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因私欲廢立皇帝，為何一個死后備受推崇，一個死后遺臭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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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河散人

編輯：莉莉絲

一.

漢代有兩次著名的廢立皇帝事件，一是霍光廢昌邑王劉賀而立宣帝，一是董卓廢弘農王劉辯而立獻帝。然而，這兩個權臣的結局卻有天壤之別。

廢除劉賀后，霍光穩坐權臣位置，朝野上下并無反對的浪潮，其死后也備受推崇，被人與商朝名相伊尹相提并論，并稱伊霍。

董卓則不然，擁立漢獻帝不久，便有袁紹等人起兵反抗，響應者眾多。浩大的聲勢逼得董卓只得放棄洛陽，退守到地勢更為險要的關中地區。

后來，董卓被其部下呂布聯合保皇派王允等人刺殺。董卓死后，備受非議、謾罵，史學家陳壽更是聲稱，自文字誕生以來，沒有比他更殘暴不堪的人了。

同樣的行為， 卻得到截然相反的對待，這不免讓人感到奇怪。所以，問題就來了：為什么會這樣呢？

上圖_ 霍光（？－前68年），字子孟

二.

一種說法是，霍光是個賢臣，他大公無私，一心為國。之所以廢除昌邑王，是因為對方是在不像話，即位僅僅27天，就做盡壞事，數目據記載有1127件之多。面對這樣昏聵的皇帝，霍光不得不將他廢掉而另立賢明的宣帝。

至于董卓，則純粹一個亂臣賊子，一個喪心病狂的野心家，他之所以廢除弘農王，另立漢獻帝，只是為了借此樹立他的權威，方便掌控朝廷，進一步，是為了自己當皇帝做準備。

這兩個人，一個好，一個壞，一個為國，一個為己，所以，雖然是同樣的行為，但結局自然會不同。

是這樣嗎？

當然不是。霍光廢黜昌邑王的行為，與其說是為國為民，不如說是為權為私。這樣說的證據在于，霍光為了廢黜而給昌邑王安置的罪名并不存在。

上圖_ 霍光輔政

其一，當我們翻閱《漢書》的相關記載時，發現劉賀的罪狀大抵都是些不檢點的生活作風問題，如奔喪路上穿著不對、沒有悲哀之心、不吃素、讓侍從擄掠女子，立為皇太子后又私買雞豚吃···

老實說，這些行為雖然不合禮制，有些甚至違法，但確實算不上大奸大惡。而相對于一國之君的身份來說，就更談不上危害社稷了。

其二，1127這個數字太過不可思議。劉賀在位共27天，換算下來，他平均每天要做四十多件壞事，這幾乎是用盡生命來作惡了。如果真的做完，恐怕不用霍光出手，他自己先就去拜訪漢武帝了。

簡而言之，霍光廢立皇帝并非出于國家大義，其目的僅僅是為了保住他個人的權柄罷了。也就是說，在廢立皇帝的出發點上，霍光與董卓一樣，都是為了個人利益。

如果上述結論正確的話，那么又回到最初的問題了：為什么霍光立宣帝，無人站起來反對，而董卓廢弘農王后，各路人馬便紛紛趕來勤王呢？

上圖_ 董卓（？－192年5月22日），字仲穎

三.

這恐怕要從當時的社會結構入手了。

西漢前期，國家呈現多元化的組織形態，地方勢力雄厚。這些地方勢力可分為兩類：諸侯王國及地方豪強。

先說諸侯國。

劉邦建立西漢后，大肆分封手下功臣，韓信封楚王、英布封淮南王、彭越封梁王、張敖封趙王、臧荼封燕王等等。

后來，劉邦逐一消滅這些異姓諸侯王，代之以分封劉氏子弟為同姓諸侯來統治國家。諸侯國的權力非常大，擁有自己獨立的人事班子，而且財權、軍權都一把抓。有人因此把漢初稱之為后戰國時代。

上圖_ 漢太祖高皇帝劉邦（公元前256年冬月二十四—前195年四月二十五）

再說地方豪強。

西漢初期，地方豪強勢力頗大，他們主要有兩大來源。

一是六國宗族貴族。

雖然秦始皇滅掉了山東六國，這些宗親貴族的政治權力隨之消亡，但他們的宗族勢力和經濟力量依然有很大遺存。他們在地方社會上擁有巨大的影響力。

如項梁、項羽起兵反秦后，他們憑借楚國貴族的身份一呼百應，短期內便聚集了一大批追隨者，其中便包括了劉邦。項梁也理所應當地成為楚地義軍的首領。

二是豪俠和富商。

漢代的豪俠，在地方上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史記·游俠列傳》中就記載了許多這類人物。

