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勝南談：“小書場、大社會”

去書場聽故事，曾是一件值得體驗的樂事，也是許多人的童年記憶。“上世紀八十年代，在我讀小學之前的很多個下午或晚上，都是跟著家里的老人在這樣的書場里面度過的。”周勝南看著西藏書場和雅廬書場的老照片說，“我想這大概就是這本書最早的一個起點，先有聽書的一些身體記憶，然后才慢慢形成研究書場的學術問題。”近日，她的《晚清以來中國書場研究》（中西書局，2025）出版。周勝南說，書場的興衰，其實一直和人們的勞動節奏、社會生活秩序，還有文化娛樂的消費方式及觀念緊緊聯系在一起。

當代中國還能天天見到的“活”的傳統藝術表演

文匯報：能為我們介紹一下，什么是書場嗎？說書的書指的是什么？

周勝南：“書場”“說書”都是帶著煙火氣的老詞兒，指向一種流傳已久的中國傳統藝術——曲藝。簡單說，曲藝就是一兩位藝人用各地方言說唱故事。藝人在書臺上講，叫說書；講故事的人，是說書先生；而承載這種現場表演的演出空間，就是書場。

說書先生上臺，一般身著長衫、旗袍。他們演說的，并不一定是書本上白紙黑字的內容，更多是幾代人口耳相傳的老故事。后來這些故事被整理成文字，叫作“話本”——也就是說書用的腳本。書場里最常講的是歷史演義、民間傳說、市井民俗、人情傳奇，要是落在文學譜系里，大體可視為俗文學的一個重要源流。

書場里的表演，簡單又講究。全靠藝人一張嘴，再配合些輕巧的身段動作，加上琵琶、三弦、單弦、大鼓等傳統樂器伴奏，就能用各式各樣的聲調、神態，把故事“演”給觀眾看。像說書先生的扇子，合起來是刀槍棍棒、展開是書畫卷面；醒木一拍，既是開場與落回的號令，也是調節敘事節奏的切分點；還有手帕，都可以烘托氣氛、傳遞人物心事。

書場里有天天都來報到的“老聽客”。對他們來說，聽書已經是融入生活的儀式感：每天下午早早來到書場，在常坐的位子上落定，沏好熱茶、擺上瓜子果盤；聽到半場，再來份酒釀圓子或是春卷之類的點心，就著故事慢慢消磨時光。聽書的氛圍也和一般劇場看戲不同。說書先生講到精彩處，常會停下來和觀眾聊上兩句；等到演出散場，還有聽客會拉著說書人一塊兒去吃頓晚飯。

過去聽書，一部長篇書，少則幾個月，多則半年一年才能收尾，《三國》《說岳》這樣的大部頭，講上一年也不稀奇。如今的演出節奏緊湊多了，以短周期的連演為主：常見是15天左右的固定檔期，或是每周一次的集中演出。過去的秩序還存在著，也正因此，書場才能在日復一日的開場中，把說書變成一種可以反復進入，也能長期延續的生活現場。這可能是在當代中國還能天天見到的“活”的傳統藝術表演。

文匯報：南北各種曲藝的演出場所，都可以叫書場嗎？

周勝南：像書苑、書場都是籠統稱呼。在真實的演出生態里，南北曲藝因曲種、地域差異，叫法并不統一：相聲叫“小園子”，北方大鼓等拼盤演出叫“雜耍園子”，評書常在“書茶社”上演，演出蘇州評彈的才直接叫“書場”。但政策語境里，需要統一稱謂，方便扶持傳承。文旅部2019年印發的《曲藝傳承發展計劃》，就明確了“書場”是曲藝傳承的重要載體，其實就是用“書場”這個統稱，把各地分散的演出空間納入統一政策框架，既好扶持，也為學界在研究書場在當代曲藝傳承里的功能和作用，確立統一的核心研究對象。

各地書場的不同運行邏輯

文匯報：上海的書場誕生于何時？現在上海有哪些仍在活躍的書場？

周勝南：上海書場興起于晚清，真正躋身都市公共生活中心，靠的還是民國時期快速的都市化進程。全國各地的曲藝藝人匯聚于此，演出空間也五花八門：既有拼技藝、請名家的清書場（專業書場），也有混在市井里、喝茶聽書兩不誤的茶樓書場，還有像大世界游樂場里的曲藝臺，“聽書”成為綜合城市娛樂的一部分。而且那時候書場里的熱門曲藝不只有蘇州評彈，上海本地的灘簧、宣卷、小熱昏、鑼鼓書等，北方的河南墜子、京韻大鼓、太平歌詞等都能同臺亮相，書場就像個各地曲藝的集散場。

