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年僅48歲接替了華老職務，69歲官至副國級，離休后選擇返鄉務農

2003年初秋，麻陽錦江河畔的稻田里，74歲的毛致用挽起褲腿，正幫鄉親捆束稻穗。村民看見有人遠遠招呼：“毛書記，歇會兒吧！”他抬頭笑笑，只回一句：“天還早，再割兩行。”身后，一輛滿載稻谷的獨輪車吱呀作響。這幅場景若被不知情者撞見，很難把眼前這位汗水涔涔的老人，同曾坐在人民大會堂主席臺上的全國政協副主席聯系在一起。

毛致用的故事，得從湖南這片紅色熱土講起。1929年，他出生在湘鄉一個普通農家。戰火里的童年讓他早早明白土地與糧食的分量。1951年，他踏入省政府機關，開啟漫長仕途。彼時，許多年輕干部懷揣理想爭分奪秒，毛致用也在基層摸爬滾打，練就處理鄉村事務的硬功夫。

1969年春，他被組織派往麻陽縣主持縣委工作。那時的湘西貧窮偏僻，山高路遠，干部住房緊張。縣招待所想為新書記騰出一間單人套房，他卻堅持和一般干部住同樣的公房。中午排隊打飯，炊事員悄聲說：“書記，您先來，別跟大家擠。”毛致用放下飯盆，態度堅決：“咱們是人民的勤務員，哪來的特權？”一句話堵住了“后門”。

走村串戶，他總讓隨行人員把車停在鎮口，改步行。山路崎嶇，鞋底磨破，他索性學著當地人打草鞋。插秧季節，他跳進水田，彎腰插下第一把禾苗；收割時節，鐮刀揮起，動作嫻熟。鄉親們打趣：“毛書記像個老農。”這種貼地而行的作風很快贏得口碑，也讓上級留意到這位沉得住氣的年輕干部。

1977年4月，中央決定調整湖南省委主要領導。當時48歲的毛致用被任命為省委第一書記，接替調京工作的華國鋒。會場外，長沙城春雨微涼；會場內，他提的第一句話卻是：“湖南要敢為天下先，但先要放下包袱。”這句“包袱論”，點名了多年“左”傾路線遺留的沉重陰影。

撥亂反正迫在眉睫。毛致用責令各地復查冤假錯案，第一批平反名單中，竟有他早年共事的老同事。處理完遺留問題，他緊盯發展。彼時中央強調“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湖南卻缺資金、缺技術、更缺懂市場的人，于是他把目光鎖定在“人”。干部下鄉鍛煉制、黨校夜大、廠辦工校相繼推行，一批青年工程師轉到鄉鎮企業，老工人登上講臺，省里還主動給外地高校發函，邀請專家來湘搞培訓。那幾年，“湖湘兒女去闖海，外地賢才來筑巢”成了報紙上的熱詞。

農業改革更是硬骨頭。1979年冬，他頂住爭議在湘潭、衡陽先行推行聯產承包。試點區畝產翻番，第二年糧食調出量首破百萬噸。有人擔心分田到戶會帶來“單干風”，他搖頭：“包產到戶不是單干，而是為了共同富。”這股務實勁頭，引來廣東、安徽干部專程考察。

與此同時，多余勞動力何去何從？毛致用干脆把門檻降到地面，縣辦、鄉辦、村辦企業雨后春筍。株洲硬質合金廠的師傅們下班開起家庭作坊，生產配件銷往浙江；常德棉農把剩布做成旅游手工藝品，外貿公司成箱出口。1984年，全省鄉鎮企業總產值突破百億元，是六年前的近八倍。數字背后，許多農戶第一次摸到了票子，蓋上紅磚房，買來收音機、縫紉機，日子大變樣。

1988年，中央看中了他的魄力，將他調往江西主持全局。江西彼時工業底子相對薄弱，他接手時說：“書桌上的報告，再厚都是紙；腳下一步步走過，才叫路。”贛江兩岸，景德鎮瓷廠燃起新窯火，鷹潭銅業建起現代化生產線，修水、瑞金、廣昌的小水電站點亮萬家燈火。一句“綠水青山也是金山銀山”，在當時尚未流行，但他已在鄱陽湖流域劃定水鳥保護區。十年間，江西經濟增速連續位居全國前列。

1998年，69歲的毛致用進入全國政協領導層，官至副國級。會議之間，他仍操著帶鄉音的普通話，關注三農議題。有位記者問他如何評價自己仕途的“高點”，老人笑答：“只是一個崗位，總要有人去。”沉穩之外，仍聽得見山水味的幽默。

五年后，他達到了離休年齡。告別北京前，同事們勸他留城休養。他卻說：“鄉下人終歸要回土里。”回到麻陽，他把家安在一棟老青磚屋。白天下地，傍晚翻閱《資江水文志》《湖南通史》。夜深燈下，他會用毛筆記下當天的見聞：水稻新品種長勢、山核桃行情、留守兒童學費缺口……這些筆記后來交給當地政府，成了一份份務實的調研材料。

期間，也出現雜音。茶館里有人低聲議論：“當了那么大官，手握特供，怎么過苦日子？”傳到他耳邊，他擺擺手：“田埂上吹的風，比空調涼多了。”一句玩笑，竟讓不少鄉親跟著樂。

毛致用如今很少談往事。偶爾有后輩求教，他只強調兩件事：吃常菜，走常路。有人不解，他解釋：“常菜是家常飯；常路是老百姓走的那條路。干部離了這兩樣，路就會彎。”言語樸素，卻道出一生行事的支點。

湘西的秋色轉濃，稻谷入倉，河面霧氣蒸騰。老書記拄著竹棍，在田埂上慢慢行走。遠處的新式糧倉、村口的廠房、孩童的歌聲，都與他早年的構想有了悄然呼應——地里仍是那片地，而生活已不再是當年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