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后戰士們改善伙食，聶榮臻接過一燒餅攘臂而起：快上報毛主席

1935年9月的哈達鋪，秋風已經帶著一點涼意吹進這個甘肅南部的小鎮。街口的油鍋里，燒餅正“刺啦刺啦”冒著香氣，和幾天前紅軍剛走出草地時那種帶著腐爛氣味的泥水味道，幾乎像是兩個世界。很多年后，一些老紅軍回憶起那一刻，都說有種“真的活回來了”的感覺，卻沒人想到，一塊用舊報紙包著的燒餅，會把中國革命的落腳點引向陜北。

有意思的是，在這之前很長一段時間里，黨中央和紅軍高級將領心里并沒有一個完全確定的“終點”。長征要走到哪里去，北上、南下，還是另辟蹊徑，爭論反復出現。道路難走是一回事，方向不明又是另一回事。而恰恰是在最迷茫的時候，一張地方報紙闖入了他們的視野。

一、從草地“死里逃生”到哈達鋪“吃頓飽飯”

如果把哈達鋪當成一個轉折點，那么前面那一大段路，基本就是在“同死神賽跑”。湘江一戰的慘烈自不用多說，中央紅軍從1934年10月開始戰略轉移，接連突破四道封鎖線，強渡烏江、攻打遵義城、占領婁山關、大會理、飛奪瀘定橋，每一步幾乎都踩在敵人的火力縫隙里。指戰員傷亡、掉隊的人數，在長征過程中幾乎沒有精確數字，只能用“慘重”來概括。

真正壓垮體力和意志的，是后來那段草地。1935年夏，中央紅軍進入川西、甘南一帶的高寒地區，面對的是一望無際的沼澤濕地。很多地圖上只用一片綠色簡單標注過去，但走在上面的戰士知道，那一腳踩下去，到底是實地還是泥潭，全憑運氣。有人落進去，本能地伸手去拉，結果兩個人一起下沉，這種教訓反復出現，才慢慢摸索出“放松身體、慢慢挪動”的脫身經驗。

草地的泥水多帶腐敗物質，戰士鞋襪破損嚴重，一旦皮膚破損沾上，容易紅腫潰爛。更糟糕的是，天氣說變就變，雨一下，原本就松軟的地面更難分辨深淺。許多老紅軍提起那段經歷時，都說最怕的就是突然下雨——天上是雨，腳下是沼，人稍不留神就被卷進去。

黃克誠后來在回憶中提到，有一次部隊正在涉河，河水本來就急，暴雨突然傾盆而下，水位猛漲，隊伍被沖散，許多戰士被卷走，再也沒有回來。長征路上打了無數仗，可不少人是倒在看不見敵人的地方。

吃的問題，到了草地中央幾乎成了無法回避的生死考驗。出發前雖然準備了青稞炒面，但途中戰斗頻繁，轉移倉促，很多糧食來不及加工，只能生吞硬咬。雨一淋，炒面結成疙瘩，再加點水成糊糊，喝得下去算好的，有的戰士一聞那股味道就反胃。干糧耗盡之后，野菜、草根、樹皮成了唯一選擇，運氣不好，吃到有毒植物，輕則腹瀉，重則中毒倒下。

走在前面的部隊還能刨到點樹根草皮，后面的連樹皮都難找。不得不說，人餓到極限時，底線會一步步被現實逼退。有人煮皮帶、煮皮鞋，有人把馬鞍皮拆下來煮，有戰士甚至從馬糞里挑出沒消化的青稞粒，洗干凈再吃，喝的則是人尿、馬尿。對外人來說，這些細節聽起來刺耳，但在那一段路上，這真的是活下去的唯一辦法。

能吃的東西耗盡了，就得動用最后的“儲備”——坐騎。彭德懷率領的紅三軍團走在隊尾，當糧食徹底斷絕，戰士已經靠不住時，只能下令宰殺全部坐騎。這批馬肉，支撐了許多戰士跨過草地的最后幾天。有人形容，那幾頓肉吃得眼淚都流在碗里，一口一口咬下去，不只是救命，也像是在咬緊牙關和命運擰在一起。