早期的郭解，“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可以指揮尉史，決定誰當繇役。又可以為人居間，排難解紛。然而，郭解也尊重其它豪俠的勢力范圍，從來不會插手其他郡縣豪俠的權力。

漢代的商人，其政治地位并不像后來那么低，他們在地方上也頗有影響力。這種情形到東漢時期仍然存在。

比如糜竺，他是徐州富商，先是被徐州牧陶謙征辟為別駕從事，其后跟隨劉備。劉備入主益州后，糜竺被封為安漢將軍，地位尚在諸葛亮之上。

上圖_ 西漢畫像石拓本

四.

不過，隨著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打擊政策，諸侯王國和地方豪強等地方勢力都逐漸消亡。

對于諸侯王國，景帝和武帝推行削藩政策，“眾建諸侯少其力”，先是由大化小，然后又相繼收回人事權、鑄造貨幣等等權力，隨后更是巧立名目廢除了眾多的諸侯國。

于是，雖然仍有部分諸侯王國存在，但這些諸侯王只空有頭銜而毫無力量，他們對中央政府構不成絲毫威脅。

對于地方豪強，從立國之初便開始著手處理。劉邦曾經將六國的王族宗親遷往關中地區，到了漢武帝時期，西漢政府再次實行大規模的移民計劃。

元朔二年(前127)，漢武帝第一次“徙郡國豪杰及貲三百萬以上者于茂陵”，郭解便是這一次被遷到關中的。太始元年(公元前96)，武帝又第二次“徙郡國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陵。”

被遷移的地方豪強喪失了根基，未被遷徙的地方豪杰，命運也并不會更好。

漢武帝時期，酷吏出名。這些酷吏以肆意編造罪名和濫施酷刑著稱。但他們并不是針對普通百姓，而是旨在以非正常手段鏟除豪強。

上圖_ 西漢版圖

此外，刺史制度的確立，也是在武帝時期。

最初的刺史，是一個監察官，職責在于巡查地方工作，然后定期將情況向皇帝稟告。刺史所監察的六項內容中，第一條就是針對地方豪強而設的，所謂“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

在種種手段的打壓下，地方豪強勢力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創。

總之，通過削藩和打壓地方豪強等措施，國家變成中央一頭獨大、地方呈一片散沙的局面。

一方面，一元化、扁平化的中央集權成為現實，對帝國構成威脅的內部組織力量勢力已不復存在。但另一方面，這也意味著政府抗風險能力降低，誰只要掌握了中央政府，誰也就掌控了帝國。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控制了京城軍隊、掌控了朝廷的霍光，輕易地控制了大漢天下，而沒有遭到來自地方勢力的強有力的反抗。雖然他的做法肯定會引起許多人的不滿，可是大家都無可奈何。

上圖_ 東漢末年軍閥割據

五.

然而，情形到了東漢末年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自西漢中晚期以來，一種新的社會階層開始出現，即儒家化的士大夫階層。到了東漢晚期，這一新的士大夫階層已經變成了帝國的支柱力量，他們通常也被稱為世家豪族。

漢末的袁氏便是典型的豪族代表。

當董卓想要廢除弘農王時，曾經拉攏袁紹一道行事，但袁紹不愿為伍，便偷偷逃本冀州。董卓大怒，打算下令逮捕袁紹，周毖等人進行了勸阻：

“袁氏樹恩四世，門世故吏遍于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于免罪，必無患矣。”

董卓認為說的有理，于是拜袁紹為渤海太守，封邟鄉侯。顯然，董卓之所以不殺袁紹，根源在于他的豪族身份。

上圖_ 袁紹（？－202年6月28日），字本初

后來，袁紹憑借著袁氏的影響力，更是不費一兵一卒便奪走了韓馥的冀州牧一職，在亂世中快人一步，率先建立了自己的基業。

從袁紹的經歷中不難看出，世家豪族在當時的社會中具有無以倫比的影響力，以及隨之而來的對資源的調動能力。他們構成了東漢帝國的中間階層和地方勢力，由此，霍光時期的局面便無法重演。

當掌控中央的董卓自以為安然無恙，而行霍光舊事時，以袁紹、張邈為首的地方豪族勢力迅速組織起來進行反抗，在這些力量的進攻下，董卓的美夢只能變成了泡影。

參考資料：《漢書》《三國志》

文字由歷史大學堂團隊創作，配圖源于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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