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記錄 | 鑒戒資治與獨斷史義：清代帝王通鑒學及其特征——以康熙、乾隆為中心的考察

鑒戒資治與獨斷史義：清代帝王通鑒學及其特征

——以康熙、乾隆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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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734/j.cnki.1000-5315.2026.0703

摘要 清代帝王特別重視研習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和朱熹的《資治通鑒綱目》，希望能從中總結經驗教訓，鑒戒資治。在研習《通鑒》和《綱目》的過程中，清代帝王還效法《綱目》，編纂了一批綱目體史籍，并充當歷史的判官，評點歷史，獨斷史義，將歷史的解釋權和評判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為清廷的合法性作歷史和理論的論證。清代帝王通鑒學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由重《通鑒》向重《綱目》發展；二是由鑒戒資治向獨斷史義發展，彰顯了清代帝王將史學轉化為政治工具的本質。盡管清代帝王對《通鑒》和《綱目》的闡發在社會上產生了一定影響，但民間學者并未過度迎合帝王愛好，不僅極少從事綱目體史籍的編纂，而且還委婉地表達了對帝王獨裁歷史的不滿。

關鍵詞 《資治通鑒》；《資治通鑒綱目》；通鑒學；清代帝王；康熙和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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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帝王在進行政治統治的過程中，特別重視史學的作用。他們勤于讀史和修史，善于利用史學為自己的政治統治服務 1 。在諸多中國古代史書中，清代帝王對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以下簡稱《通鑒》）和朱熹的《資治通鑒綱目》（以下簡稱《綱目》）情有獨鐘。他們深知“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 2 ，也深知“朱子《綱目》所以繼《春秋》而作也……其邪正是非之辨，賢奸忠佞之分，寓大義于微詞，紹素王之心法” 3 ，都是帝王必讀之書。他們深入研讀《通鑒》和《綱目》，不僅從中借鑒政治統治的經驗教訓，而且依據《通鑒》及《綱目》編纂了一批綱目體史書，通過裁斷歷史，表達自己的修己治人之道，為當世立法度，以達到以史化人、以史治心的目的。目前，關注清代通鑒學的學者主要有王彥霞，但其研究未涉及清代帝王通鑒學；而何冠彪則具體分析了清初帝王與《通鑒》的關系，是探討清代帝王通鑒學的重要學者，其成果啟發了筆者進一步探索清代帝王通鑒學的內涵及特征 4 。

中華書局版《資治通鑒》書影

一 鑒戒資治：研習《通鑒》及《綱目》

清代帝王中，最先與《通鑒》結緣的是皇太極，緊接其后，順治也對《通鑒》重視有加。到了康熙和乾隆統治時期，《通鑒》和《綱目》遂成為最受帝王歡迎的史籍。嘉慶以后，有關帝王與《通鑒》及《綱目》互動的相關記載明顯減少。這大概與清朝進入衰世有關，現實問題尚難一一解決，遑論研習史書了。

早在入關之前，滿洲統治者就已經認識到學習歷史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性，他們通過翻譯漢文史籍以及口頭傳講的形式，接觸漢民族史籍，以期有裨于治道。在諸多漢文史籍中，《通鑒》是他們最為重視的史書。天聰三年（1629）四月，皇太極命儒臣翻譯漢字書籍并記注本朝政事，“欲以歷代帝王得失為鑒，并以記己躬之得失焉” 5 。在皇太極重視漢族經史典籍的感召下，官方開始將《通鑒》及遼、金、元三史等史書翻譯成滿文。天聰六年（1632）九月，鑒于《通鑒》仍未譯成，書房秀才王文奎向皇太極條陳時宜，再提“講解翻寫”《通鑒》一事。他說：“帝王治平之道，微妙者載在《四書》，顯明者詳諸史籍。宜于八固山讀書之筆帖式內，選一二伶俐通文者，更于秀才內，選一二老成明察者，講解翻寫，日進《四書》兩段、《通鑒》一章。” 6 天聰七年（1633）七月初一，寧完我又指出四書五經、三略六韜以及《通鑒》等書，“實為最緊要、大有益之書”，特別是《通鑒》，“如要知古來興廢的事跡，則有《通鑒》一書”，是帝王將相、皇親國戚“所當習聞明知，身體而力行者”，故而再次奏請譯寫這些書籍，以便統治者汲取書中的“美意良法” 7 。盡管因種種原因，在皇太極時期，《通鑒》的翻譯并沒有完成，但人們對《通鑒》的重視是應該引起注意的。

清軍入關后，順治更加重視從歷史中學習治國之道，大臣投其所好，在奏章中指出：“竊稽自古史冊所載，政治之得失，民生之休戚，國家之治亂，無不詳悉具備，其事雖往而可以詔今，其人雖亡而足以鏡世……從來嬗繼之圣王，未有不法此而行者也。” 8 順治八年（1651）十月，清廷所譯《通鑒》漸次進呈。第二年，編修曹本榮上奏，請求順治開設經筵，講讀“四書”、“五經”和《通鑒》，“凡‘四書’、‘六經’及《通鑒》中有裨身心要務、治平大道者，內則朝夕討論，外則經筵進講” 9 。自此，大臣在請求順治開設經筵日講的奏折中多次提到《通鑒》。如兵科給事中張璿奏稱：“請于臨朝聽政之暇，命儒臣取《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詳悉敷陳，復取宋臣司馬光《資治通鑒》列為法戒，及我朝典則可觸類旁通者，比勘參決。” 10 盡管終順治一朝，經筵日講并未切實推行，但順治一直看重《通鑒》的鑒戒資治作用，曾兩次幸內院，閱覽《通鑒》，并與范文程等人討論歷代帝王優劣。順治十二年（1655）正月，順治為《御制資政要覽》作序，特別強調自己“孜孜圖治”，通過研究“四書”、“五經”、《通鑒》等經史著作，尋求“修己治人之方” 11 。他說：“朕惟紀一朝之得失，爰有史書；考百代之是非，厥惟《通鑒》。”他認為以往史家研究《通鑒》，“筆削互異，論斷相衡，卷帙雖紛，得中尚寡”，無法“昭垂永久，號稱完書”，于是命內三院編《通鑒全書》，希望成就一部“將諸家所纂，廣加裒集，刪繁考異”的傳世之作，核心目的就是“務使古來政治盛衰，人才善惡，昭明畫一”，以副其“致治垂憲之意” 12 。盡管《通鑒全書》并未編成，但順治重視《通鑒》，并希圖從中尋求治國安邦之道，卻是顯而易見的。

和皇太極、順治相比，康熙對歷史更加關注。《清圣祖實錄》、《康熙起居注》等史籍大量記載了康熙攻讀經史的情況，所謂“萬幾之暇，留心經史”，“萬幾之余，講求經史”，“出經入史”，“窮研經史”，“淹貫經史”，“融貫經史”等等，不一而足，將康熙帝塑造成一個勤于讀書、融貫經史、通曉古今的“明君”形象。