露營更談不上什么舒適。草地泥濘，能找到的相對干燥地方極少，紅軍多在河邊、山坳或微微隆起的高地宿營。天氣好時算僥幸，一旦下雨，只能任由冷雨澆透棉衣。到了清晨，值勤人員常常發現有人在夜里靜靜地斷了氣。有人說，走出草地時回頭望那片陰濕的天地，真有一種“從死亡世界回到人間”的感覺，這話并不夸張。

1935年9月，中央紅軍終于走出草地，陸續進入甘肅宕昌縣境內的哈達鋪鎮。各路進入草地的起點不同，走出的地點也不一樣，但對許多戰士來說，抵達哈達鋪那一天，就像過了一次鬼門關。身體透支，隊伍減員，精神緊繃，這支隊伍迫切需要一個能休整的地方，同時也急需一個明確的方向。

二、“要食得好”的命令和一塊用報紙包著的燒餅

哈達鋪在當時是隴南一帶頗有名氣的藥材集鎮。1935年9月18日前后，紅軍先頭部隊首先抵達，隨后中央機關和主力部隊陸續進入。剛到鎮上，很多戰士支撐著卸完裝備，整個人幾乎就癱在地上。身體已經到了極限，如果再不補給，后面還談什么繼續北上。

黨中央在這里作出一個看似簡單、實則關系全軍生死的決定——必須盡快改善伙食，恢復體力。當時總政治部專門提出“大家要食得好”的口號，每個戰士發一塊大洋，用來改善伙食。這個做法，在長期吃野菜、啃皮帶之后，簡直像宣布“過年”。

哈達鋪物產相對豐富，又碰上秋收季節，糧食、肉食都不少。只是因為交通不便，這些東西難以運出，物價自然不高。當時當地商號有八百多家，大洋在這里很值錢：五塊大洋能買一頭肥豬，兩塊可以買一只肥羊，一塊能買五只雞，一毛錢就能買十個雞蛋。再加上之前戰斗中從魯大昌部繳獲的數百擔大米、白面和兩千多斤食鹽，紅軍連隊的伙食標準一下子躍上去了。

作家成仿吾親歷這段歷史，在《長征回憶錄》中寫過哈達鋪的情景：各個伙食單位主食有白面，菜里有羊肉，久未沾油鹽的戰士端起碗來，真的是一口氣連吃幾碗。更有意思的是，總政治部還專門要求部隊邀請周圍群眾來會餐，各伙食單位擺上客桌，請當地老百姓一道吃飯，院子里男男女女，拉家常、講見聞，氣氛熱鬧又親近。

在這里，紅軍一方面用繳獲的糧食、食鹽救濟貧苦農民，幫忙干活，修橋修路，另一方面也把自己的紀律與作風展示給當地百姓看。群眾看紅軍講道理、不擾民、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還主動騰出房子讓紅軍住，照顧傷員，雙方感情很快拉近。1936年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長征到達哈達鋪時，當地群眾又一次籌集糧食、牲口支援，還組織蘇維埃政權和游擊隊力量配合紅軍，可見這份信任不是一朝一夕。

在哈達鋪駐扎期間，中央紅軍已經改編為“抗日先遣陜甘支隊”，這名稱本身就透露出一個方向——北上，奔著抗日去。但具體往哪里走？在隴東立足，還是繼續向西北、華北尋找更合適的根據地，當時并沒有人敢拍著胸脯說已經看得很清楚。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在安排休整的同時，也在不停討論下一步行動，心里的那份不安，從回憶材料中都能讀出來。

就在這種既有短暫寬慰又籠罩著迷茫的氣氛里，一件看似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發生了。

紅二師進駐哈達鋪后，聶榮臻遠遠就聞到街頭燒餅的香味。他本就胃口不好，這一次卻也忍不住動了心。放下行李，他對身邊的年輕戰士楊家華說：“去，給我買個燒餅。”楊家華掏了掏身上不多的錢，干脆全拿出來，買了四塊燒餅回來。

