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臣張之洞六旬老來得子寵愛有加，兒子長大后卻成漢奸

1900年，武昌總督府內一片歡騰。

63歲的張之洞，這位手握湖廣軍政大權、被譽為“晚清中興四大名臣”的封疆大吏，正把剛降生的第六子緊緊抱在懷里，笑得像個孩童。窗外，八國聯軍的炮火正攪得神州大地雞犬不寧，府內卻因這新生兒的啼哭暖意融融。張之洞揮毫潑墨，為幼子取名“仁蠡”，一字寄愿“蠡測滄海，仁覆萬物”，盼著他能繼承自己的抱負，成為家國棟梁。

可他萬萬沒想到，這份傾盡晚年溫柔的寵溺，終究養出了一個反噬家族的“白眼狼”。三十年后，張仁蠡以“漢奸”之名釘在歷史恥辱柱上，讓張氏一門蒙羞百年，也讓張之洞的教育心血徹底付諸東流。

老來得子的張之洞，對張仁蠡的疼愛早已突破了底線。

在總督府，規矩是為別人定的，唯獨張仁蠡享有“豁免權”。張之洞的其他兒子，每日必須臨帖三百、背誦《資治通鑒》十頁，稍有懈怠便會受嚴厲責罰；可到了張仁蠡這兒，學業要求簡化到“讀詩一首、描紅兩行”即可，剩下的時間全由他肆意玩樂。

乳母后來回憶，總督大人處理完堆積如山的軍政要務，再累也要跑到育嬰房，把臉貼在張仁蠡的肚皮上聽他咯咯笑，自己跟著朗聲大笑，還總向旁人炫耀：“此兒眉眼似我，必能繼我之志”。夜里，他更是親自抱著幼子哄睡，下令府中上下“不得高聲語，恐驚吾兒夢”，連走路都要放輕腳步。

彼時的張之洞，滿腦子都是對幼子的疼愛，卻忘了自己在家訓中反復強調的“立身處世當以忠孝為先”“勿恃貴，勇猛剛毅” 。他給了張仁蠡最顯赫的出身、最無底線的縱容，卻唯獨沒教他何為家國大義，何為規矩底線。

這個在蜜罐里長大的孩子，眼里只有特權與安逸，從未懂過父親“身為疆臣，仍抱赤子之心”的家國情懷。

1909年10月4日，張之洞在京城病逝，享年73歲。

這位一生清廉、死后家無余財（京師邸宅還是門生集資購置）的名臣，出殯時百官縞素，百姓自發跪送數里，場面隆重至極。可靈柩后的人群中，9歲的張仁蠡被丫鬟抱著，臉上滿是懵懂——他甚至記不清父親最后握他的手是冷是熱，更不懂父親彌留之際對他的牽掛。

臨終前，張之洞最放心不下這個幼子，拉著剛從日本留學歸來的五子張仁樂，留下“長兄如父，善視仁蠡”的八字遺囑。張仁樂含淚應允，可他早已被日本“脫亞入歐”的思想洗腦，根本不是能引導弟弟走正途的良師益友。

10歲的張仁蠡開始穿和服、吃生魚，整日周旋在日本僑民之間，“忠君愛國”的舊訓漸漸被“強權優勝”的歪理取代，思想上一步步與祖國割裂。

1917年，17歲的張仁蠡被張仁樂送往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攻讀政治經濟科。

彼時的東京，到處彌漫著“大東亞共榮”的狂熱氛圍，軍國主義思想無孔不入。張仁蠡住的留學生會館隔壁，就是后來“華北自治運動”的骨干丸山鶴吉；課堂上，日本教授公然宣揚“中國如破屋，我皇軍乃修繕工”，不少中國留學生憤慨離席，張仁蠡卻端坐原位，認真記下每一句謬論。

他甚至對同鄉坦言：“日本確有效率，中國確該改造”。在日本，他結識了學長殷汝耕——同為張之洞后人，兩人卻一拍即合，天天湊在一起暢談“中日經濟提攜”。櫻花樹下，殷汝耕拍著他的肩膀蠱惑：“令尊辦洋務是舊時代裱糊匠，你我合作能做新時代開路先鋒”。這句話正中張仁蠡下懷，他在日記里寫下“愿做東亞新秩序之一枚基石”，一顆叛國的種子就此生根發芽。

