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和左宗棠是真絕交，還是政治雙簧？

【本文僅在今日發布，請勿轉載】

曾國藩和左宗棠絕對是湖南的頂級雙子星。兩人不僅是老鄉，還是只差一歲的同齡人。

早年間曾國藩在京圈混官場，左宗棠在老家搞隱居，交集并不多。

在太平天國以后，這倆人來到了同一個戰壕。

左宗棠出山做了幕僚，曾國藩回鄉拉起了湘軍隊伍。

在湘軍早期的“初創階段”，這兩人可以說是雙向奔赴，互為伯樂，配合得相當默契。

曾左蜜月期

曾國藩之所以能順利辦起團練、最終拉出湘軍，背后其實少不了左宗棠這個關鍵推手。

當年左宗棠先進入湖南巡撫張亮基的幕府當幕僚，正趕上朝廷放開口子，允許地方自行組織團練，并由巡撫向上推薦合適人選。

左宗棠很快就點名曾國藩，理由也很實在：資歷夠、名望穩，又是土生土長的湖南人，對地方情況門兒清，怎么看都是最合適的人選。

張亮基本就是外調官員，對湖南并不熟，又十分倚重左宗棠的判斷，于是照單全收，直接上奏朝廷推薦曾國藩。

奏折批下來后，朝廷這才正式下旨讓曾國藩出面辦團練。

不過圣旨到了曾國藩手里，他卻一度打起了退堂鼓，并不想輕易出山。

左宗棠見狀也著急，但他很清楚自己親自去勸分量可能還不夠，于是干脆請郭嵩燾出面。

郭嵩燾和曾國藩私交更深，說話更有用，再加上還做通了曾國藩父親的工作，幾路“組合拳”打下來，終于把曾國藩說動，正式下場辦團練。

可以說，湘軍能從無到有，左宗棠這個幕后操盤手功不可沒。

而且左宗棠給曾國藩的幫助并不是“推薦”這么簡單。

在團練剛起步的階段，他又說服張亮基，把羅澤南的湘勇、江忠源的楚勇以及各地零散團練集中到長沙，統一交給曾國藩訓練，這批人后來成了湘軍最早、最硬的班底。

就連湘軍早期的猛將塔齊布，也是左宗棠親自幫曾國藩物色來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在湘軍誕生的起點上，左宗棠確實算得上是曾國藩的伯樂。

但有意思的是，等左宗棠后來走出湖南幕府真正踏入仕途，角色又反了過來，這次成了曾國藩當他的伯樂。

左宗棠因為樊燮案被迫離開幕府，那段時間處境相當尷尬，曾國藩、胡林翼、郭嵩燾等人都曾出手相救。

案子結束后，左宗棠一度心灰意冷，而曾國藩卻一直在暗中替他尋找機會。

后來江南大營二次失守，清廷急缺能打的將領，潘祖蔭向咸豐推薦了左宗棠，咸豐又專門征詢曾國藩的意見。

曾國藩順勢替左宗棠要了一個四品京堂候補的官職。

要知道左宗棠只是舉人出身，沒有進士功名，一出道就是四品，這在當時幾乎是“直升機待遇”。

咸豐原本打算讓左宗棠在曾國藩軍中效力，但曾國藩判斷左宗棠是能獨當一面的將帥型人才，干脆上奏請他另立新軍，創辦楚軍。

結果事實證明這步棋下對了，左宗棠率楚軍連戰連捷，重創太平軍，隨后又被曾國藩保舉為浙江巡撫，從此一路開掛，戰功和仕途雙雙起飛。

所以左宗棠能真正站上歷史舞臺，曾國藩同樣是繞不開的關鍵人物。

在湘軍前期，這兩個人彼此欣賞，配合默契，算得上關系最好的階段。

只是兩人性格不合，摩擦也沒少過，好在每次鬧翻總有人出面打圓場，比如胡林翼、郭嵩燾，最后還能各退一步，繼續合作。

但等湘軍攻克金陵之后，曾國藩和左宗棠的關系徹底破裂，從此分道揚鑣，直到曾國藩去世，這段關系都再也沒能修復。

曾左絕交

曾國藩和左宗棠第一次真正翻臉發生在曾國藩人生最灰暗的階段，原因是左宗棠寫信把他狠狠罵了一通。

曾國藩一生起起落落，他的“至暗時刻”是在1857年。

那一年，他在九江吃了敗仗，湘軍被打散，只能帶著殘部退到江西，一困就是兩年。

由于朝廷始終不給他督撫實權，湘軍的軍餉全靠江西地方官場接濟。

而江西官員對他明顯不待見，各種推諉扯皮，曾國藩大概八成精力都耗在和地方官“拉扯”上，仗沒法好好打，人也快被磨沒了。

偏偏這時候，咸豐皇帝還在一旁冷嘲熱諷，明里暗里給他難堪。

前線受挫、后方掣肘、皇帝不信任，三重壓力同時讓曾國藩很不開心。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1857年2月，他父親去世了，曾國藩干脆直接丟下軍務回家奔喪。

