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黨最大抗日根據地創始人，位高權重，建國后卻只是一小處長

1986 年 5 月 30 日，北京的初夏帶著微涼。

80 歲的黎玉悄然離世，消息傳到山東，千萬百姓失聲痛哭。

這片他守護了 13 年的土地，永遠記得他創建的山東抗日根據地 —— 我黨歷史上最大的敵后抗日根據地。

誰能想到，這位曾與羅榮桓、陳毅并肩作戰的開國元勛，建國后最高職務，竟是上海市委勞資處長。

從威震一方的根據地領袖，到處理勞資糾紛的普通干部，他的人生落差，藏著一段鮮為人知的堅守與委屈。

1907 年，黎玉出生在山西崞縣一個富裕家庭。

不同于傳統地主子弟，他自幼接受新式教育，17 歲考入縣立中學時，正趕上新文化運動浪潮。

民主與科學的思想，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的青春。

1926 年 9 月，19 歲的黎玉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把個人命運，綁在了民族解放的戰車上。

早期革命生涯里，他兩次被捕入獄，酷刑拷打沒能讓他屈服。

鐵窗里的日子，反而讓他更堅定了信仰：“只要主義真，皮肉之苦算什么。”

1936 年，黨組織交給黎玉一項艱巨任務：重建山東省委。

那時的山東，黨組織已被敵人破壞十多次，與中央徹底失聯，一片白色恐怖。

黎玉騎著一輛破舊自行車，從河北出發，晝伏夜出，躲避土匪與特務的搜查。

崎嶇山路磨破了鞋底，他就用布條裹腳；餓了渴了，就啃口干糧、喝口山泉水。

抵達濟南時，他衣衫襤褸，卻眼神堅毅，第一句話就是：“組織還在，革命就不會停。”

沒有辦公地點，他就把茶館、澡堂當作秘密聯絡點；沒有經費，他就變賣自己的衣物首飾。

短短一年時間，他重建了魯西北特委、魯東工委等多個組織。

到 1937 年抗戰全面爆發時，山東黨員從 500 人發展到 2000 人，一張紅色網絡，悄然覆蓋齊魯大地。

1937 年 10 月，日軍侵入山東，國民黨將領韓復榘不戰而逃。

山東百姓陷入水深火熱，中共北方局發出號召：“每一名優秀黨員，脫下長衫，到游擊隊去。”

黎玉立刻響應，在泰安篦子店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發動武裝起義。

1938 年 1 月 1 日，徂徠山巔紅旗招展，黎玉帶領數百名抗日志士，舉起了 “八路軍山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第四支隊” 的旗幟。

這一槍，打響了山東省委獨立領導抗戰的序幕，也揭開了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創建史。

起義隊伍缺槍少彈，黎玉就帶領大家用鋤頭、鐮刀改造武器；缺糧食，就向開明紳士借糧，自己帶頭吃野菜。

他常說：“我們不是為了當官發財，是為了讓老百姓能活下去。”

短短幾個月，起義隊伍就發展到四五萬人，成為山東抗戰的中流砥柱。

1938 年 4 月，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毛主席特意把黎玉介紹給眾人。

他高度贊揚：“山東黨的工作做得好，黎玉同志功不可沒。”

會后，黎玉向毛主席請求支援，帶走了 160 名優秀軍政干部。

這些人后來成為山東抗日根據地的骨干，其中 47 人成長為省部級干部，足見黎玉的識人眼光。

1938 年 12 月，八路軍山東縱隊成立，黎玉擔任政委。

這支隊伍在敵后開展游擊戰，神出鬼沒打擊日軍，讓侵略者聞風喪膽。

更鮮為人知的是，黎玉還主導了秘密籌金運金行動。

他組織群眾開采金礦、征收抗日稅款，將 13 萬兩黃金秘密運往延安。

這筆巨款，極大緩解了黨中央的財政困境，為抗戰勝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2023 年，國家郵政局發行 “中共隱蔽戰線英雄” 紀念郵票，黎玉作為經濟戰線代表入選，這份功績終于被更多人知曉。

1943 年，羅榮桓奉命前往山東，擔任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黎玉任副政委。

兩人默契配合，開創了山東抗戰新局面。

日軍多次對根據地進行 “掃蕩”，黎玉與羅榮桓制定 “分散游擊、集中殲敵” 的策略，粉碎了敵人一次又一次進攻。

1945 年 8 月，山東省政府成立，黎玉當選省政府主席。

此時的山東抗日根據地，已發展到 12.5 萬平方公里，擁有 2700 萬人口、27 萬正規軍，成為我黨最大的抗日根據地。

抗戰勝利后，黎玉又協助陳毅指揮津浦線阻擊戰，成功阻擋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北上進攻。

可誰也沒想到，這樣一位功勛卓著的將領，卻在 1947 年遭遇了不公正對待。

饒漱石、康生在土改復查中，給黎玉扣上了 “宗派主義”“富農路線” 等莫須有罪名。

其實，黎玉的土改路線與中央基本契合，只是在執行中堅持 “保護中農利益”，不愿搞 “一刀切”。

即便遭到錯誤批判，黎玉仍以大局為重。

有人勸他申訴，他卻說：“古人有‘相忍為國’的道理，個人榮辱不算什么。”