他早已忘了父親在家訓中對子女“勿沾惡習，苦身戮力”的告誡，也忘了祖國正處在危難之中，滿心滿眼都是依附日本謀取富貴的野心。

1922年，張仁蠡學成歸國，短暫在外交部任職后，又嫌“枯坐冷板凳”沒前途，轉而投靠五哥張仁樂，兄弟倆明面上做進出口生意，暗地里走私軍火、鴉片，專結交日本顧問，徹底淪為利益的奴隸。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張仁樂第一時間公開投敵，出任偽滿洲國“實業部大臣”，隨即給弟弟發電報：“時機至矣，速來新京”。張仁蠡星夜趕赴長春，當上“產業調查局”副局長，專門負責掠奪東北礦產資源。偽滿檔案記載，兩年間經他之手強征的撫順煤礦達50萬噸，鞍山鐵礦30萬噸，這些戰略物資全被他以“協議價”賣給日本制鐵所，差價盡入兄弟倆私囊。

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板垣征四郎都在報告中稱贊：“張氏兄弟，帝國在華最得力的經濟獵犬”。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張仁蠡覺得偽滿的“池水太淺”，轉身南下投靠汪精衛。汪精衛正需要“張之洞幼子”這層名門外衣撐門面，當場封他為“河北省省長”。上任當天，張仁蠡在保定直隸總督府舊址舉行“還都”儀式，面對日本記者竟厚顏無恥地宣稱：“先父昔辦洋務，志在圖強；今日中日合作，正是完成先人遺志”。

他公然篡改父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理念，將其扭曲為“日軍為體，漢奸為用”的賣國言論。主政河北三年，他強征華北糧棉200萬石，抓捕15萬壯丁輸往東北挖煤，還在唐山推行“愛護村”制度，把30萬農民趕進“人圈”，硬生生造成冀東千里無人區。

北平《新民報》刊登漫畫，畫中張仁蠡穿清朝官服、頭戴日本軍帽，手抱“民生”招牌，腳下卻是累累白骨，這正是他賣國求榮的真實寫照。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張仁蠡的好日子到頭了。

他帶著小妾倉皇逃到山東德州，化名“張存仁”，蓄起胡須偽裝成草藥商人，妄圖躲過制裁。可天網恢恢，1946年春天，他被軍統特工認出，押解到南京老虎橋監獄。

入獄初期，張仁蠡仍死不認罪，寫下萬言書申辯自己是“曲線救國”。直到1947年的一天，放風時他經過監獄院子，一眼看到了一尊新鑄的張之洞銅像。那是國人為紀念洋務運動百年而立，銅像基座上刻著父親生前的手跡：“身為疆臣，仍抱赤子之心；目擊時艱，未泯擎天之志。”

看著父親剛毅的面容和滾燙的字句，張仁蠡愣在原地，往事如潮水般涌來——父親的寵溺、家訓的教誨、百姓的苦難、自己的惡行，種種畫面交織在一起。他突然雙腿一軟，跪在銅像前號啕大哭，淚如雨下。回到囚室后，他撕碎了自己的申辯書，提筆寫下供詞：“予不肖，上辱祖宗，下害黎庶，雖萬死不足以蔽其辜。”

1948年，首都高等法院以“通敵叛國、殘害同胞”罪，判處張仁蠡死刑。沒等執行，南京解放，1951年鎮反運動中，他被押回北京公審后依法槍決，年僅51歲。行刑前，他最后提了個要求：“請面東而跪，先父墓在湖北，愿就死時一瞻故鄉。”

可這份遲來的懺悔，終究洗不掉他的滔天罪行；這最后的思鄉之情，也彌補不了對張氏家族的百年羞辱。

張仁蠡的悲劇，根源在于張之洞晚年的“愛之不以其道”。

張之洞一生重視子女教育，在家訓中反復強調“忠孝為先”“刻苦求學，勿沾惡習”，要求子女“自視為貧民，為賤卒，苦身戮力” ，可他卻把所有的例外都給了張仁蠡。他以為寵溺是對幼子的疼愛，卻不知沒有規矩的愛，只會滋生驕縱與自私；他以為顯赫的門第能護幼子一生無憂，卻忘了沒有家國大義的支撐，再高的出身也只會淪為作惡的資本。

張之洞用一生踐行“目擊時艱，未泯擎天之志”，卻因一時溺愛，讓幼子走上了叛國之路，不僅毀了自己，也讓家族蒙羞。這不僅是一個家庭的悲劇，更折射出封建時代特權教育的致命缺陷——只重身份給予，不重品格塑造；只懂物質滿足，不懂精神引導。

張仁蠡死后，張氏一門再也不愿提及這位“漢奸幼子”，可歷史不會遺忘。那個被父親寄予厚望的“仁蠡”，最終沒能“仁覆萬物”，反而以殘忍手段殘害同胞；那個被捧在手心的總督之子，最終沒能成為棟梁，反而成了人人唾棄的賣國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