《上海社會之現象·婦女聽書之自由》（環球社《圖畫日報》第六十三號）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是書場最鼎盛的時候，市場競爭非常激烈。連舞廳、電影院的白天場都被改造成了書場，裝潢更豪華、規模也更大。那時上海人的時髦事就三件：去大光明電影院看電影、去天蟾舞臺聽京戲、去東方書場聽評彈。東方書場就是如今人民廣場的市工人文化宮，六百多張沙發座椅，還有新式燈光、供應熱水，每場都是名家登臺。當年這種“高級”書場在上海有三十多家，聽書也從原先茶館的附屬娛樂升級成了都市精致休閑方式。

解放后，書場也經歷了社會主義改造，之前的舞廳書場漸漸沒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館、工人俱樂部里的書場，而且布局也從市中心往郊區擴。演出內容也有變化，那些才子佳人、神鬼傳奇等被認為“封建”的題材慢慢淡出，換成了符合時代的新書；演出時間也跟著大家的作息調了，加了夜場。雖說沒了原來的有閑階級，但看演出的人依然不少，書場還是熱門娛樂，只是服務的人群和承擔的文化功能不一樣了。改革開放后書場曾一度收縮，直到新世紀又慢慢找到了新的定位。

如今上海仍在活躍的書場主要分三類：一是專業書場，比如南京西路上的鄉音書苑；二是茶館與景區書場，大多在南翔古鎮、新場古鎮、七寶老街這些地方；三是“家門口”的社區書場，上海16個區、281個街道社區文化中心里，有64個設有常駐書場。

當然，現在的書場也有尷尬：演出頻次從原來的“天天有”逐漸變成“月月有”，不少社區書場受限于政府補貼和維護成本，往往每年夏季或冬季就會停業兩個月；觀眾構成也從原來的“大眾消遣”收縮為“特定人群”，多數偏向老齡化。這種慢節奏的社交娛樂，和現在都市快節奏的生活、大家習慣刷手機的媒介方式不合拍，這也是曲藝衰弱的關鍵原因之一。不過書場也在試圖建立與當代觀眾的連接，許多團隊會把一些熱門故事如《繁花》《甄嬛傳》改編成說唱敘事；題材之外也在傳播形態上尋找出口——從過去的廣播書場、電視書場，延伸到短視頻平臺的直播連載，開拓了“空中書場”的新形態。

文匯報：您實地調查了北京、天津、蘇州、揚州、上海、成都、重慶、廣州、佛山等城市具有代表性的書場，今天書場或者說曲藝的生存狀態如何？

周勝南：這些年我在各地跑書場，最大的感受是：如果你真的走進書場，很多人習慣用的“瀕危、搶救、名存實亡”這類詞，其實不是太貼切。它更像一種“活態流動”——它確實在變、在收縮、在分化，但也一直在適應、在調整、在尋找新的“活下去”的辦法。

就我觀察到的情況，上述城市里都還存在能夠“日日運營”的書場，基本能實現每天演出。只是它們背后的運行邏輯不一樣，大致可以歸成四種類型。

第一類，幾乎完全靠政府兜底：有固定補貼，演員和節目也多由官方體系來調配，書場本身更像公共文化服務的一部分，比如揚州一些社區評話書場、重慶的社區非遺書場等。

第二類，是“政策支持+部分補貼+自主運營”并存的模式。書場能拿到一定公共資金，但日常運作仍要自己想辦法，演出也主要面向社區人群。上海不少社區評彈書場，以及各地國有曲藝院團開設的專場書場，大體屬于這一類。

第三類，更偏商業化，必須自負盈虧，市場壓力更直接，也最能逼出演出形態的更新。北京、天津、上海的相聲小園子、廣州的粵曲茶座、蘇州景區里的評彈茶座、成都的散打評書專場，都很典型——靠票房、靠口碑、靠觀眾的復購“活下去”。

第四類，則是票友“為愛發電”的自組織形態。不是職業體系在支撐，而是票友自己組織籌款、自己張羅場地演出，靠興趣、靠社群黏性維系。廣州的私伙局、天津一些高校的曲藝社團，都能看到這種民間自助的活力，而且也呈現了一定的年輕化的傾向。