按清朝制度，統兵大員擅離職守是要重罰的。曾國藩這一走，一半是孝心難忍，一半其實也是在用行動抗議自己在江西受到的不公待遇。

他沒等朝廷批假就走了，咸豐原本想處罰他，最后在駱秉章、胡林翼等人聯名說情下才沒有追究，還補批了三個月假期。

但這次“網開一面”，已經是咸豐對曾國藩的最后容忍，換掉他的想法實際上已經擺上了臺面。

丁憂期間，曾國藩判斷湘軍離不開自己，覺得咸豐遲早會讓他“奪情出山”，于是干脆拿這個當籌碼向朝廷討價還價，要求給督撫實權，不然就老老實實在家守制三年。

結果咸豐完全不按套路出牌，直接批準他守制三年，相當于把他的職務一并撤了，湘軍也順手收回。

那段時間，曾國藩的情緒已經低到不能再低，胡林翼等人紛紛寫信安慰他。

唯獨左宗棠寫信罵他，說他丟下湘軍負氣出走，是置天下大義于不顧。

更狠的是，左宗棠搬出儒家經義指責曾國藩“既不義，又非禮”。

在左宗棠看來，父母去世當然要守孝，但身負戰事這種大局理應“奪情”，曾國藩未經朝廷許可就放棄軍隊回家奔喪屬于原則性錯誤。

這話正好踩在曾國藩的雷區上。罵他能力不行，他未必翻臉；可罵他不合儒家禮數，等于直接否定他一輩子堅守的精神底線。

曾國藩當場暴怒，決定徹底不理左宗棠，連回信都懶得回。

左宗棠這邊沒收到回信，又給曾國荃寫信，把那套說辭原封不動再說了一遍，曾國藩知道后更生氣了。

后來左宗棠才從旁人那里聽說曾國藩在生氣，結果他又給胡林翼寫了一封信，語氣依舊強硬，說什么“我不過批評了他幾句，他就賭氣不理人，可見氣量狹小，也聽不得逆耳忠言”，還順帶貶低了曾國藩的能力，意思是先晾著他，等天下太平再說。

客觀說，左宗棠早年就是典型的“狂生”，才氣橫溢，但情商基本不在線，說話做事從不拐彎抹角，也正因為這樣，四十歲之前一直懷才不遇。

后來進了湖南巡撫衙門，遇到張亮基、駱秉章這種心胸寬廣的上司才算有了發揮空間。

左宗棠真正變得世故通達，其實是四十歲以后的事，但對曾國藩，他明顯給自己加了“更高標準”，說話就顯得格外沖，有點不管不顧。

后人分析這段關系時，常提到一個詞——“瑜亮情結”。

左宗棠自比諸葛亮，甚至自稱“今亮”，可現實里，曾國藩以二品在籍侍郎的身份起兵，掌握重兵，反倒更像清朝的“諸葛亮”。

在左宗棠心里，總有一種“這事要是我來干，肯定能干得更好”的不服氣，再加上沒考中進士這個心結，一直沒徹底放下，面對曾國藩時，多少帶點別扭甚至較勁。

不過這一次的決裂并沒有持續太久。曾國藩復出之后，對官場的進退分寸看得更清楚了，他主動釋放緩和信號，先讓曾國荃居中傳話，隨后還親自到長沙登門拜訪，給足了臺階。

兩人的關系很快回溫，之后雖然觀點分歧不斷，但都沒再鬧到撕破臉。

真正的徹底翻臉，要等到天京攻克之后，因為幼天王洪天貴福出逃一案，曾國藩和左宗棠才算真正絕交頭。

幼天王出逃

湘軍攻破天京時，由于沒能當場抓住幼天王洪天貴福，這事兒很要命。

洪天貴福雖然不是起兵造反的始作俑者，但當時還有十幾萬太平軍在各地死扛，這些部隊本來已經群龍無首，一旦讓他們找到幼天王這個“合法繼承人”，立刻就能重新豎旗號、續命反撲。

