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36年10月，陜北黃土高原。
一門75毫米山炮孤零零地立在陣地上，炮身斑駁，滿是硝煙熏烤的痕跡。
這是紅軍歷經兩萬五千里，唯一帶到終點的重武器。
為了這門炮，戰士們拆了埋，埋了挖，甚至用肩膀扛著它翻越雪山。
看著這門“獨苗”，誰能想到，兩年前這支隊伍出發時，為了那些壇壇罐罐，差點把命都丟光？
把時間撥回1934年，這支隊伍究竟是怎么從一支“撿破爛”的搬家隊，變成那支無堅不摧的鋼鐵洪流的？
一切，還得從那個慘淡的秋天說起。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并沒有人們想象中“紅旗漫卷西風”的豪邁。
擺在面前的數據，冷冰冰得讓人絕望：全軍8.68萬人，看起來浩浩蕩蕩，實則外強中干。
手里的家伙事兒，寒酸得令人發指。
全軍步馬槍不到三萬支，算上那6101根梭鏢和882把大刀，裝備率還不足40%。
也就是說，大半個隊伍是赤手空拳在上戰場。
重武器更是像古董一樣稀缺，全軍山炮、迫擊炮加起來一共38門，重機槍357挺。
這也要叫軍隊？
對面的國民黨軍，一個營就配有6挺重機槍和2門迫擊炮。
紅軍一個軍團的火力，有時候還湊不夠人家一個團。
更要命的是子彈。
出發時，紅軍全部家底只有141.8萬發步槍彈。
平均下來，每支槍分不到40發。
打仗不是過家家，這點子彈，連一次像樣的突圍戰都撐不下來。
且不說數量，質量更是“感人”。
那是兵工廠從戰場上撿回來的彈殼，重新裝上火藥和鉛頭做成的“復裝彈”。
打一槍卡一殼，根本沒法連發。
要是這時候輕裝上陣，憑紅軍的鐵腳板，或許還能殺出一條血路。
可歷史，偏偏在這里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
中革軍委在出發前下了一道死命令：把一切都要帶走。
這哪是戰略轉移？
這分明是一場絕望的“大搬家”。
于是，奇景出現了。
隊伍里不僅有槍支彈藥，還塞滿了極其笨重的印鈔機、造幣機，甚至還有兵工廠的重型車床。
那一臺德國造的X光機，幾個人輪流抬著，氣喘吁吁地跟在隊伍后面。
更荒唐的是，連那些破舊的笤帚、擦得烏黑的機布、滿是補丁的工作服，甚至是爛手套，都被視作“戰略物資”，一股腦地塞進了行囊。
幾千副擔子，像幾千條沉重的鎖鏈，死死拖住了紅軍的腿。
光是蘇維埃中央銀行的金銀和印鈔設備，就占了一百多副擔子。
戰士們變成了挑夫，作戰部隊變成了護衛隊。
這支臃腫龐大的隊伍，在五嶺山的羊腸小道上如蝸牛般蠕動。
代價很快就來了，而且是血淋淋的。
因為走得太慢，國民黨軍從容地布置了一道道封鎖線。
紅軍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慘痛的傷亡。
到了湘江，災難達到了頂點。
在那場慘烈的戰役中，為了掩護這些笨重的“壇壇罐罐”過江，紅軍將士用血肉之軀去堵敵人的機槍眼。
直到此時，那些重型機械才被含淚扔進深山。
等到拼死渡過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鎖線時，出發時的8.6萬人，只剩下了3萬多人。
五萬多條鮮活的生命，就因為這錯誤的“搬家”戰略，永遠倒在了湘江邊。
血的教訓，終于把人打醒了。
1935年1月，遵義。
那場著名的會議，像一把手術刀，切開了紅軍身上的毒瘤。
會議嚴厲批判了“大搬家”式的后勤保障。
一個月后，紅軍進入云南扎西。
在這里，那臺一路抬來的德國X光機被處理掉了，那幾千副沉重的擔子被扔掉了。
