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女兒可能不再吃香，未來生女兒的家庭可能面臨這三大問題！

一九五五年的春天，陜西乾縣的集市上，老石頭第一次咬牙為女兒買下作業本，那是全村惟一的“女學生”。彼時重男輕女依舊根深蒂固，鄉親們搖頭嘆氣，覺得他“花冤枉錢”。七十年過去，社會與經濟結構已翻天覆地，母親曬娃的朋友圈滿屏都是“閨女就是小棉襖”。然而，人口學家卻接連提醒：也許再過二三十年，“生女兒更劃算”的觀念會迅速褪色，而擺在家庭面前的，是三道并不輕松的關卡。

先說養老。民國時期，北方鄉村流傳一句順口溜：“兒子是拐杖，女兒是嫁妝。”改革開放后， 大批青壯涌向城市打工，傳統的大家庭模式被原子化的核心家庭取代。子女中只要有一個留守父母，就能應對遲暮時的瑣碎，可女兒出嫁后隨夫居的習慣并未根本改變。民政部數據顯示，截至二○二二年底，全國空巢及獨居老年人約九千萬人，其中近七成為女兒家庭。當街坊巷尾的老人生病住院，一個電話就把外地兒子喚回；女兒呢？往返車票、陪護假、孩子上學，每一步都拴著別人的家庭。不孝并非本意，現實掣肘卻一環套一環，“在線孝順”終究代替不了端茶遞水的日常陪伴。

養老之外，更大的考驗藏在培養成本里。民間有句“窮養兒子，富養女兒”，背后是對性別處境的長期焦慮。咨詢機構測算，北上廣一位城市女孩從幼兒園到大學，僅課外培訓就可能花費六十萬元。鋼琴、芭蕾、擊劍、馬術，一門課兩萬是起步價；再加上服飾、旅游、社交開銷，攢下的數十萬彩禮節省不下分毫，甚至還要“倒貼”。不少家長把這筆錢視為“女兒安全感基金”，期望用高投入換來高眼界，卻常常忽視了投入與回報的不對稱：金融知識、法律常識、獨立人格的塑造，未必能靠報班買名牌補齊。

接著是婚姻焦慮。過去是“女大難留”，如今恰恰相反。國家統計局二○二三年推算，二○三○年前后，適婚年齡段男性將比女性超出三千萬。理論上，女兒變“稀缺資產”，現實卻并非皆大歡喜。擇偶門檻抬高的同時，巨額彩禮、高房價又把不少男性家庭拖入負擔深淵。結果，一邊是“剩男”焦慮，一邊是“剩女”困境，紙面數字并不能自動撮合婚姻。專家指出，女性求偶標準更側重教育、經濟和情感支持，但當社會整體預期發生變化，擇偶的博弈反而更加拉鋸。久拖不決，父母的心病也隨之加重。

“爹，我以后肯定每周回來看你。”二〇〇八年，成都一位大學女生在車站安慰父親；老人嘆氣說，“閨女，你有了小家，哪能說走就走。”這句平實對話，道出了無數雙向無奈。城市化速度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屢創新高，戶籍、學區、社保，與婚姻居住高度綁定。只要這些制度框架不變，“常回家看看”就難敵千里現實。

除了家庭層面的糾葛，社會性別偏見的影子仍在。二〇一九年春招季，多家互聯網企業被曝光在簡歷篩選環節設置“僅限男性”或“已婚已育女性優先”。法律明令禁止，卻難以根除暗地里的門檻。對女兒的父母而言，這意味著不僅要掏錢培養，還要陪著她們穿過職場玻璃天花板的迷宮。凡此種種，都是“女孩越來越不省心”的另一面。

當然，“生女兒”并非一紙憂慮。教育普及、法制健全、女性參政就業比例提升，都是不可忽視的進步。然而，若將“是否吃香”僅用經濟計算衡量，便容易忽略養育背后的情感與倫理。眼下爭論的焦點，不是真正的性別平等，而是脆弱家庭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本能焦慮。人口結構老化、城鄉流動、婚姻觀念多元，這些宏觀因素再次把微觀的“生男生女”推向輿論前臺。

做出生育選擇時，家庭往往先算賬再談情。男孩的賬在結婚那天結清，大額彩禮、婚房首付幾乎一錘定音；女孩的賬攤在漫長的成長過程中，誰也說不準什么時候才把投資收回。有人把這比作“一次性支出”與“分期付款”的區別，聽起來輕松，實則都很沉重。

有意思的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計劃生育初探期，國家曾試點獎勵多生女兒的家庭，以平衡性別比例；八十年代“獨生子女證”推廣，女孩地位陡升。但當下生育率連續下滑，生育決策再度回到“家庭自主”的天平，一切變數又被推回客廳那盞燈下的晚飯桌。

專家提出的這三大難題——養老之憂、培養成本、情感風險——并非空中樓閣，而是無數家庭賬本上看得見的赤字。若想在未來真正讓女孩過得體面，制度層面的托底、就業環境的優化、婚俗的移風易俗，缺一不可；否則“女兒吃香”只會在朋友圈里閃光，在現實里沉甸甸。

歷史記錄著觀念的流變，現實書寫著人心的選擇。面對同一條河，父母與子女各自上岸，各有惆悵，亦各自從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