問題是，湘軍這時候對幼天王的下落完全沒譜，曾國荃自己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審訊抓到的太平軍將領口徑也是五花八門：有人說城破當夜，幼西王、幼南王、定王、璋王等人趁夜突圍，被追到湖熟橋附近全部擊殺；

也有人說幼天王干脆在宮里堆滿木柴，引火自焚。各種說法都有，但就是既沒活人，也沒尸體，誰都實錘不了。

可天京既然已經攻下，曾國藩必須立刻上奏朝廷匯報戰果，幼天王有沒有抓到屬于絕對繞不過去的核心問題。

他等了曾國荃好幾天，始終沒有準信，也不能一直拖著不報。于是，在城破一周后，曾國藩上了奏折，說城破之后，幼天王舉火自焚。

這句話說白了就是在賭。要是如實寫“下落不明”，那湘軍這場仗就談不上“殲滅首惡”。

洪秀全已死，洪天貴福已經登基，首腦沒抓到，功勞至少要打對折，封王基本別想，能不能封侯都懸。

曾國藩之所以敢這么寫，是因為他判斷幼天王大概率已經死了，就算沒死，只要湘軍繼續搜捕，抓回來的概率也不小。

只要后面把人找到，前面的說法就能順利糊過去。

但偏偏曾國藩這把賭運不太行。洪天貴福不僅沒死，還成功跑出了南京周邊的搜索圈，在劉慶漢、吉慶元的護送下一路逃到了皖南廣德。

更糟的是，有人直接向朝廷舉報，說發現了幼天王的行蹤。這一下，曾國藩被拆穿了。

而這個舉報的人，不是別人，正是左宗棠。

左宗棠從逃難百姓口中得知幼天王已到廣德，立刻上奏朝廷。

朝廷得知后，直接下旨痛批曾國藩，要求他嚴查圍堵不力的將領。

這個時候的曾國藩很生氣，天京打下來這么大的功勞，朝廷不賞也就算了，現在反過來還要追責。

而他此時正準備裁撤湘軍，軍餉長期拖欠，本就人心浮動，好不容易靠一堆虛銜、功牌穩住局面，現在連這些“精神獎勵”都可能被收回，稍有不慎，軍隊就可能出亂子。

于是，曾國藩硬氣了一回。

他在奏折里把朝廷的指責頂了回去，說金陵城破之時，太平軍從多個缺口潰逃，湘軍已經巷戰多日，兵力有限，根本不可能完全封死，這仗打得無可指責，不能處罰將士。

他還強調，金陵有十三道城門，每一道都有人突圍，能抓到李秀成已經算運氣好，就算抓不到，也不能因此怪罪前線官兵。

頂完朝廷，曾國藩在奏折里順手回擊了左宗棠。

他提到左宗棠攻下杭州時，汪海洋、陳炳文率十幾萬人成功突圍，朝廷當時也沒追責，自己這邊才跑了幾百人，又憑什么要背鍋？

這道奏折很快被轉給了左宗棠。左宗棠看完回擊了曾國藩，說自己當年杭州失守，有敵人逃脫，都是如實上報；

而曾國藩放跑幼天王，卻堅持不認賬，問題不只是失察，更是欺瞞朝廷。

至此，兩人算是徹底撕破臉，打起了一場震動朝野的“奏折大戰”。

你來我往，多次互參，朝中大臣一邊圍觀，一邊吃瓜。

這里面最開心的其實是朝廷，湘軍一家獨大本就讓朝廷不安，現在湘軍內部翻臉，正好拿來制衡。

不久之后，幼天王在江西被席寶田抓獲。

江西正好是沈葆楨的地盤，沈葆楨立刻上奏報捷，同時也加入了對曾國藩的參劾。

他在奏折里說，如果幼天王成功投奔汪海洋，太平軍就會重新有主心骨，戰亂何時結束都不好說；

就算幼天王已經死了，只要沒有尸體，殘部就能對外宣稱“天王未亡”，繼續凝聚人心。

因此，必須公開押送幼天王進京，把消息昭告天下，徹底斷絕后患。

沈葆楨和左宗棠這一唱一和，把曾國藩逼得相當狼狽。

也正是從這之后，曾國藩與左宗棠、沈葆楨之間才真正走到了無法回頭的地步。

絕交真相

表面看，曾國藩和左宗棠的絕交是從左宗棠“揭發”幼天王開始，一步步升級，最后鬧到徹底翻臉，整個過程似乎順理成章。

但如果把一些細節連起來看，很難不讓人懷疑，這場絕交背后，可能另有一層操作。