扔掉了包袱，紅軍輕盈了，可問題又來了：槍沒了，彈光了，吃穿用度哪里來？
既然沒有后方，那就把前線當后方。
1935年2月16日，一份《告全體紅軍戰士書》橫空出世，里面只有最樸素的真理：“繳他們槍和子彈，武裝我們自己。”
從此，紅軍戰士們的眼里冒出了綠光。
在他們看來，圍追堵截的國民黨軍官不再是兇神惡煞的敵人，而是和藹可親的“輸送隊長”，那個高高在上的蔣介石，就是全軍最大的“輸送總指揮”。
這一招“取之于敵”，讓紅軍徹底活了過來。
缺槍？
去搶。
缺藥？
去騙。
缺地圖？
去截。
1935年4月9日，貴州長巖鎮。
一支穿著國民黨軍裝的隊伍大搖大擺地開了過來。
為首的軍官一臉傲氣，那是紅九軍團偵察科長曹達興喬裝的。
鎮上的守軍看著這位“中央軍團長”，那是點頭哈腰，根本不敢查證件。
曹達興手一揮，戰士們一擁而入，一槍未放，長巖鎮易主。
這還沒完，他們如法炮制，又拿下了瓢兒井。
這一趟“出差”，紅軍不僅補充了彈藥，還搞到了800多套嶄新的軍裝。
戰士們脫下破爛的單衣，穿上敵人的新裝，個個精神抖擻。
如果說曹達興靠的是演技，那截獲薛岳的汽車，靠的就是運氣加膽氣。
1935年4月28日，通往昆明的公路上。
紅軍先遣分隊像獵豹一樣沖出草叢，截住了一輛孤零零的卡車。
打開車廂一看，戰士們樂得合不攏嘴。
車上裝著10箱急需的云南白藥，更珍貴的是，還有10份云南十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
這可是龍云批給薛岳的“見面禮”，沒想到全給紅軍做了嫁衣。
毛澤東拿著這些地圖，連聲稱贊。
有了地圖，紅軍就像長了天眼，在云南的崇山峻嶺間穿插迂回，把幾十萬國民黨軍甩得團團轉。
當然，最硬的“骨頭”，還是得靠打。
要說紅軍最寶貝的，還是那門山炮。
1935年4月，紅二、六軍團在湖南陳家河打了一場漂亮的伏擊戰。
硝煙散去，戰士們在敵人的陣地上，摸到了一門完好無損的75毫米山炮。
這可是真正的“重武器”！
指戰員們愛不釋手，像護著眼珠子一樣護著它。
山路崎嶇，馬馱不動就人扛；遇到敵人大舉進攻，實在帶不走，就把它拆開深埋，做上記號，等打退了敵人再挖出來組裝。
就這么拆拆裝裝，扛扛抬抬，這門炮硬是被帶到了陜北。
它也不負眾望，在此后的戰斗中，哪怕只有幾發炮彈，只要它一響，敵人的碉堡就得塌，紅軍的士氣就得漲。
到了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西北會師。
在吳起鎮以西的五里河口，紅軍面對敵人的騎兵團，早已不是當年那個只有大刀梭鏢的隊伍了。
那一仗，紅軍一口氣繳獲了所有的火炮、迫擊炮和重機槍，外加800多匹戰馬。
曾經那個“叫花子”隊伍，終于在戰火中把自己武裝到了牙齒。
回望長征路，從湘江邊的絕望，到陜北的重生。
紅軍扔掉了瓶瓶罐罐，卻撿起了制勝的法寶。
武器裝備當然重要，但那絕不是決定勝負的唯一籌碼。
蔣介石擁有全國的兵工廠，擁有飛機的制空權，擁有源源不斷的德式裝備，可他最后還是輸了。
為什么？
因為紅軍明白了一個道理：最好的倉庫在敵人手里，最深的根基在老百姓心里。
那門幸存的山炮靜靜地立在博物館里，它不說話，卻仿佛在訴說著那個真理：一支軍隊的強大，不在于它出發時帶了多少壇壇罐罐，而在于它敢不敢扔掉舊的包袱，在絕境中殺出一條血路。
只要方向是對的，哪怕赤手空拳，也能把天下打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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