玄燁朝服像軸（故宮博物院藏）

康熙研習經史的目的在于“裨益政治”，他相信“經史有關政治，義蘊弘深”，認為“凡明體達用之資，莫切于經史。朕每披覽載籍，非徒尋章摘句，采取枝葉而已，以探索源流，考鏡得失，期于措諸行事，有裨實用。其為治道之助，良非小補” 13 。他曾斷言：“自古經史書籍，所重發明心性，裨益政治，必精覽詳求，始成內圣外王之學。” 14 在康熙眼里，經史子集的地位是不同的，他推崇經史，貶抑諸子百家等書，所謂“經學史乘，實有關系修齊治平，助成德化者，方為有用”，而諸子百家等書多為“異端诐說” 15 ，不能奉為信條。康熙研習經史，把經之“義”與史之“用”結合起來，他這樣看待經史關系：“治天下之道莫詳于經，治天下之事莫備于史。人主總攬萬機，考證得失，則經以明道，史以征事，二者相為表里，而后郅隆可期。”他又說：“經學在于切實通明，折衷諸說；史學在于始末淹貫，論定是非。二者皆確有證據，難于支離其說。” 16 經蘊含著“治天下之道”，史蘊含著“治天下之事”，在國家治理中，二者互為表里，缺一不可。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四庫全書本）書影

康熙重視學習經史，除了對五經、四書極度推崇外，史書方面最推崇的就是《通鑒》和《綱目》了。據史書記載，康熙自幼便閱讀《通鑒》，親政以后，大臣更是提出在經筵講讀中進講“五經”、“四書”和《通鑒》，所謂“‘五經’、‘四書’，皆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惟通經而后明理；史書《通鑒》，備載歷代治亂得失之事，必鑒古而能知今” 17 。康熙十五年（1676），他提議在進講“四書”的時候，兼講《通鑒》，所謂“每觀《通鑒》，事關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應與‘四書’參講” 18 。可以這樣說，在康熙一朝的經筵日講中，講史以《通鑒》為大宗。康熙重視研習《通鑒》，原因就在于他認為“千古治亂，不能出其范圍” 19 ，“《通鑒》一書，關于治道者尤為切要” 20 。因此，在經筵講讀中，他反客為主，不斷向大臣講解《通鑒》，闡釋治亂興衰之道 21 。可見，他所看重的是《通鑒》中所蘊含的鑒戒資治思想，期望從中尋求鞏固自身統治的方法。

康熙在研習《通鑒》及《綱目》過程中，前期重《通鑒》，后期重《綱目》。康熙十五年（1676），大臣建議經筵講讀《通鑒》的同時，也要講讀《綱目》，因為在他們看來，《通鑒》“統貫諸史，最為詳備”，而《綱目》“又從《資治通鑒》中提綱分目，尤得要領” 22 ，二者對于治理國家、統治民眾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故而都要成為帝王的教科書。康熙更明確說：“自仲尼因魯史作《春秋》，始編年系月，記載之中，褒貶寓焉。大要歸于扶植綱常，闡揚道法，后之言史者必宗之。宋司馬光奉詔纂修《資治通鑒》，論者以為博而得其要，簡而周于事。朱熹本之為《綱目》，綱仿《春秋》，目仿左氏，義例森嚴，首尾條貫，足以示勸懲而昭法戒，煌煌乎典章之總會，而治道之權衡也。” 23 在他看來，自《春秋》以后，契合《春秋》“扶植綱常，闡揚道法”之旨者，只有《綱目》。康熙治史，在“備記載”與“昭勸懲”之間，更重視史學“昭勸懲”的功用。他比較《通鑒》和《綱目》后指出，《通鑒》雖然“采獲詳博，考據精嚴”，但“據事臚列，褒貶之義或闕”，而《綱目》繼承《春秋》褒善貶惡的旨趣，在“昭勸懲”上彌補了《通鑒》“褒貶之義或闕”的缺陷，故“其有功于世道人心非淺鮮也” 24 。可見，在康熙心目中，《綱目》明天德、彰王事、示勸懲、昭法戒，歷史上的邪正是非、賢奸忠佞均在褒貶之列，甚符帝王代圣立言、獨裁歷史、褒貶史事之用意，他由重《通鑒》轉向重《綱目》也就不足為奇了。

到了乾隆朝，輕《通鑒》、重《綱目》的傾向更加明顯。乾隆尚未即皇帝位時，就推崇《綱目》，認為該書“祖夫子《春秋》之筆削”，和《春秋》一樣，是為了誅亂臣賊子，“善善惡惡，是是非非，具于一篇之中，而無不備矣……彰善癉惡，比事屬辭，雖不足以盡《春秋》之義，抑其大略則可謂同揆矣……忠奸賢佞，褒嘉貶斥，凜若袞鉞，人知有所懲勸，懼見誅于后世也。如是而謂之《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其誰曰不然？” 25 即位以后，乾隆更是極力稱道《綱目》，認為歷代著述沒有能與《綱目》相比者，所謂“纂述相承，莫精于《綱目》” 26 。乾隆重視《綱目》，主要原因在兩個方面。一是《綱目》的體裁更利于表達統治者的思想。雖然編年體始自《春秋》，但是司馬光《通鑒》本《春秋》之法，是最完善的編年體；而朱熹的《綱目》“綱仿《春秋》，目仿《左氏》” 27 ，將“經義”（《春秋》）與“史義”（《左傳》）相結合，創造了綱目體裁，更能體現統治者的意志。二是《綱目》的書法更便于統治者代圣立言。朱熹《綱目》本因《通鑒》而成書，但在乾隆看來，《綱目》書法謹嚴，得圣人褒貶是非之義，是真正的“編年正軌” 28 。在乾隆眼里，《通鑒》所載不過是“前代治亂興衰之跡”，而《綱目》“祖述麟經，筆削惟嚴，為萬世公道所在” 29 。乾隆最青睞《綱目》之書法，他曾這樣說：“編年之書，奚啻數十百家，而必以朱子《通鑒綱目》為準。《通鑒綱目》蓋祖述《春秋》之義，雖取裁于司馬氏之書，而明天統、正人紀、昭鑒戒、著幾微，得《春秋》大居正之意，雖司馬氏有不能窺其樊籬者，其他蓋不必指數矣。……自《綱目》成，而義指正大，條理精密，后儒有所依據，踵而續之，由宋迄元，厘然方策。” 30 可見，乾隆特別重視《綱目》在“明天統、正人紀、昭鑒戒、著幾微”等方面的示范作用。他數次表達這樣的看法，所謂“編年事例自涑水，正紀褒貶推紫陽；列眉指掌示法戒，四千余年治亂彰” 31 。他在敕令編纂完成《通鑒綱目三編》和《御批通鑒輯覽》后，曾就宋版《綱目》賦詩一首：“涑水創為開義例，紫陽述訂益精微。直傳一貫天人學，兼揭千秋興廢機。敬勝治兮怠勝亂，念茲是耳釋茲非。《三編》惟此遵綱紀，《輯覽》曾無越范圍。鋟出新安留面目，弆增天祿有光輝。外王內圣斯誠備，勿失服膺永敕幾。” 32 他組織編纂的《通鑒綱目三編》和《御批通鑒輯覽》，一遵朱熹《綱目》，凸顯治亂盛衰、紀綱人倫，以便成就自己“內圣外王”的理想。

乾隆肖像（郎世寧繪，原屬圓明園收藏）

由以上梳理可知，清代帝王通鑒學，有一個從重視《通鑒》到推崇《綱目》的轉變過程，反映了清代帝王治史心態和觀念的變化。清軍入關之前后，統治者熱衷于了解過往歷史以作為治國的參考，“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 33 的《通鑒》，便成為他們的歷史教科書，皇太極和順治重視《通鑒》，目的便是試圖從中學習治國安邦的經驗，以史輔政。然而，隨著政權的不斷鞏固，尤其是康熙二十年以后，清廷不但平定了三藩之亂，而且收復了臺灣，一個強有力的政權建立起來了。在這種情況下，清代帝王不再以學習歷史知識、借鑒歷史經驗為滿足，他們要“登上歷史判官的寶座，成為執掌筆削褒貶的唯一合法者” 34 ，從而獨斷史義，為當世立則，為后世垂鑒，顯露出一代帝王以史治心、以史化民的勃勃心志。也就是說，他們“既為政治上的專制君主，又要充任史學上的主宰” 35 。在這種情況下，《綱目》所蘊含的孔子“素王心法”和《春秋》“大義微言”便日益為康、乾二帝所垂青。《綱目》為帝王充當“圣人”、褒貶歷史提供了方便，自然受到帝王重視。

