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們講了清廷買艦、造艦的故事。
今天,我們回到1866年的福州城,講一講近代海軍教育的起點,首個培養海軍人才的官辦學府:福州船政學堂。
當時的清廷,剛剛經歷第二次鴉片戰爭。
北京城被英法聯軍攻占,圓明園被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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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皇帝倉皇逃往熱河,留下了一地雞毛。
“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后來的這句感嘆,道盡了當時有識之士的恐慌。
但恐慌之后,怎么辦呢?
繼續躺在祖宗基業上混吃等死?還是像鴕鳥一樣把頭埋進沙子,假裝天下太平?
不,有一批人站了出來。
而在這批人中,有一個湖南漢子,性格剛烈,眼光毒辣。
他在東南沿海的福州,創建了福建船政。
他不僅要造出中國人自己的軍艦,更關鍵的是還要培養出中國人自己的海軍人才。
而這個湖南漢子,叫做左宗棠。
開天辟地
左宗棠作為一個實干家,看得透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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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
他深知,光把船買來、造出來,還不行。
我們還要有自己的海軍軍官和工程師,這才是海軍的魂。
于是,在奏請設立福州船政局的奏折里,他極具遠見地說:
如果擔心船造好了,中國人不會當船長、看不懂羅盤,事事都要靠著洋人。
那就事先在合同里寫明,洋人教咱們制造的同時,必須教我們如何駕駛。
如慮船成以后,中國無人堪作船主,看盤管車諸事,均須雇倩洋人,則定議之初,即先與訂明,教習造船,即兼教習駕駛
如此,則“將來講習益精,水師人材固不可勝用矣。”
看看,左公的算盤打得多精,布局有多遠!
福建船政學堂最初取名為“求是堂藝局”,這名字就帶著那個時代特有的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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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這么說?“求是”是傳統士大夫的追求,而“藝”則是被鄙夷的“奇技淫巧”。
但是沒辦法,現在大清要“自強”,就得先低頭學藝。
然而,招生成了第一道難關。
你想啊,在那個科舉才是“正途”的年代,哪個正經讀書人會愿意來學這些“旁門左道”?
更何況,這其中難免還要跟“洋鬼子”打交道。
結果就是,來報名的多是家境貧寒的子弟,或是家里與洋人打過交道的商人后代。
這其中,就有后來大名鼎鼎的嚴復。
嚴復當時還叫嚴宗光,父親是位中醫,不幸因救治霍亂病人感染身亡,家道中落。
聽說船政學堂包吃包住,每月還有四兩銀子的補貼,他動了心。
可他的叔叔是個舉人,對這種新學堂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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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母子跪地痛哭哀求,才勉強拿到保結,得以報考。
吊詭的是,船政學堂考試題目是“大孝終身慕父母論”。
剛經歷喪父之痛的嚴復,文章寫得情真意切,一舉奪魁。
你看:用最傳統的孝道作文題,選拔出的,卻是未來中國第一批放眼世界的人才。
1867年1月6日,學堂借住在城南的定光寺開學。
終于,在這千年古剎的暮鼓晨鐘里,飄出的不再是“之乎者也”,而是誦念A、B、C、D的瑯瑯書聲。
而這書聲,便是一個古老帝國在極度痛苦中,發出的求變之聲。
中體西用
船政學堂的章程,是中國近代軍事院校的第一個章程。
所以,它既有開創性,也帶著深深的時代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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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學習期限五年,期間不準改行。
待遇優厚,衣食住行全包,每月還給家里發銀子。
每三個月考一次試,考得好有賞,考得差要罰,連續三次墊底就會被直接開除。
這就像一個高度軍事化的兵營,既要你學西方的技術,又要把你管得服服帖帖。
船政學堂,分為“前學堂”和“后學堂”。
前學堂學法語,教造船和設計;后學堂學英語,教駕駛和輪機。
前學堂相當于現在的船舶工程學院,而后學堂則是海軍軍官學校。
課程的設置非常先進,有數學、物理、機械學、航海天文學,教材更是直接用的英文、法文原版。
學生們極其刻苦,連來訪的英國軍官都驚嘆他們的勤奮和整潔的筆記。
但是,這些洋教官同時也鄙夷他們身體孱弱,缺乏運動,像是女人,“有些巾幗氣味”。
然而,在一切的“西學”之上,始終有一把“中學”的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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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楨
學堂總負責人沈葆楨要求:每天除了專業課,必須讀《圣諭廣訓》《孝經》,學寫策論,目的是“明義理”。
沈葆楨的邏輯是:學老外可以,別讓老外的習氣改變中國的立國之本。
今日之事,以中國之心思通外國之技巧可也,以外國之習氣變中國之性情不可也
這句話,就是著名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說白了,技術可以學,但思想不能變。
這就像給一個想要脫胎換骨的人,套上了一個緊箍咒。
洋務派的精英們,如沈葆楨,已經是當時最開明的一批人。
但他們的認知天花板,也決定了這場“自強運動”的天花板。
他們把舊時代的藥方,裹了一層新時代的殼。
就想拿來治新時代的病,其結局從一開始就埋下了伏筆。
雛鷹展翅
話說回來,課堂教育再好,海軍軍官終究是要在風浪里錘煉。
船政局專門購置了一艘叫“建威”號的舊船,改造成了練習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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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后學堂的洋教官嘉樂爾收到了一封由鄧世昌在內的23名學畢業生聯名寫的告別信。
信中寫道:我們從今而后,要去對付颶風、控制狂浪、窺測日星的行動……最可怕的困難成為平易,最險惡的情況成為靜謐。
從信中,我們可以看到船政學堂對他們的深遠影響,也看到了他們對未來的憧憬。
很快,嚴復、劉步蟾、林泰曾、鄧世昌等我們在歷史書上無比熟悉的名字,登上了“建威”艦,開始了首次遠航實習。
他們南下廈門、香港,一直跑到新加坡和檳榔嶼,歷時四個月。
去時,由洋教習親自指揮。
返航時,學生們已能輪流駕駛。
他們測量星辰,記錄航海日志,真正將所學用于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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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73年,他們之中已經有人能勝任艦長和大副的職務。
這是零的突破!中國人第一次依靠自己培養的軍官,駕馭現代軍艦,駛向藍海。
船政學堂培養的軍官走上指揮崗位,逐步取代了舊式水師出身的軍官。
這是軍事技術發展的必然,也是軍隊近代化的關鍵一步。
福建船政學堂,像一顆火種。
它培養出了中國第一批近代海軍將領,如劉步蟾、林泰曾、鄧世昌等;以及第一批近代工程專家,如魏瀚;以及偉大的啟蒙思想家嚴復。
它的辦學模式,后來被天津、南京、廣東的水師學堂效仿,奠定了我們近代海軍的人才基礎。
但是,該但是了。
它的局限性,也同樣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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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船政學堂,因為地處福州,招收的大多是福建人。
從而導致“閩黨”的形成,這背后是封建地域觀念的頑固。
而“中體西用”的指導思想,也限制了思想層面的徹底革新。
它雖然培養出了優秀的技術官僚,卻未能孕育出顛覆性的思想革命。
然而,我們不能用今天的標準去苛責古人。
在萬馬齊喑的年代,左宗棠、沈葆楨等人能頂住壓力,辦成這樣一所開創性的學堂,已是石破天驚之舉。
黑暗屋子里總算是鑿開了第一扇窗,光透進來。
雖然微弱,卻照亮了后來者前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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