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凜冬里的肉香

柳真浩第一次在平壤火車站接到那個中國攝影師時，并沒有想到這會改變他的一生。

那是1997年冬天，攝影師姓陳，背著巨大的行囊，眼神里有種柳真浩不熟悉的、自由的光。“我想拍普通人，”陳說，“不是紀念碑，是人。”

柳真浩本能地警惕起來。作為朝鮮國際旅行社最年輕的導游，他知道什么能看，什么不能。但陳沒有堅持，只是默默跟隨著官方安排的行程。

轉(zhuǎn)機發(fā)生在第三天。前往妙香山的路上，他們乘坐的“和平”牌轎車在清川江附近拋錨了。司機修車時，陳舉起相機，對準了公路旁一個蹣跚的身影——一個背著巨大柴捆的老婦人，在齊膝深的雪地里艱難前行。

“別拍！”柳真浩沖過去按住相機。

陳放下相機，卻從背包里掏出一盒東西：“那就去幫幫她。”

那是一盒中國產(chǎn)的午餐肉罐頭，鐵皮在冬陽下泛著冷光。

老婦人的家在半山腰，是一座泥土和稻草混合筑成的房子，墻面龜裂如老人手背的紋路。屋里比外面更冷，唯一的火塘只剩灰燼。墻上領(lǐng)袖畫像下方，貼著一排獎狀，字跡已經(jīng)泛黃。

“孫子在人民軍，”老婦人用干枯的手撫摸獎狀，“三年沒回來了。”她說話時，嘴里呼出的白氣迅速消散在冰冷的空氣中。

陳打開那盒午餐肉。當鐵皮掀開的瞬間，柳真浩看見老婦人的喉嚨動了一下——那是吞咽口水的動作，微小而迅速，卻像一記重錘砸在他心上。

午餐肉被切成薄如紙的十二片。老婦人顫巍巍地取出珍藏的大米，煮了一鍋稀粥。三片肉放在她的碗里，三片給客人，剩下的六片用油紙仔細包好，掛在房梁通風處。

“等孫子回來吃。”她說。

那天晚上回到平壤酒店，陳在電梯里突然問：“柳導游，你上次吃肉是什么時候？”

柳真浩愣住了。作為平壤市民、外交學院畢業(yè)生、旅行社干部，他的配給等級比普通人高。但他突然意識到，自己上一次真正享受吃肉，還是六年前結(jié)婚那天。

“我們國家實行科學的配給制度。”他機械地回答。

陳看著他，眼神復雜：“你知道那位老人家，墻上獎狀寫著什么嗎？‘勞動英雄’——1968年開墾灘涂時得的。一個勞動英雄，三十年后的冬天，為六片午餐肉眼含淚光。”

電梯門開了，陳走出去，又回頭：“我父親參加過抗美援朝。他說，當年許多朝鮮戰(zhàn)友犧牲前最后的愿望，是吃一口家鄉(xiāng)的肉。”

房門關(guān)上后，柳真浩在走廊里站了很久。

接下來的行程變得微妙。陳不再提出格要求，柳真浩卻開始看見曾經(jīng)視而不見的東西——在宏偉的千里馬銅像下，裹著單薄棉衣匆匆走過的行人；少年宮里彈奏伽倻琴的孩子們細瘦的手指；市場上用兩只雞換一袋大米的農(nóng)民眼里的無奈。

行程最后一天，陳遞給他一個小鐵盒：“送給你的禮物。等回家再打開。”

鐵盒很輕，外面用舊報紙包著。

柳真浩回到家時，妻子和四歲的女兒已經(jīng)睡了。他坐在廚房里，打開鐵盒。里面不是他猜測的什么違禁品，而是一盒胭脂——中國產(chǎn)的，紙盒上印著盛開的牡丹。

盒底壓著一張紙條，是陳用歪歪扭扭的朝鮮語寫的：“給我講你母親的故事。”

柳真浩的手開始發(fā)抖。

他的母親，那個沉默的紡織廠女工，確實有一個關(guān)于胭脂的故事。1974年冬天，父親從軍隊復員回家，帶回一小盒中國胭脂——那是他用兩個月的煙票跟邊境巡邏兵換的。母親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涂上胭脂，臉頰泛起不真實的紅暈，像嚴冬里開出的一朵花。

那年配給格外緊張，春節(jié)前，母親把胭脂拿到黑市，換回了500克豬肉。年夜飯上，七歲的柳真浩第一次吃到那么多肉，而母親的臉上，只剩下蒼白。

三個月后，母親死于肺炎。醫(yī)生說，是營養(yǎng)不良導致抵抗力下降。

柳真浩把臉埋進手里。二十三年了，他第一次允許自己為母親哭泣。

第二天送陳去機場時，兩人在安檢口握手。陳突然用中文說：“記住那盒胭脂。有些顏色，不應(yīng)該從人臉上消失。”