二 獨斷史義：官方綱目體史書的編纂

康熙、乾隆研習《通鑒》和《綱目》，并非僅僅要從這些典籍中尋求治國之道，更重要的是要利用這些典籍制約臣民的思想，其標志就是在他們的指令下編纂了一系列綱目體史籍。這些綱目體史籍以《通鑒》內容為依托，效仿《綱目》書法，通過帝王的評點和論斷，表達帝王的治人之道與治心之術，以規訓臣民。可以這樣說，由于朱熹《綱目》注重天統、人紀等義理精微的闡發，與《通鑒》相較，更符合清統治者宣揚綱常名教、教化臣民、鞏固統治的需要，故而備受他們的青睞。與此相應，康、乾二帝熱衷編纂綱目體史籍也就勢在必行了。

康熙一朝，依《通鑒》及《綱目》編纂的著述有《日講通鑒解義》和《御批資治通鑒綱目全書》，通過這兩部著述，康熙巧妙地實現了從史書中尋求治道到以史教化臣民的轉變，實現了從研習經史、汲取歷史經驗教訓到史為己用、史書乃政治統治之工具的轉變。

《御批資治通鑒綱目》書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在《日講通鑒解義》的序中，康熙說明了其編纂目的。他說：“史之有傳，其體有二，紀事編辭，發凡起例，而褒貶之意寓于言外，俟觀者深思而自得，此《左氏》之傳也，涑水之《資治通鑒》宗之；據事以斷是非，原心以定功罪，予奪之不可假，如折獄然，此《公》、《穀》之傳也，崇安之《春秋傳》宗之。二者缺其一，則史學不備。朱子作《通鑒綱目》，綱仿《春秋》，目仿丘明，羅十七代記載之文，治以二百四十年褒貶之法，論者謂接統《春秋》，不虛也。朕勤求治道，涵泳‘六經’之余，樂觀前代興衰得失之跡，故《通鑒》一書，披覽未嘗去手。顧其間論斷者，人各置喙，間亦有當于作者之意而未能折衷于中而斷于一。乃命儒臣仿胡安國之體，法《春秋》之義，撰次為文，依日進講，寒暑無間，積歲月而成編。” 36 這段話至少透露出以下兩點信息。一是該書是在康熙自己閱讀《通鑒》和儒臣進講的基礎上編纂而成的，在方法上采用的“不是治史的方法，而是解經的方法” 37 。司馬光編纂《通鑒》，采用“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 38 的方法。對此，康熙是不甚滿意的。而胡安國（崇安）《春秋傳》仿效《公羊傳》和《穀梁傳》“據事以斷是非，原心以定功罪，予奪之不可假，如折獄然”的解經方法，則非常符合康熙心意。故《日講通鑒解義》仿效胡安國《春秋傳》解《春秋》的方法來闡釋《通鑒》，經康熙裁定，“折衷于中而斷于一”，定《通鑒》意旨于一是，以凸顯褒善貶惡、扶持綱常、教化民眾之大經大法。二是該書極力推崇朱熹《綱目》，將《綱目》置于《通鑒》之上。在《〈日講通鑒解義〉序》中，康熙不僅指出，“蓋《綱目》之作，上接夫麟經，故雖班、范諸史之文，實魯史筆削之遺意也。而世道之升降，政治之隆污，于是乎在”，表明其推崇《綱目》之意，并明確告訴人們《日講通鑒解義》雖取材《通鑒》，但效法《綱目》，意在發揮《通鑒》所不能發揮的旨意，成為一部“所見之至明”、“居心之至公”的新著，而且夸耀《日講通鑒解義》為“萬世法戒之權衡”，“大經大法，或勸或懲，粲然畢具，其有裨于經世，豈淺鮮也與” 39 ！正因為此，他將此書“刊于秘府，頒之群工”，用以規訓臣民。

《御批資治通鑒綱目前編》書影

康熙曾詳細通讀《通鑒》、《綱目》及《綱目大全》三書，用朱筆批注點定，“發涑水所未詳，補紫陽之弗逮” 40 。康熙四十六年（1707），他朱筆批注點定之書刊行，名為《御批資治通鑒綱目全書》（以下簡稱《通鑒綱目全書》），共109卷，包括《御批資治通鑒綱目前編》18卷、《御批資治通鑒綱目正編》59卷、《御批資治通鑒綱目續編》27卷以及各編“卷首”若干卷。《通鑒綱目全書》共有康熙御制論斷107條。對此，康熙在該書序中明確說：“前后所著論斷，凡百有余首。茲允諸臣請，并以付梓，頒布宇內，俾士子流傳誦習，開卷了然。不特天人理欲之微，古今治忽之故，一一臚如指掌。即于朱子祖述宣尼，維持世教之苦衷，并可潛孚默契于數千載之下。是則朕敦崇古學、作新烝民之至意也。” 41 由此可見，在《通鑒綱目全書》中，最重要的是康熙的“論斷”，而非《綱目》本身。也就是說，“發涑水所未詳，補紫陽之弗逮”的“圣論”才是最主要的。正如四庫館臣所說：“《綱目》經圣祖仁皇帝御批，當以御批為主。” 42 他們將該書收入“史評類”而非“編年類”，進一步凸顯了康熙御制論斷的重要性。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清代帝王已經不滿足于只是從史籍中汲取教訓和治國經驗，而是要通過自己的“論斷”，充當歷史的判官，擴大史書的流通范圍，把歷史當作工具，向臣民灌輸有利于清朝統治的思想。

在《通鑒綱目全書》中，康熙通過御批，重點闡述了帝王之道。在康熙看來，帝王首先必須“修心”，君心正則天下正，即所謂“帝王臨御四海，首出庶物，非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法內圣外王之道，則無處用力” 43 。康熙崇尚節儉，通過御批，對歷史上的鋪張浪費之事進行嚴厲批評，倡導君主寡欲節用，“本朝家法務崇儉約” 44 。康熙倡導以孝治天下，在他看來，“以孝為萬世之綱，五常百行皆本諸此” 45 。君王的職責不僅在于養民，更在于教民、化民，而孝是千古不易之至德，亦為教化之源。康熙倡導孝，是為了激發臣子的忠，“人君以孝治天下，則臣下觀感以作忠，兆民親睦而成族，真所謂至德要道也” 46 。康熙把孝與忠看作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系，所謂“人子至情，忠孝皆出一理” 47 。康熙以事父之“孝”展延為事君之“忠”，把君臣關系直接聯系在宗法血緣關系上，如此一來，不僅可使君臣關系更為緊密，也可使臣下把忠君建立在自覺意識上 48 。康熙堅持君為臣綱、乾綱獨斷，君主必須能獨自決斷國家大事。他在分析賈似道弄權的原因時說：“天下之大，待理于一人，斷宜讀書明理，萬幾洞察于中，可以當前立決，自然權不下移。若中無定見，不得不委任臣下，漸致乾綱解弛，太阿旁落，鮮有不敗者。如宋理宗可以為鑒。” 49 君主若能洞察萬物，心有定見，殺伐果斷，皇權自然也就不會落入邪佞之手。可見，康熙御批《綱目》，著重闡發了寡欲節用、以孝化民、乾綱獨斷等帝王之道。在這里，朱熹的理學思想深刻影響了康熙。朱熹曾將倫理道德、綱常名教置于永恒的宇宙法則的位置，在三綱五常的架構下，力倡尊君。君為臣綱，乃三綱之首。君主的權力，就是家長權力的放大。君主專制與宗法家長制合為一體，構成了自上而下的等級秩序。康熙繼承了朱熹的思想，極重等級分明的人倫道德。他以孝代忠，提倡以孝治國，力言乾綱獨斷，就是為了達到教化臣民，進而鞏固大清政權的目的。