解放戰爭期間，他被頻繁調動，職務一降再降。

1949 年新中國成立，黎玉跟隨華東局南下上海，被任命為市委勞資處長。

這個職位，與他曾經的省委書記、省政府主席相比，落差巨大。

有人為他鳴不平，他卻坦然接受：“革命工作沒有高低貴賤，在哪里都是為人民服務。”

在上海，黎玉全身心投入勞資工作。

他深入工廠車間，了解工人訴求，調解勞資糾紛，制定合理的工資標準。

那時的上海剛解放，百廢待興，勞資矛盾突出。

黎玉白天走訪工廠，晚上熬夜整理材料，常常累得趴在桌上睡著。

他經手的案件，無一不是公平公正處理，既維護了工人利益，也保障了工廠生產。

工人們都說：“黎處長是真心為我們著想的好干部。”

1953 年，黎玉被調往北京，先后擔任中央人民政府財經委員會勞動工資教育組組長、財政組組長。

雖然職位仍不算高，但他毫無怨言，始終勤勤懇懇。

他制定的勞動工資政策，兼顧效率與公平，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奠定了基礎。

“文化大革命” 期間，黎玉再次受到沖擊，被下放到農村勞動。

即便身處逆境，他依然堅守信仰，每天堅持學習毛主席著作，幫農民種地、修農具。

農民們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只覺得這個 “老頭” 踏實肯干，都愿意和他親近。

1978 年，68 歲的黎玉被任命為農機部副部長。

此時的他，已兩鬢斑白，卻依然充滿干勁。

他不懂液壓傳動，就把筆記本畫成連環畫，標注拖拉機的構造原理；他擔心農民買不起農機，就親自蹲在河北趙縣的麥田里，測量麥茬高度，計算農民的承受能力。

他提出 “農機下鄉” 理念，讓縣農機公司把機器開到村口，現場試耕，滿意再付款。

這個想法在當時十分超前，有人質疑是 “資本主義示范田”，黎玉拍著桌子反駁：“地不等人，麥子不讀文件！”

在他的推動下，“東方紅 - 30” 拖拉機下線，價格比進口機便宜一半。

機身上貼著他的小字條：“別忘了，農民買它要賣 800 斤麥子。”

這張字條后來被中國農業博物館收藏，成為見證他為民初心的珍貴文物。

1982 年，黎玉離休，但他沒有閑著。

他把工作重心放在黨史資料的征集和編撰上，即便患病住院，也一邊治療一邊寫作。

他寫下近萬字的《山東黨組織的恢復與建立》，詳細記錄了那段艱苦卓絕的歲月。

1983 年，他重返徂徠山起義舊地，憑吊烈士，看望戰友，召集老同志補充史料。

站在當年起義的地方，他熱淚盈眶：“犧牲的戰友們，我們沒有辜負你們的期望。”

1986 年 3 月 13 日，黨組織終于為黎玉平反，恢復了他的名譽。

80 歲的老人得知消息后，露出了久違的笑容，他握著工作人員的手說：“感謝黨組織，我一生堅信黨，黨沒有忘記我。”

誰也沒想到，這份遲來的公正，竟成了他最后的慰藉。

75 天后，黎玉因病在北京逝世。

他的墓碑上沒有華麗的辭藻，只刻著 “黎玉，1907—1986，共產黨人”。

正如他生前所說：“標簽會掉，信仰不會。”

2024 年，新版《中共重要人物志》給了黎玉新的評價：“中國北方抗日根據地重要創建者”。

把 “山東” 換成 “北方”，看似簡單的調整，卻肯定了他在整個北方抗戰中的重要地位。

黨史院專家解釋：“晉冀魯豫、晉察冀、山東三大戰略區，黎玉是唯一一個從 1936 年一直釘在敵后沒挪窩的‘樁子’。”

他就像一塊基石，默默夯實了革命的根基，卻很少被人看見。

黎玉的一生，是跌宕起伏的一生，也是堅守信仰的一生。

他創建了最大的抗日根據地，為革命立下汗馬功勞，卻在建國后身居低位；他遭到不公正對待，卻始終無怨無悔，默默奉獻。

他用自己的行動，詮釋了什么是 “共產黨員”；用一生的堅守，踐行了 “為人民服務” 的誓言。

如今，當我們乘坐高鐵穿梭在山東大地，當我們享受著和平幸福的生活，不應忘記黎玉這樣的前輩。

他們把功勞看淡，把人民放在心上；把委屈咽下，把信仰扛在肩上。

這種 “相忍為國” 的格局，這種 “不計名利” 的胸懷，正是我們這個民族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黎玉的故事告訴我們：真正的偉大，不在于職位的高低，而在于貢獻的大小；真正的不朽，不在于名聲的顯赫，而在于精神的傳承。

這位 “最大抗日根據地創始人”，雖然建國后只是個小處長，卻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他的名字，值得我們永遠銘記；他的精神，值得我們永遠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