那會兒大家都餓急了，林彪一把抓起一塊，幾口就吃得差不多。聶榮臻接過另一塊，剛咬了一口，抬眼就看到林彪吃得太快，便把紙包遞過去，讓他再拿一塊。林彪也沒客氣，又取了一塊，將包著最后一塊燒餅的紙遞還給聶榮臻。聶榮臻隨手把那塊燒餅讓給楊家華，自己則低頭看起那張當做包裝紙的報紙。

“是《山西日報》。”他隨口念了一句。

原本只是想隨便翻翻，打發吃東西的功夫，誰知視線落在一則消息上，人一下子就愣住了。嘴里嚼著的餅不動了，手也停在那里。幾秒鐘之后，他整個人猛地站起來，攘臂而起，聲音一下拔高：“快，把通訊員叫來，上報毛主席，趕快騎馬把這張報紙送給老毛，送給中央！”

屋里的人都被這突然的舉動嚇了一跳。等他稍微緩過勁，對林彪解釋時，話已經顧不上潤色：“陜北還有根據地，劉志丹帶著一支隊伍，在那邊活動著。”

林彪一聽，顯然也被觸動了，連著問了兩句：“真的嗎？真的嗎？”然后才慢慢坐下，把手里那塊燒餅掰了一小塊，低頭思索起來。對于這些長期尋找落腳點的指揮員來說，這消息的重量可想而知。

值得一提的是，聶榮臻當時對身邊那個幫忙買燒餅的小戰士也沒忘記。等情緒平復，他走到楊家華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說：“小鬼，你可是立了大功呢！你那張報紙買得好，你的燒餅買得好。”說完塞給他一塊大洋，還叮囑：“快把你的這塊燒餅吃了，再去買幾塊來。”

三、報紙、布告、傳單：陜北落腳點是如何確認的

需要說明的是，哈達鋪見到的并不只有一張《山西日報》。在短短幾天里，中央領導人和軍隊干部通過多種渠道拿到了數量可觀的報刊資料。《大公報》《中央日報》《晉陽日報》《西安報》等當時在西北地區流通的報紙，都被他們翻了個遍。

《大公報》在其中頗為關鍵，這份報紙當時在全國有一定影響力，對西北局勢的報道也比較集中。張聞天在1935年9月22日寫過一篇讀報筆記，里面摘錄了九則重要消息，有六則就來自《大公報》。這些報道，不約而同提到陜北紅軍動向、陜北蘇區的存在以及國民黨軍隊圍剿的情況。

為什么關于陜北的消息會集中出現在這些報紙上？這與山西、陜北的地緣關系有關。山西與陜西相鄰，晉西地區既有國民黨軍隊，也有中共地下組織和游擊隊的活動。外來的記者如果想了解陜北局勢，往往會先到太原，與閻錫山、地方軍政人員接觸，再通過他們掌握的情況寫報道。《大公報》的主筆就曾到太原，通過閻錫山方面掌握了不少關于陜北紅軍的資料。

閻錫山關注陜北紅軍，并不是出于好感，而是防范。他擔心陜北革命力量向晉西滲透，所以山西地方報紙上關于陜北的消息反而更加密集。《山西日報》《晉陽日報》當時都是地方較有影響的報紙，對劉志丹領導的西北紅軍在三邊地區活動、攻占縣城等情況都有連續報道。

值得注意的是，聶榮臻當時拿到的那張《山西日報》，并不是唯一的情報來源。早在紅軍進哈達鋪之前，毛澤東就特意吩咐梁興初、曹德連等人，執行任務時要多搜集國民黨方面的報刊雜志，特別是近期的。很快，他們在一次化裝行動中有了收獲：在哈達鋪附近，一位國民黨部隊的少校副官路過，隨身攜帶不少報紙和書籍，被紅軍繳獲后，里面就有提到陜北劉志丹部隊的報道。

這些報紙很快送到正在行軍途中的軍團首長手里。林彪、聶榮臻看完，連同那張包著燒餅的《山西日報》一起轉呈給毛澤東。這些材料互相印證，使得“陜北有一塊紅軍根據地”不再只是零散傳聞，而有了相當可靠的依據。

李維漢后來在回憶中提到，當時在哈達鋪討論問題時，有一張《山西日報》擺在桌上，上面刊載了蔣介石派大軍圍剿陜北劉志丹的消息。反過來看，這正說明陜北確實存在一支規模不小的紅軍部隊，并非孤立零星的游擊隊。中共中央于是意識到，那里可能是一個可以會師、可以經營的根據地。