和康熙一樣，乾隆對程朱理學也情有獨鐘，程朱理學在乾隆心目中一直占據最主要的位置，其思想具有“‘兼采漢、宋’而‘尤尊朱子’的經學取向” 50 。乾隆自青少年時期就深受程朱理學影響，飽讀四書、五經、《性理大全》、《綱目》、《大學衍義》等書，對理學極盡贊美之詞。他認為，“經術之精微，必得宋儒參考而闡發之，然后圣人之微言大義，如揭日月而行也”，“夫治統原于道統，學不正則道不明。有宋周、程、張、朱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與夫用功節目之詳，得孔孟之心傳，而于理欲、公私、義利之界，辨之至明。循之則為君子，悖之則為小人。為國家者，由之則治，失之則亂，實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謂入圣之階梯，求道之途轍也。學者精察而力行之，則蘊之為德行，學皆實學，行之為事業，治皆實功。此宋儒之書所以有功后學，不可不講明而切究之也” 51 。在乾隆眼里，理學“得孔孟之心傳”，乃“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就個人而言，要想求道入圣，成為君子，必須循理學而入；要想治理國家，建立實功，必須深研理學義理。

由于對理學精義的推崇，加之喜歡評點歷史，乾隆對于褒貶史學的一套法則極為諳熟，因此，其依據《綱目》諭令編纂的綱目體史籍又遠遠超過康熙。恰如何冠彪所言：“由儒家后代圣人朱熹所創立而模仿自《春秋》的綱目體，既然在體裁和書法上都能‘善祖述《春秋》之義’，成為褒貶史學的新典范，自然被弘歷采用為當代執行‘天子之事’所取法的對象。” 52 君主治國，褒貶史事、裁定歷史并進而控制思想至為重要，乾隆深諳其道，故而在乾隆四年（1739）《明史》尚未完全刊刻告成的情況下，就諭令“仿朱子義例，編纂《明紀綱目》，傳示來茲”，以與《明史》“相為表里” 53 。乾隆編纂《明史綱目》 54 ，目的就是仿朱熹“褒貶是非之義”，運用春秋筆法，評斷明朝歷史。為迎合乾隆意圖，《明史綱目》除史事一仍《明史》外，主要在義例、書法、編排上大做文章。乾隆七年（1742）五月，《明史綱目》即將告成，但編纂副總裁周學健又提出該書的起始問題。他指出，《明史綱目》記事起于洪武元年（1368），但明太祖在登基之前就“起兵濠梁，定鼎江東，頒定官制，設科取士，詳考律令諸政”，而明人商輅所修《續資治通鑒綱目》“于明興諸事，不核不白”；現今編纂《明史綱目》，如果仍然始自洪武元年，“于分注之下，補敘前事，不特累幅難盡，且目之所載，與綱不符，與編年之體未協”，如果“略而不敘，則故明開國創垂之制缺然，而自洪武元年以后，一切治政事跡，皆突出無根，亦大非《春秋》先事起例之義” 55 。為此，乾隆特別批準，將元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起兵至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閏七月元順帝始奔沙漠止編為“前紀”，列于《明史綱目》洪武元年八月以前，仍用元朝紀年，在書法上體現“明雖興王，何逃名分”的原則，并仿《通鑒綱目》書漢高祖未即位以前之例，或稱朱元璋為吳王，或稱吳國公，或稱名諱。經過這樣的處理，“一代開創之事實既詳，千古之名義亦正，既不輕改成書，且可變通舊例，似于傳世立教之意更為慎重” 56 。與“前紀”有所不同，《明史綱目》正文的編纂更突出褒貶，“自洪武元年以后，綱目正文，事關勝國遺蹤，盛朝殷鑒。凡主德之隆替，國是之善敗，物力之衰旺，民風士習之淳漓，記載并務詳明，褒貶尤宜矜重” 57 。《明史綱目》這種重視書法的做法甚得乾隆之心，所謂“蓋大君臣子，名分不可逃于天地間。僭號興王，予奪嚴乎辭語內，敢曰繼《春秋》之翼道，于此昭來茲之鑒觀，我君臣其共勉之” 58 。乾隆十一年（1746）三月，《明史綱目》20卷本告成，乾隆抑制不住內心激動，以詩抒志，其中有“學探司馬治平要，書慕文公體例優。亦曰此心無予奪，敢云我志在《春秋》……義利纖毫毋或爽，勸懲一字必期安” 59 之句。因此次所修書籍多有疏舛，乾隆四十年（1775），他又命大臣改訂，增加了許多內容，“義例本《通鑒輯覽》，譯語本新定遼金元史《國語解》，分注則采《明史》紀傳，詳具始末”，在體例上又“作發明以闡書法，作質實以備考證” 60 。該書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修訂完成，為40卷。修改后的《明史綱目》，稱《御撰通鑒綱目三編》，重點仍在褒貶史事。

乾隆對前代綱目體史書非常關注。康熙年間，清圣祖曾在朱熹《通鑒綱目》、金履祥《通鑒綱目前編》、商輅《續通鑒綱目》的基礎上批閱點定，成《御批通鑒綱目全書》。對于康熙的《御批通鑒綱目全書》，乾隆雖認為該書“足以昭萬世法戒，為人君者不可不日手其帙而心其義也” 61 ，但該書正文一仍其舊，未加筆削，不能讓乾隆十分滿意。此外，乾隆在閱讀明代李東陽纂輯的《歷代通鑒纂要》時，感到該書“褒貶失宜，記載蕪漏”，于是要求史臣在此基礎上重加訂正，上起伏羲，并增入明代事跡，厘為116卷，名為《御批歷代通鑒輯覽》（以下簡稱《通鑒輯覽》），算是乾隆對其祖父康熙未竟史學事業的繼承和延續。

《御批歷代通鑒輯覽》書影

《御批歷代通鑒輯覽》書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通鑒輯覽》的編修，始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對于該書，乾隆“手批評騭，凡前史義例未安，必往復刊定” 62 。對于書中所載史事，“凡政事之守舊可法，變更宜戒者”，乾隆“無不諄切辨論，以資考鑒”，目的就是要臣民“仰體朕之思深計遠矣” 63 。在乾隆看來，《通鑒輯覽》“非一時之書，乃萬世之書”，故而該書與《綱目》相通，“于正統、偏安之系，必公必平；天命、人心之向，必嚴必謹” 64 。乾隆三十三年（1768），《通鑒輯覽》全書告成。但是，到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又命將南明唐、桂二王事跡附在《通鑒輯覽》之后，續修工作開始，此后又有增訂 65 。