類型一旦分化，書場的表演形態與功能定位也隨之分化。比如北京的小園子很強調傳統形態的復歸，也特別看重觀演之間的近距離互動——觀眾要的往往不只是“聽段子”，更是一種現場的情緒價值。天津則有很強的地緣文化土壤，政府對具體經營未必深度介入，更多是方向性指導，讓書場在市場的“考試”里自己生長。揚州的社區書場里，我見到不少年輕演員，臺上青春、臺下白發，這種對照讓人感慨又感動，一方面它說明傳統并不是只屬于老人，關鍵在于有沒有穩定的舞臺機制讓新人練功；但另一方面年輕先生們說的卻還只是固定的那幾個傳統的老段。蘇州的書場體系則很明顯是分層分級的：社區的、景區文旅的、專業的，各自承擔不同功能。廣州的粵曲茶座里，我至今仍能感受到那種濃郁的情感維系：一支曲子不只是唱給你聽，更像是在維持一種熟悉的關系網絡與共同的審美記憶。成渝的書場則把茶館文化和曲藝又重新纏繞在一起，茶館不是背景，而是演出生態的一部分。上海的書場最突出的是“有策劃的金字塔格局”：專業書場少，走精品路線；但底部的社區書場多，保基本需求。

可見，很多書場能“活”到現在，靠的是一套特別靈活的生存策略。

讓書場繼續成為城市里一種可交流、可慢下來的“人情空間”

文匯報：您看下來，現在的人們對于傳統生活還是有向往，是嗎？

周勝南：這是我特別想強調的。書場和一般劇場不一樣，它更像是社會學里講的“熟人社會”，既能讓大家欣賞藝術，也能促進人際交流，當然還承載著一些利益交換的功能。無論是歷史還是當代，書場的運營一直在藝術傳播、社會教化與商業盈利之間尋找新的平衡點。微觀層面上，演出的規則怎么定、票房怎么分、演員和觀眾如何互動、觀眾如何“養成”；宏觀層面上，不同歷史時期書場如何被政策、市場與城市生活節奏塑形——這些細節關系著書場和曲藝在當代的走向。過去我們談曲藝，常常從名家名段、非遺項目、經典流派入手，但如果離開了書場這個藝術生存的土壤，這些成果還能繼續生長嗎？

東漢·擊鼓說唱俑 1957年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所以我更愿意把“書場”本身當成研究的核心。而且我覺得書場可以體現出來，人們對于傳統生活的向往并不只是懷舊，更像是一種對于“人情溫暖”的渴望：讓自己慢下來、和朋友走得近一點、和周圍的環境更熟一點。

像你今天走進書場，會發現它有大量“儀式化的日常細節”——固定的開場、茶水與座位的秩序，觀眾之間的寒暄，老聽客與演員之間默契的招呼，以及聽書過程中自然發生的互動與回應。這些細節看起來瑣碎，卻恰恰構成一種穩定的生活節律：人在其中不必被效率追趕，也不必持續被信息轟炸，而是被一種安穩的、約定俗成的生活秩序親密包圍。

從人類表演學的視角來看，書場不只是“臺上有人演、臺下有人看”，它更像是一種“人類行為的表演化組織”：空間如何布置、觀演關系如何建立、聽客如何進入、如何回應、如何形成熟人網絡——這些都屬于表演的一部分。換句話說，書場的魅力不僅在節目內容，也在于它把日常生活本身變成了一種可被共同經歷的“公共表演”。

傳統藝術的“活態傳承”，我覺得光靠“復刻某段傳統節目”并不夠，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對書場空間與觀演機制作整體性的調整與重建，讓這種儀式化的日常再次成立。一方面，人都會變老。有些故事和戲曲審美可能是中國人基因里的東西，到了一定年紀之后會被喚醒。而且當老年生活節奏慢下來，會很希望家門口就有一個這樣的場所，書場也許是搶占老年娛樂生活的重要基地。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必拘泥于那些舊的儀式。海派文化貴在海納百川：既守住傳統的底子，也容得下新的生活方式。臺上可以說新編的長篇評彈，臺下也可以有奶茶咖啡的消費。老聽眾照樣聽得入神，年輕人也能順手把自己的生活帶進書場。書場的儀式感，不是非要讓它回歸從前，而是要讓它繼續成為城市里一種可交流、可慢下來的“人情空間”。從這個意義上說，書場或許可以成為一個“生存實驗場”——讓傳統在新的生活結構里繼續生長，而不是被動地等待被保護。

（周勝南，上海師范大學影視傳媒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