柳真浩聽懂了。他在外交學院學過中文，但一直裝作不會。

1997年那個冬天之后，柳真浩變了。他開始在帶團時“不小心”讓游客看到一些東西——讓車“恰巧”在偏遠村莊附近拋錨，在官方安排的少年宮參觀后“迷路”到附近的居民區(qū)。他學會了在嚴格遵守規(guī)定的同時，讓那些愿意看的人看見。

2005年冬天，他接待了一個日本記者團。在元山附近，他特意繞路經(jīng)過一個漁村。海邊，漁民們正從破舊的木船上卸下寥寥無幾的漁獲。一個老漁民舉起一條不到手掌大的魚，咧嘴笑了，露出殘缺的牙齒。

日本記者拍下了那張照片。后來柳真浩在國際雜志上看到它，標題是《朝鮮的笑容》。照片旁的文章寫道：“在這個被封鎖的國家，一條小魚帶來的喜悅，與其他地方盛宴無異。”

2011年，柳真浩被旅行社領(lǐng)導談話。有人舉報他“路線安排有問題”。他被停職三個月。那段時間，他常常走到大同江邊，看著對岸的綾羅島游樂園——那里有新建的過山車和摩天輪，平壤的孩子們在周末可以去玩耍。

而他的女兒，那年剛考上平壤外國語大學，最大的愿望是去看海。“元山的海，和照片上一樣藍嗎？”她問。

柳真浩無法回答。他知道元山的海確實很藍，但他更知道，海邊那些漁民的孩子，最大的愿望可能是吃一頓飽飯。

2017年春天，柳真浩即將退休前，接待了最后一個外國團——一群中國大學生。他們充滿活力，對一切充滿好奇。

在開城參觀完板門店后，一個戴眼鏡的男生突然問：“柳導游，您覺得普通朝鮮人最想要什么？”

車里安靜下來。其他游客假裝看窗外，耳朵卻都豎著。

柳真浩看著前方蜿蜒的公路，路兩旁是剛剛開始耕作的農(nóng)田。他想起1997年雪地里的老婦人，想起房梁上那六片午餐肉，想起母親蒼白的臉，想起女兒關(guān)于海的疑問。

“春天。”他說。

學生們疑惑地看著他。

“在平壤之外，”柳真浩慢慢地說，每個字都像從心底深處挖出來，“人們最期待春天。不是因為花開，而是因為冬天過去了。冬天很難熬，燃料不足，食物短缺，老人和孩子容易生病。而春天意味著可以耕種，意味著新的希望。”

他停頓了一下，補充道：“也意味著，偶爾能吃到一點新鮮的東西。比如野菜，或者運氣好的話，一點魚。”

車里沉默了很長時間。

那個戴眼鏡的男生最后說：“我爺爺參加過抗美援朝。他說，當年很多朝鮮老百姓把最后一點糧食給了志愿軍。他希望現(xiàn)在的朝鮮人民，每天都能吃飽飯。”

柳真浩點點頭，看向窗外。田野里，已經(jīng)有早春的野菜冒出嫩芽。

送走這個團后，柳真浩正式退休了。整理辦公室時，他在抽屜最深處發(fā)現(xiàn)了那個鐵盒——陳在1997年送給他的胭脂。二十年過去了，紙盒已經(jīng)褪色，但牡丹花的圖案依然清晰。

他打開盒子，胭脂還剩下一半，那抹紅色在午后的陽光中顯得格外鮮艷，像凝固的血，又像永不熄滅的火。

柳真浩忽然明白了陳當年的話。那盒胭脂從來不只是胭脂，而是一個提醒：在生存之上，生活還需要顏色；在溫飽之外，人還需要尊嚴；在集體之中，個體還需要記憶。

他把胭脂放進口袋，走出旅行社大樓。平壤的街道寬闊整潔，遠處傳來少年宮合唱團排練的歌聲。這座城市看起來完美無瑕，像一幅精心繪制的宣傳畫。

但柳真浩知道，在畫框之外，在北方廣袤的田野和群山之間，無數(shù)普通人正用盡全部力氣，只為度過又一個冬天，迎接又一個春天。他們的愿望如此微小——一頓有肉的飯，一件暖和的衣服，一面能照見笑容的鏡子。

而他自己，帶著那盒永遠不會用完的胭脂，終于可以停止微笑，讓真實的皺紋在臉上肆意生長。那些皺紋里，藏著一個國家的冬天，和千萬人未曾說出口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