《御批歷代通鑒輯覽》（傅恒等撰，清乾隆三十三年武英殿刻朱墨套印本）

《御批通鑒輯覽》一書，體例上仿《綱目》，其正文、凡例與批論對包括《通鑒》、《綱目》在內的各類史籍皆有所指摘，而最能體現帝王思想的就是錄于簡端的乾隆“批論”，所謂“其中體制書法，皆朕親加折衷，一本大公至正，可為法則” 66 。乾隆的御批有1900余條，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歷史事物的方方面面，而最能體現帝王本色的有三點：正統論、君主論和綱常論。在正統論上，《通鑒輯覽》中“有關大一統之義者”，均經乾隆“親加訂正” 67 ，對《綱目》中的正統書法多所更定，“于朝代更替之際重新審定興亡時間，核準帝王紀年年號”，“于政權分立時期斟酌統系，并通過紀年、書法以示黜陟” 68 。其中有兩點應該引起注意。一是正統歸君，突出君主的地位。乾隆認為，“國之統系于君，《春秋》之義，君在即大統歸之” 69 。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通鑒輯覽》將隋煬帝“大業”年號延長至十四年，是年三月隋煬帝崩，方于四月停用“大業”年號，結果比《綱目》長一年，比《通鑒》長兩年。其嚴分正統，超過《綱目》。二是打破民族界限，不以華夷分正統。所謂“大一統而斥偏安，內中華而外夷狄，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是故夷狄而中華，則中華之；中華而夷狄，則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馬光、朱子所為亟亟也” 70 。在君主論上，乾隆繼承了傳統君主論的合理因素，除了論述君主要勤政愛民、選人用人、務實黜虛外，還強調了兩點。一是君主為政要善始善終。唐人岑文本云：“開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 71 乾隆對此極為贊同，這是對貞觀君臣所論創業難還是守成難的回應。二是君主要有通古察今的修養。乾隆認為，作為帝王，博覽群書、通達古今至為重要，“蓋人主萬機待理，自當博覽載籍，擴充聞見。然所貴者，在于上下古今，得其要領，辨別是非，歸于至當，使天下之人情物理，靡不洞悉其隱微，孰識其常變，因以措諸實行，斯為有益” 72 。此外，乾隆從儒家綱常倫理出發，在《通鑒輯覽》中用儒家一套倫理法則衡量一切歷史現象，如斥責西漢陳平、周勃，至呂后死后，方安定劉氏政權，為“高祖之罪人”；貶武則天重臣狄仁杰為“周臣”，以為“為人臣而事二姓者戒” 73 。諸如此類，其目的無非就是讓“觀是書者，凜天地之無常，知統系之應守，則所以教萬世之為君者，即所以教萬世之為臣者也” 74 。正因為《通鑒輯覽》中的御批出自乾隆“獨斷之精心”，所以，劉統勛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時專門將《通鑒輯覽》中的“御批”輯錄出來，編成《評鑒闡要》一書，共12卷，收錄御批798則。在清朝君臣看來，乾隆御批，“即千古帝王致治之大法，實已包括無余”，是“讀史之玉衡”，“傳心之寶典” 75 ，所以比《通鑒輯覽》正文更重要。

應該指出的是，乾隆早年推崇朱熹及其《綱目》，但晚年對朱熹的學說卻多有質疑，多次批評程、朱等理學家學問未精。這是乾隆成就帝王經史之學必然要有的表現。帝王經史之學的建立，開始是研經習史，在經史之中學習治國理念、總結經驗教訓，但隨著帝王地位的進一步穩固，帝王經史之學的本質就暴露出來了。他們不再滿足于從經史典籍中學習知識，而是要裁斷經史，要通過自己對歷史的裁斷為后世立法。獨斷經史之義的“帝王經史之學”，借助于極度專制的權力話語而發揮作用，試圖以此影響士林風氣、思想觀念和社會風尚。

有清一代，特別是康、乾時期，“崇儒重道”被確立為基本國策，朱熹學說被確定為官方哲學，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康熙極力推崇朱熹，認為：“朱子注釋群經，闡發道理，凡所著作及編纂之書，皆明白精確，歸于大中至正。經今五百余年，學者無敢疵議。朕以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為弘巨。” 76 清代帝王取法朱熹《綱目》修纂大量綱目體史籍，實際上是清廷文化政策在史學上的具體反映。他們“借《綱目》把虛幻的性理之說具體化為歷史的論說，借具體的史事闡發統治者對歷史及現實的看法” 77 ，意在正綱常、明正統，操縱歷史解釋，為自身統治的合法性尋找歷史和理論的依據。

三 帝王通鑒學的影響及私家學者的反應

在編纂綱目體史籍的過程中，清代帝王輕“史”重“論”，他們對史實敘述并不太在意，而在意書法和評論，因為這兩者最有利于表達統治者的意愿。康熙、乾隆等把自己的史論以眉批形式與《綱目》等書同時刊出，將自己放在“圣人”的位置上裁斷歷史，以達到統一歷史解釋，并進而控制人心的目的。在政治上，他們是掌握一切的“明君”，在思想領域，他們又要成為裁斷一切的“圣人”。他們既是“明君”又是“圣人”，從行為到思想都要掌控臣民。因帝王特殊的政治地位，他們的通鑒學著述產生了很大影響。如乾隆《御定通鑒綱目三編》和《御批通鑒輯覽》，反復被用于鄉試策問。王昶在順天鄉試的策問中提到《綱目三編》和《通鑒輯覽》，認為前書“精核簡當，垂光策府”，后書“御批昭揭，發千古之所未發” 78 。姚鼐在山東鄉試中肉麻地頌揚乾隆的史學功績：“我皇上圣學淵深，睿知首出，故《御定通鑒綱目》三編，及近奉《御批通鑒輯覽》，所取予進退，莫不歸于至當。譬之日月至明，幽隱必照，千載之遠，不能欺也。” 79 科舉策問，以帝王通鑒學著述為題，士子必然要閱讀背誦，無疑加快了它們的傳播。楊述曾還指出，《通鑒輯覽》應該“家置一編”，所謂“《輯覽》一書，非他書可比，既奉朱批，又將頒發士大夫，必家置一編” 80 。清代內府刊刻皇家欽定書籍，《御定通鑒綱目三編》、《御批通鑒輯覽》、《御批評鑒闡要》等赫然在列，而內府刊欽定之書，皆由皇帝“親為裁定，頒行儒宮，以為士子仿模規范，實為萬目之巨觀也” 81 ，成為士子教科書。道、咸時期，各官書局紛紛刊刻帝王通鑒學著述，以教育學子。如同治六年（1867）四月，江蘇省官書局鮑源深奏請朝廷，“先將圣祖仁皇帝御批《通鑒綱目》、高宗純皇帝御批《通鑒輯覽》敬謹先刊，分發各學士子讀之，已可貫串古今，賅通全史” 82 。由此可見，帝王通鑒學以俯臨天下的學術姿態，倡導對自身統治有利的思想觀念，影響不斷擴大。此外，《通鑒輯覽》還為其后史書重構明末歷史評價提供了依據，“乾嘉時期至道光初年，人們在評價明末史實或人物時往往以《輯覽》論斷為準繩” 83 ，《通鑒輯覽》中的歷史觀點被人們普遍接受，足見帝王通鑒學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清代史學的樣貌，在社會上產生了影響。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多面性。與清廷熱衷于編纂綱目體史籍形成強烈反差的是，民間除了編纂一些綱鑒類普及讀物外，極少有人從事綱目體史籍的編纂。其主要原因就是官方要把歷史的解釋權和評判權掌握在自己手里，樹立帝王獨斷史義的權威，杜絕私家隨意議論歷史。綱目體之“綱”法《春秋》、“目”仿《左傳》，最符合官方明正統、斥篡賊，立綱常、扶名教的政治文化心理，故而深得統治者青睞。《通鑒輯覽》“凡例”吹捧乾隆云：“發凡起例，皆經睿裁鑒定，盡善盡美，集史學之大成，實足表里六經，準式萬世。” 84 清廷將《通鑒輯覽》中的“御批”輯成《評鑒闡要》，指出：“蓋千古之是非，系于史氏之褒貶。史氏之是非，則待于圣人之折衷。臣等編輯史評，敬錄是編，不特唐宋以來偏私曲袒之徒無所容其喙，即千古帝王致治之大法，實已包括無余。” 85 此處之“圣人”，顯然暗指乾隆，所謂“我皇上綜括古今，折衷眾論，欽定《評鑒闡要》及《全韻詩》，昭示來茲，日月著明，爝火可息，百家讕語，原可無存” 86 。這幾段話的意思說得很明白：其一，帝王對歷史的裁定“盡善盡美”，其對歷史的看法可與六經相表里，為萬世作史之準繩，非私家治史者可比；其二，一切歷史都應由帝王來“折衷”，壟斷對歷史的評論，不容那些“偏私曲袒之徒”置喙；其三，否定歷史上不利于專制統治的史評，把帝王的歷史觀上升到意識形態，使之與日月齊明，逼迫那些“百家讕語”自行消失。在這樣的觀念支配下，再以文字獄相配合，打擊私家治史觸及時諱者，私家只能在修纂綱目體史籍前止步，別無選擇。總之，御制史籍愈多，私人治史的空間愈少，所謂“帝王有什么樣的政治需要，官方便有什么樣的歷史書寫，史學被玩弄于政治的股掌之上。這種政治角逐中急功近利的以史輔政，必然導致官方歷史書寫的排他性，缺乏寬容的精神和求真的器量” 87 。也就是說，某些史學領域一經官方從事，私人便難染指，是非得失一經御批論定，私人便不敢唱反調。乾、嘉時期私家治史之所以紛紛走上考據之途，無疑與君主壟斷褒貶史學相關。

