是否會直接離開中國，仍存在不確定性。

三、全球供應鏈重組背景下的中國外資利用

結合我與團隊的幾項研究，分享以下主要發現：

金融業外資撤離現象顯著：盡管中國金融業開放門檻不斷降低，但金融業外資是撤離最早、速度最快的。我們在《學術月刊》的文章證實，數字金融的快速發展使得傳統金融業外資的競爭優勢減弱，導致其進入中國市場的速度放緩。

汽車行業外資存在“賽道黏性”：2018年中國取消汽車行業外資股比限制，但外資進入速度未達預期。我們在一個工作論文中提出的假說認為，以往中國經濟僅存在燃油車單一賽道，外資進入意愿明確；而當前中國經濟形成燃油車與新能源汽車雙賽道格局，外資需重新判斷投資方向。研究發現，外資存在明顯的“賽道黏性”——即便準入門檻降低，仍更多選擇進入燃油車領域，這一方面是因為燃油車領域退出門檻高、沉淀成本大，外資不愿輕易撤離；另一方面是因為新能源汽車賽道中，本土企業布局較早，已形成先發優勢。這表明，在中國經濟呈現系統性雙賽道特征時，外資政策的設計與實施效果，與傳統單一賽道時期存在顯著差異。

統一大市場建設助力利用外資：我們在《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的文章的發現，中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對吸引外資具有積極作用。供應鏈的完整性、國內市場的需求潛力等，都是吸引外資入駐的重要因素。

四、全球供應鏈重組背景下的中國企業出海

結合我和團隊的相關研究，分享中國企業出海的幾點特征與發現：

深耕全球南方的“后發優勢”：相較于歐美日企業，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更多流向全球南方國家。傳統觀點認為這源于政治考量、資源獲取或所謂“腐敗行為”，但我們發表在China Economic Review的文章提出了不同解釋：中國企業成長于不完備的國內市場，經歷過市場機制不健全、基礎設施不完善的發展階段，積累了應對此類環境的經驗與能力，這種“免疫力”讓它們在全球南方國家更能發揮所長；而歐美日企業成長于法治相對完善、基礎設施相對完備的母國市場，進入發展中國家容易出現“水土不服”，這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中國企業的后發優勢。

“抱團出海”的獨特優勢：中國企業出海不僅多流向全球南方國家，還呈現 “抱團出海” 的特征。我們2024年發表在《世界經濟》的文章發現，中國企業在國內形成的供應鏈網絡，是其“走出去”的重要所有權優勢——供應商、客戶等產業鏈相關主體協同出海，能夠有效克服全球南方國家供應商缺失、中間品供給不足、銷售渠道不暢等問題，幫助企業應對東道國市場環境與營商環境不佳帶來的投資障礙。

新賽道的“三重賦能”效應：中國企業出海在新能源汽車等新賽道領域引發廣泛關注。我和團隊近期的一個研究發現，新能源汽車行業的發展，給產業鏈上游企業帶來了需求、技術與金融層面的正向沖擊，形成了“三重賦能”效應：下游鏈主企業的發展對上游企業產生了供應鏈賦能效應、技術賦能效應，以及通過信用背書等方式產生的資金賦能效應（如鏈主企業向金融機構介紹上游企業的客戶資源，助力上游企業獲得融資支持）。這三重賦能，對中國企業在全球南方國家的投資具有重要支撐作用。

五、總結與理論思考

最后，我想談談對中國資本“走出去”的理論思考：OLI理論雖已較為傳統，但在當下理解中國企業出海仍具價值，可總結為“中國版OLI”：

所有權優勢（O 優勢）：中國國內齊備的產業鏈、供應鏈，能夠幫助企業在海外克服市場不完備的問題。

內部化優勢（I 優勢）：中國企業在新賽道領域處于全球領先地位，進入基礎設施與產業配套不足的東道國后，需通過內部化整合資源，這構成了中國特色的內部化優勢。

區位優勢（L優勢）：完備的供應鏈與新質生產力相結合，能夠在全球南方國家充分發揮作用，形成獨特的區位優勢。

綜上，全球供應鏈重組對全球資本流動產生了深遠影響：部分資本雖會離開中國，但不會跑得太遠，或仍與中國保持關聯，要么布局在中國周邊，要么維持產業鏈聯系。從企業出海角度看，中國企業的出海模式超越歐美，也區別于1980年代日本的出海模式——日本當時多是向海外轉移邊際化的夕陽產業，而中國企業的出海故事與之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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