先看一件很不尋常的事。

曾國藩裁軍時，把原本歸自己直接管轄的四萬湘軍整體劃撥到了左宗棠名下。

當時左宗棠已經是閩浙總督，這等于把兵權直接交了出去。

緊接著，曾國藩又把駐扎在江西的三萬湘軍交給沈葆楨，自己和這支部隊徹底切割。

問題在于，這個時候，曾國藩和左宗棠、沈葆楨都處在交惡狀態，而且是“天下皆知”的那種。

正常邏輯下，關系鬧到這種程度，怎么可能放心把七萬精銳交到對方手里？

但結果恰恰相反。朝廷本來的目的是削弱曾國藩。

可這兩支湘軍一旦掛到左宗棠和沈葆楨名下，就不再算曾國藩的直屬力量，朝廷反而不好再下手。

最終的結果是湘軍主力被完整保留下來。

換句話說，曾國藩是借左宗棠和沈葆楨之手，保住了七萬湘軍。

再看兩人真正“翻臉”之后的細節，就更耐人尋味了。

左宗棠自立門戶、帶兵出征后，只要涉及重大軍務，上奏之前，往往都會先把奏折草稿送給曾國藩看，兩人商量定稿后，左宗棠再正式呈遞朝廷。

這種默契，顯然不是“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態。

幼天王出逃這件事也是如此。左宗棠掌握了幼天王的行蹤，并沒有第一時間上奏，而是先通知了曾國藩。

問題在于，左宗棠并沒有抓到人。

如果人已經在手，那事情反而好辦，私下處置、幫曾國藩把謊圓過去，都有空間。

但人沒抓到，就意味著遲早會東窗事發。

幼天王一旦被別人發現，或者和太平軍殘部會合，再次打出旗號，上報朝廷只是時間問題。

既然這件事注定壓不住，那與其被別人捅出來，不如由左宗棠來“揭發”。

前提是必須把戲做足——曾國藩和左宗棠徹底翻臉，讓朝廷相信湘軍內部已經分裂、正在內斗。

這樣一來，左宗棠的楚軍就安全了，朝廷的警惕反而會下降。

事實也正是如此。幼天王事件之后，左宗棠的楚軍被完整保留，隨后曾國藩又順勢把四萬湘軍劃給左宗棠，這支部隊同樣安然無恙。

沈葆楨那邊也是同一套路。此前兩人因為軍餉問題已經公開沖突，朝廷心里有數。

這次再“加碼”一輪矛盾，沈葆楨名下的三萬湘軍也被成功保住。

所以從結果倒推，這場“絕交大戲”更像是一出精心配合的雙簧。

目的不是情緒宣泄，而是拆分湘軍集團，把力量分散到不同人手里，從而避開朝廷的集中清洗。

而且這并不是純靠猜。

曾國藩和左宗棠絕交后，曾國藩的門生弟子有時會出面攻擊左宗棠，曾國藩反而一再告誡，說自己和左宗棠只是“不同音訊”，彼此并無私怨，外人不要摻和。

更有意思的是，左宗棠和曾國荃的關系始終很好，書信往來頻繁。

按常理，幼天王出逃，最該被追責的人其實是曾國荃，可他不僅沒有怪左宗棠，反而一直保持密切往來。

后來左宗棠出征陜甘，曾國藩不但把自己麾下最能打的劉松山部直接交給左宗棠，還拼命幫他籌措軍餉，這對左宗棠收復陜甘起了決定性作用。

私下談起左宗棠，曾國藩更是贊不絕口，說他才華絕世、精力過人，西北的事，非左宗棠不可。

曾國藩甚至直言：“論兵戰，吾不如左宗棠。為國盡忠，亦以季高為冠，國幸有左宗棠也。”

而曾國藩去世后，左宗棠送上的挽聯也意味深長：“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

從這些評價和互動來看，兩人之間談不上仇怨，反而是高度認可。

綜合這些線索，把曾國藩和左宗棠的“絕交”理解為一場政治層面的配合反而更能解釋得通。

這場戲成功把左宗棠和沈葆楨從曾國藩的湘軍體系中拆分出去，也為湘軍保留下了相當可觀的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