前面已經說過，清代帝王重視研習《通鑒》與《綱目》，并試圖通過編纂綱目體史籍，在思想上超越司馬光和朱熹，褒貶議論，以便整齊劃一歷史觀點，取得歷史解釋的絕對話語權，以壓制民間的歷史言論。但是，私家對帝王通鑒學這種獨斷史義的做法并不感興趣，甚至委婉地表達了不滿。其一，清代學者研究《通鑒》和《綱目》，總體特征是求真求實，重視考辨，即便是最重視議論的通鑒史論著述，也并不過度迎合帝王通鑒學，而是表現出了自己的三大特點：一是“講求義理的著作數量銳減”，二是“書中雖有書法、義理之辨，但已不是全書重點”，三是“清代通鑒學史論家談書法義例，不再純涉褒貶，而是注重史學的經世致用，從客觀歷史角度來進行論述” 88 。學者的通鑒學著述，將求真求實放在首位，既是對帝王通鑒學重視褒貶的游離，又有對帝王通鑒學的忌憚，還隱含著某種不滿。其二，私家借批評“強立文法”、“馳騁議論”的著史方法，影射清廷所修綱目體史籍。王鳴盛云：“大抵史家所記典制有得有失，讀史者不必橫生意見，馳騁議論，以明法戒也。但當考其典制之實，俾數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擇焉可矣。其事跡則有美有惡，讀史者亦不必強立文法，擅加與奪，以為褒貶也。但當考其事跡之實，俾年經事緯、部居州次，紀載之異同，見聞之離合，一一條析無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貶，聽諸天下之公論焉可矣。” 89 清代文網森嚴，學者不敢直接點名批評清廷御用“著史者”，只能借批評“讀史者”來批評“著史者”。在他們看來，官修綱目體史籍注重發揮義理而不甚關注史實，“強

錢大昕像

立文法”、“馳騁議論”，試圖以此來“明法戒”、“別善惡”，并不可取。對歷史的褒貶，也并非帝王所能壟斷，要“聽之天下之公論”。其三，借批評《綱目》中的“春秋筆法”，來批評帝王通鑒學中的任情褒貶。錢大昕認為，“春秋筆法”在字詞上巧立名目，既掩蓋歷史之真，又褒貶不當，貽害無窮。他明確提出：“史家紀事唯在不虛美，不隱惡，據事直書，是非自見。各若出新意，掉弄一兩字以為褒貶，是治絲而棼之也。” 90 朱熹在《綱目》中虛引唐中宗年號記武則天事跡，以明正統歸李唐的寫史方法，遭到錢大昕批評：“史者，紀實之書也。當時稱之，吾從而奪之，非實也；當時無之，吾強而名之，亦非實也。” 91 錢氏從史以紀實的角度否定正閏之爭，意在借批評《綱目》的正統論來批評官修綱目體史籍中的正統之辨。

除了隱晦委婉地表達對帝王通鑒學著述的不滿外，當時士人還指名道姓地批評帝王通鑒學著述。葉昌熾就曾在日記中記載其擔任甘肅學政期間同事沈綏成公然貶低《通鑒輯覽》，讓他大吃一驚的情況：“綏成以《通鑒輯覽》為陋，服膺馬氏《繹史》，欲定為課本，又遞及《尚史》、《路史》，不禁錯愕。” 92 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公然表達對帝王通鑒學著述不滿者并非個例。總之，私家無法在明天理、樹正統、立綱常、扶名教這些史學話語權上與官方爭鋒，于是就采取隱蔽迂回的方式表達對帝王壟斷史學的不滿。清代帝王有意提倡的某些思想觀念，恰恰可能會遭到在野學者的有意抵抗，其間的政治、思想、文化乃至心理等因素值得細細品味。

可以說，綱目體史籍的編纂，是清代帝王將史學與政治打通的橋梁，通過這個橋梁，帝王褒貶史事，抑揚人物，評斷是非，闡釋微言大義，盡情地表達了自己的史學觀念和政治意志，既裁斷了歷史，又論證了現行統治的合理性。他們的這種做法，在理學式微的清代，顯得特別引人注目。

四 結語

研究中國古代通鑒學史，帝王和學者兩個方面都是重要的觀察視角。但是，以往的通鑒學研究總是偏重學者一面。眾所周知，圍繞《通鑒》，歷代學者競相詮解，衍生出一大批相關著述，續作、改編、節選、校釋、評論《通鑒》者層出不窮，形成了一個被后人譽為“通鑒學”的學術研究熱潮。對于這些學者的通鑒學著述，研究者投入了巨大的精力，揭示它們的學術價值，成果斐然。但是，我們還應該注意到，在古代通鑒學史上，帝王通鑒學絕對不可輕忽。它們借助帝王的力量和專制的話語權力，常常居于支配地位，影響人們的思想觀念甚至學術發展的方向。對此，我們應該予以充分關注。就清代通鑒學而言，如果不充分揭示帝王通鑒學的內涵與特征，就無法全面而系統地說明清代通鑒學的演進規律以及通鑒學與政治的密切關系。