謝覺哉在街上買煙葉，發現包煙葉的是一張《晉陽日報》。報紙上同樣有關于劉志丹和西北紅軍的報道，如攻占數座縣城、紅軍與赤衛隊人數可觀等內容。更巧的是，這份報紙的時間、信息，與《山西日報》、《大公報》上的相關報道大致相符，互相印證了消息的真實性。

除了報紙，還有布告和傳單發揮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楊尚昆回憶，當時在哈達鋪，他們看到一份國民黨政府的布告，上面提到劉志丹在三邊地區活動，政府正調兵圍剿。布告本意是宣示“剿共決心”，但從中共一方的角度看，它卻是反面證明——既然要“圍剿”，說明那里有一股不小的紅軍力量。

在老百姓家中，紅軍還發現了一張紅軍自己印發的傳單，標題大意是“紅軍占領中心城市的偉大勝利”。這說明陜北紅軍不光是打游擊，還能攻占重要縣城，足以支撐一個區域性根據地。布告和傳單，一個從敵方，一個從我方，卻在內容上相互印證，使中共中央對陜北革命根據地的判斷更有底氣。

從哈達鋪再往前走，榜羅鎮又提供了一批關鍵資料。當地一所高小學校給紅軍提供了藏在校內的報紙雜志，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整天泡在這些資料里，一份一份翻過去，把有關陜北、華北、全國政治軍事形勢的內容用紅鉛筆劃出來，集中討論。陳昌奉回憶，毛澤東一到哈達鋪，就直奔一處郵政代辦所，翻看所有能找到的報紙，把有用的全拿回住所，夜里幾個人圍著桌子，一段一段圈點。

通過這些報刊、布告、傳單和地方材料，中共中央逐漸形成一個清晰判斷：陜北不但有一支規模不小的紅軍，而且已經形成一定范圍的蘇區；西北地區敵人雖強，但控制并不牢固；陜甘晉交界一帶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將來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有利于和華北、關中地區聯成一片。

1935年9月下旬，毛澤東在哈達鋪的關帝廟里召集干部會議，在掌握了上述各類情報之后，明確提出部隊北上，爭取到達陜北革命根據地，與那里的紅軍會合。中央紅軍同時改編為陜甘支隊第一支隊，朝著陜北方向進發。可以說，從這一刻起，長征的落腳點從“模糊設想”變成了“清晰目標”。

從得到消息到最終決斷，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過程是循序漸進的：先有零星報道，再有多家報紙互相印證，接著有布告和傳單補充，最后在榜羅鎮的資料里把零散信息串成一條線。聶榮臻手中的那張《山西日報》，只是其中一環，卻恰恰扮演了“點燃警覺”的角色，使陜北問題一下進入中央領導層的核心視野。

從結果來看，陜北落腳的決定，對中國革命的走向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1935年底到1936年，中央先后與陜北紅軍會師，形成較穩定的陜甘寧根據地，后來的延安正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試想一下，如果當時對陜北情況判斷不足，貿然另選他處，后面的故事恐怕要完全改寫。

不過，還是得把話說準：紅軍最終選擇陜北作為長征落腳點，并不是單靠一張報紙，或者一塊燒餅決定的。那張包著燒餅的《山西日報》，只是眾多情報來源中一個特別鮮明的節點，它讓一個正在焦慮尋找方向的集體，看到了另一支紅軍還在堅持斗爭的確切跡象。若將整個過程比作搭橋，這張報紙是一塊關鍵橋板，卻不是全部支架。

在長征那條漫長的路上，很多決定看起來似乎帶有偶然性，實則背后都有大量信息的積累、反復的討論和謹慎的斟酌。哈達鋪的燒餅和報紙，正是這種“偶然之中有必然”的一個縮影：戰士們借它改善伙食，恢復筋骨；指揮員借它捕捉信息，校正方向。等到部隊舉步向北，離開哈達鋪的時候，多數人只記得吃過一頓飽飯，心里卻已經無形中，把陜北這兩個字刻得更深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