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福明一篇文章直接捅破了天，已經打算好坐牢，汪東興：砍旗之作

1978年5月11日清晨，北京郵局的派送員推著滿載《光明日報》的手推車，從建國門口一路穿巷而過。晨曦里，報紙頭版那排加粗的大字格外扎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誰也想不到，這八千余字會掀起一場足以改變國家前途的風暴，而作者胡福明，此刻正躲在南京大學簡陋的宿舍里，悄悄數著家里僅剩的幾封介紹信，心里盤算：如果真被抓，還能托誰送口信。

此事要追溯到1976年冬。華燈初上，南京大學哲學系的走廊空蕩冷清，胡福明抱著厚厚一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站在窗前，心里冒出一個念頭：“再這么捂著蓋著，不行?！蹦悄晁氖粴q，歷經下放、復職，深知言論的分量。他的同門勸他穩妥點，他只回了一句：“哪有那么多穩妥？路得有人先走?！?/p>

接下來一年多，他白天講課，晚上挑燈筆耕。妻子住院的那些夜晚，他把舊長凳當書桌，拿圓珠筆速記，走廊燈泡昏黃，映出一團團暗影。為了不牽連旁人，他連孩子都瞞著，稿紙寫完就塞進枕頭底下。三易其稿，終成文，題目干脆利落——“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八個字，他反復掂量過，每個字像釘子，扎得他徹夜難眠。

1977年9月，他把定稿塞進牛皮紙袋，掛號寄往北京《光明日報》編輯部。投遞窗口的小縫剛合上，他就抹了把汗：郵戳一蓋，話就收不回來了。整整四個月無音訊，他連夜做了最壞打算，把自己曾經抄寫過的課堂講義全撕碎燒掉，只留下兩件換洗舊襯衫。那陣子，他常半夜驚醒，摸摸口袋，沒有拘捕證就繼續睡。

轉機出現在1978年1月中旬。編輯王強華來信，語氣從謹慎試探改成了“再放開一點”。胡福明這才感覺事情不簡單，背后必然有人在推動。四月初，他被邀請進京。站在《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辦公室，胡福明心跳如鼓。楊西光開門見山：“文章得再尖銳些，能不能再把‘兩個凡是’點透？”屋里靜得連翻紙聲都響。胡福明端著茶杯，沉了一秒，說：“可以?！蹦鞘撬ㄒ灰淮卧诒娙嗣媲氨響B，卻如刀鋒入鞘，暗自決絕。

報紙見報當晚，南京大學校門口被圍得水泄不通。有人激動高呼，有人低聲議論，也有人皺著眉搖頭。電話線被打爆，批評和掌聲同時飛向作者。離京不到一周，胡福明再接到電報：中央有人痛斥此文“砍旗”，認定這是沖著“兩個凡是”來的。汪東興在山東調研時更是話里帶鋒：“刀子不能丟，旗幟不能倒。”對照報紙，胡福明只苦笑?？称煲埠?，掌聲也罷，文字已經脫手，后果只能硬接。

就在各方爭論升溫之際，鄧小平在7月21日會見老同事時說了句擲地有聲的話：“不要怕，有什么問題拿出來討論?！边@不僅是撐腰，更像一次催化。隨后，《人民日報》《解放軍報》連發評論，中央黨校、北大、人大迅速組織辯論會，“真理標準問題”成了街頭巷尾熱詞。上海車工老鄭說得直白：“干活成不成，得看機器轉沒轉起來，哪能光聽口號？”一句大白話，擊中了爭論的核心——實踐。

輿論的風越刮越猛。有人擔心闖禍，也有人暗自慶幸“春天要來了”。11月，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西郊招開，華國鋒與汪東興被推到聚光燈下，先后作自我批評，“兩個凡是”就此退出歷史。緊接著，12月1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路線大轉折浮出水面，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成為新共識。會后史學界多把5月那篇文章當作“第一聲炮響”，雖有些形容夸張，卻也道出天翻地覆的氣勢。

回頭看胡福明，風波過去，他依舊在講臺上給學生講辯證法。有人問他，當初怕不怕？他擺擺手：“怕，怎么不怕？可有些道理不說，心里過不去?！痹賳枌懩瞧遄訄D什么，他笑笑：“只是想讓大家多用用腦子，別困著?！痹捄芷降?，卻把一個知識分子的擔當寫得赤裸裸。

有意思的是，二十多年后，當人們把“改革先鋒”獎章掛在他胸前，他對著領獎臺下的年輕人囑咐：“紙上得來終覺淺，還是得去做?！闭坡暣似鸨朔?，但老先生的神情仍舊淡然，好像四十年前那個暗夜挑燈的走廊還在眼前。

胡福明的名字并非戰場上的雷鳴，卻在關鍵時刻給國家思維方式扭了一個方向盤。試想一下，如果那封牛皮紙信封被退回，或者被壓在抽屜底，不知還要多走幾道彎路。歷史從不相信假設，可它總記得那些敢于“先伸手開路”的人。人事更迭，旗幟依舊高舉，而檢驗真理的那條路，只能靠不斷的實踐去丈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