清代帝王通鑒學有兩個明顯的發展趨向：一是由重《通鑒》向重《綱目》發展；二是由“鑒戒資治”向“獨斷史義”發展。這兩個發展趨勢又糾葛在一起，呈現出帝王通鑒學的本質。清代帝王學習和研究《通鑒》，目的是為王權的合法性作歷史和理論的論證，統一思想，控制人心。借助于史學，將帝王思想貫穿于全社會，成為全社會信守的法則，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他們雖然倡導以史為鑒，但又從來不滿足于從《通鑒》中學習歷史經驗，汲取歷史教訓。他們要把《通鑒》中的鑒戒資治思想轉化為統治者的權謀手段，要讓自己成為歷史的判官。換言之，他們不僅要從《通鑒》中學習歷史經驗，更要把《通鑒》納入到帝王權力的話語體系中，代圣人立言，將其當作政治統治的工具，裁斷歷史，為后世立法。一句話，帝王重視歷史，不是為了弄清歷史的真相，甚至也不是真正要從歷史中汲取多少經驗教訓，而是要通過史學為本朝爭正統，彰顯自身統治的合法性、合理性，以此控制人心，讓全社會認同自己的統治。在這種情況下，法《春秋》、明正統、立綱常、扶名教、斥篡賊，契合清代帝王強調正統、綱常、教化的政治文化心理的《綱目》，自然就超越了重視“治亂之跡”的《通鑒》，而成為帝王通鑒學最關注的內容。恰如蕭一山所說：“朱子主張尊君大一統，便于統治者利用而已。” 93 由此，向歷史學習的“鑒戒資治”思想也就讓渡給了裁斷歷史的“獨斷史義”觀念。在帝王那里，以一己之心裁斷歷史，以史治國、以史愚民，才是最重要的。司馬光試圖以史戒君，而君主則希望以史愚民，“戒君者，未必有成效；愚民者，卻貽害不小” 94 。清代帝王通鑒學由重《通鑒》向重《綱目》發展、由“鑒戒資治”向“獨斷史義”發展，恰恰為這句話作了注腳。

注釋

1. 何冠彪、喬治忠等學者對清代帝王的史學活動都進行過研究。其中，何冠彪《論清高宗自我吹噓的歷史判官形象》、《論清高宗之重修遼、金、元三史》二文，收入何冠彪著《明清人物與著述》（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46-182、215-240頁）一書中，重點分析了乾隆在史學上的舉措；喬治忠《清太祖和清太宗對歷史知識的學習與應用》、《清圣祖的治史思想》、《清雍正朝對政治歷史觀的整飭》、《論清高宗的史學思想》等文章，收入喬治忠著《增編清朝官方史學之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52-58、204-217、245-259、429-447頁）一書中，對努爾哈赤、皇太極、康熙、雍正、乾隆等帝王的史學思想進行了深入分析；王記錄《清代史館與清代政治》（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對清代帝王的修史舉措及史學思想進行了系統研究。

2. 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鑒〉序》，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鑒》第1冊，胡三省音注，中華書局2012年第2版，第26頁。

3. 清圣祖撰、張玉書等編《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29《書〈通鑒綱目〉后》，《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1頁。按：清圣祖，即愛新覺羅·玄燁，清康熙皇帝的廟號。本文所引用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皆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4. 參見：王彥霞《清代通鑒學研究》，人民日報出版社2006年版；何冠彪《清高宗綱目體史籍編纂考》，何冠彪《明清人物與著述》，第241-280頁）；何冠彪《清初君主與〈資治通鑒〉及〈資治通鑒綱目〉》，《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998年新第7期，第103-132頁。

5. 《清實錄》第2冊《太宗實錄》卷5，中華書局1985年版，天聰三年四月丙戌，第70頁。

6. 《王文奎條陳時宜奏》，羅振玉編《天聰朝臣工奏議》卷上，東方學會排印本1924年版，第24-25頁。

7. 《寧完我請譯〈四書〉、〈武經〉、〈通鑒〉奏》，羅振玉編《天聰朝臣工奏議》卷中，第25頁。

8. 《清實錄》第3冊《世祖實錄》卷3，中華書局1985年版，順治元年三月甲寅，第48頁。

9. 《清實錄》第3冊《世祖實錄》卷69，順治九年十月庚申，第546頁。

10. 《清實錄》第3冊《世祖實錄》卷78，順治十年十月戊辰，第617頁。

11. 《清實錄》第3冊《世祖實錄》卷88，順治十二年正月乙巳，第693頁。

12. 《清實錄》第3冊《世祖實錄》卷97，順治十三年正月癸未，第755頁。

1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第2冊，中華書局1984年版，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二月，第1292頁。

14. 《清實錄》第5冊《圣祖實錄（二）》卷126，中華書局1985年版，康熙二十五年閏四月庚申，第336頁。

15. 《清實錄》第5冊《圣祖實錄（二）》卷126，康熙二十五年閏四月庚申，第336頁。

16. 清圣祖撰、張玉書等編《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19《文獻通考序》、卷27《講筵緒論》，《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8冊，第184、228頁。

17. 《清實錄》第4冊《圣祖實錄（一）》卷23，康熙六年七月甲寅，第315頁。

1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第1冊，康熙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癸酉，第278頁。

19. 王澈編選《康熙十九年南書房記注（一）》，《歷史檔案》1996年第3期，第4頁。

2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第2冊，康熙二十四年六月二十日己酉，第1339頁。

21. 王澈編選《康熙十九年南書房記注（一）》，《歷史檔案》1996年第3期，第1-8頁；王澈編選《康熙十九年南書房記注（二）》，《歷史檔案》1996年第4期，第4-8頁；王澈編選《康熙十九年南書房記注（三）》，《歷史檔案》1997年第1期，第3-8頁。

2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第1冊，康熙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乙亥，第278頁。

23. 清圣祖撰、張玉書等編《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卷32《〈通鑒綱目〉序》，《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8冊，第639頁。

24. 清圣祖撰、張玉書等編《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29《書〈通鑒綱目〉后》，《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8冊，第241頁。

25. 清高宗撰、蔣溥等編《御制〈樂善堂全集〉定本》卷7《朱子〈資治通鑒綱目〉序》，《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0冊，第334-335頁。按：清高宗，即愛新覺羅·弘歷，清乾隆皇帝的廟號。

26. 汪由敦《松泉文集》卷5《恭進〈通鑒綱目三編〉表》，《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28冊，第747頁。

27. 清高宗撰、于敏中等編《御制文初集》卷14《史論問》，《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冊，第125頁。

28. 《清實錄》第17冊《高宗實錄（九）》卷685，中華書局1986年版，乾隆二十八年四月戊申，第667頁。

29. 清高宗撰、梁國治等編《御制文二集》卷9《命皇子及軍機大臣訂正〈通鑒綱目續編〉諭》，《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冊，第340頁。

30. 清高宗撰、于敏中等編《御制文初集》卷10《〈明史綱目〉序》，《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冊，第97頁。

31. 高晉等編《欽定南巡盛典（一）》卷2《讀〈通鑒綱目〉》，《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58冊，第67頁。

32. 清高宗撰、董誥等編《御制詩四集》卷26《題宋版朱子〈資治通鑒綱目〉》，《文淵閣四庫全書》1307冊，第700頁。

33. 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鑒》第20冊《進書表》，第9740頁。

34. 何冠彪《論清高宗自我吹噓的歷史判官形象》，何冠彪《明清人物與著述》，第156頁。

35. 喬治忠《增編清朝官方史學之研究》，第445頁。

36. 清圣祖撰、張玉書等編《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卷31《〈日講通鑒解義〉序》，《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冊，第636頁。

37. 何冠彪《清初君主與〈資治通鑒〉及〈資治通鑒綱目〉》，《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998年新第7期，第115頁。

38. 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鑒》第5冊卷69《魏紀一》，第2231頁。

39. 清圣祖撰、張玉書等編《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卷31《〈日講通鑒解義〉序》，《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冊，第637頁。

40. 《清實錄》第5冊《圣祖實錄（二）》卷128，康熙二十五年十二月丙寅，第375頁。

41. 金履祥撰、清圣祖批《御批〈資治通鑒綱目前編〉》卷首《〈御批資治通鑒綱目全書〉序》，《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92冊，第1-2頁。

42.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47《史部·編年類·綱目續麟》條，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424-425頁。

43. 商輅等撰、周禮發明、張時泰廣義、清圣祖批《御批〈續資治通鑒綱目〉（二）》卷16，《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94冊，第33頁。

44. 朱熹撰、清圣祖批《御批資治通鑒綱目（一）》卷11，《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89冊，第701頁。

45. 《清實錄》第5冊《圣祖實錄（二）》卷141，康熙二十八年五月壬戌，第546頁。

46. 商輅等撰、周禮發明、張時泰廣義、清圣祖批《御批〈續資治通鑒綱目〉（二）》卷17，《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94冊，第38頁。

47. 《清實錄》第5冊《圣祖實錄（二）》卷101，康熙二十一年二月壬辰，第13頁。

48. 宋德宣《康熙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404-405頁。

49. 商輅等撰、周禮發明、張時泰廣義、清圣祖批《御批〈續資治通鑒綱目〉（二）》卷21，《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94冊，第186頁。

50. 鄧國光《經學義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65頁。

51. 《清實錄》第10冊《高宗實錄（二）》卷128，乾隆五年十月己酉，第876頁。

52. 何冠彪《論清高宗自我吹噓的歷史判官形象》，何冠彪《明清人物與著述》，第165頁。

53. 《清實錄》第10冊《高宗實錄（二）》卷98，乾隆四年八月辛巳條，第486頁。

54. 在清代各類文獻中，對《明紀綱目》的叫法頗不一致，有《明紀綱目》、《明史綱目》、《明鑒綱目》、《明通鑒綱目》、《御撰資治通鑒綱目三編》等，實則為一書。參見：何冠彪《清高宗綱目體史籍編纂考》，何冠彪《明清人物與著述》，第241-280頁。

55. 《清實錄》第11冊《高宗實錄（三）》卷170，乾隆七年七月庚申條，第156-157頁。

56. 齊召南《寶綸堂文鈔》卷6《綱目館議》，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40輯第394冊，臺灣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315頁。

57. 《清實錄》第11冊《高宗實錄（三）》卷178，乾隆七年十一月丙辰條，第290頁。

58. 《清實錄》第11冊《高宗實錄（三）》卷178，乾隆七年十一月丙辰條，第291頁。

59. 清高宗撰、蔣溥等編《御制詩初集》卷31《〈明史綱目〉書成有述并序》，《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2冊，第487頁。

60. 慶桂等編纂《國朝宮史續編》下冊卷89《書籍十五》，左步青點校，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71頁。

61. 清高宗撰、梁國治等編《御制文二集》卷16《〈通鑒輯覽〉序》，《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冊，第383頁。

62. 《清實錄》第17冊《高宗實錄（九）》卷685，乾隆二十八年四月戊申條，第667頁。

63. 《清實錄》第18冊《高宗實錄（一○）》卷760，乾隆三十一年五月辛巳條，第367頁。

64. 清高宗撰、梁國治等編《御制文二集》卷31《書〈通鑒輯覽〉明崇禎甲申紀年事》，《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冊，第474頁。

65. 關于乾隆編修和續修《通鑒輯覽》的過程，喬治忠、何冠彪都進行過梳理。參見：喬治忠《〈御批通鑒輯覽〉考析》，喬治忠《增編清朝官方史學之研究》，第318-332頁；何冠彪《清高宗編目體史籍編纂考》，何冠彪《明清人物與著述》，第266-272頁。

66. 《清實錄》第21冊《高宗實錄（一三）》卷983，乾隆四十年五月甲子，第120-121頁。

67. 慶桂等編纂《國朝宮史續編》下冊卷89《書籍十五》，第868頁。

68. 喬治忠《增編清朝官方史學之研究》，第321頁。

69. 傅恒等撰、清高宗批《御批歷代通鑒輯覽（一）》卷2，《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35冊，第53頁。

70. 清高宗撰、梁國治等編《御制文二集》卷18《通鑒綱目續編內〈發明〉〈廣義〉題辭》，《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冊，第396頁。

71. 傅恒等撰、清高宗批《御批歷代通鑒輯覽（三）》卷51，《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37冊，第38頁。

72. 《乾隆御批綱鑒》第2冊卷28，黃山書社1996年版，第1421-1422頁。

73. 傅恒等撰、清高宗批《御批歷代通鑒輯覽（三）》卷53，《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37冊，第113頁。

74. 清高宗撰、梁國治等編《御制文二集》卷16《〈通鑒輯覽〉序》，《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冊，第384頁。

75.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88《史部·史評類·御制評鑒闡要》條，第756頁。

76. 《清實錄》第6冊《圣祖實錄（三）》卷249，康熙五十一年正月丁巳條，第466頁。

77. 王記錄《康乾時期的官方修史活動與漢宋之學》，《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4期，第132頁。

78. 王昶《春融堂集》卷46《庚辰順天鄉試策問三道》，陳明潔等點校，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第826頁。

79. 姚鼐《惜抱軒詩文集》卷9《乾隆戊子科山東鄉試策問五首》，劉季高標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頁。

80. 楊述曾《復王舍人書》，王昶輯《湖海文傳》卷4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82頁。

81. 昭梿《嘯亭雜錄》，何英芳點校，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400頁。

82. 鮑源深《請購刊經史疏》（同治六年四月），宋原放主編、汪家熔輯注《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1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07頁。

83. 周倩《由“敬”至“用”：〈御批通鑒輯覽〉在清代的社會境遇及變化》，《安徽史學》2024年第5期，第28頁。

84. 傅恒等撰、清高宗批《御批歷代通鑒輯覽（一）·凡例》，《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35冊，第5頁。

85.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88《史部·史評類·御制評鑒闡要》條，第756頁。

86.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88《史部·史評類》序，第750頁。

87. 王記錄《修史與政治：清代帝王的政治需要與官方當代史的書寫》，楊共樂主編《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16年上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144頁。

88. 王彥霞《清代通鑒學研究》，第148頁。

89.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序》，陳文和等點校，鳳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頁。

90.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附余錄》卷13《唐書直筆新例》，孫顯軍、陳文和點校，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第7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50頁。

91.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2《春秋論二》，陳文和點校，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第9冊，第20頁。

92.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卷13，《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57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59頁。

93. 蕭一山《清代史》，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頁。

94. 謝保成主編《中國史學史》第1冊，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31頁。

引用本文： 王記錄.鑒戒資治與獨斷史義：清代帝王通鑒學及其特征[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6,53(01):56-66.

作者簡介：王記錄，男，河南范縣人，歷史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河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E-mail： wangjilu666@163.com。

基金信息：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比較視野下的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研究（下）”（22JJD770012）

文章編號：1000-5315（2026）01-0056-11

收稿日期：2025-10-10

出版日期：2026-01-10

網刊發布日期：2026-01-04

責任編輯：凌興珍

本文原載《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6年第1期，第56-66頁。獲取pdf文檔請點擊“閱讀原文”。

編輯：鐘秋波

審核：何鳳鳴

終審：唐 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