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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詠/文 《教育家》雜志近日發布了《全國中小學教師現狀調查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其對當下教師身心狀態的揭示,值得關注。
這份報告面向全國中小學以及部分幼兒園、中職學校教師開展調查,收集的有效問卷81387份,其中小學階段的占51.67%,初中階段的占37.73%,加起來將近9成。可以說小學和初中是孩子成長過程中教師影響力最大的階段。
調查結果顯示,教師的身心狀態不容樂觀。自評處于“亞健康”和“不健康”狀態的教師超過四成,而認為自己“非常健康”的僅占8.14%。在心理健康方面,近40%?的教師認為自己存在抑郁、焦慮傾向,其中超過20%的教師對自身存在心理問題較為肯定。
一份調查報告或許不能描摹全貌,但卻可以窺探冰山一角,教師群體身心透支的狀態不容忽視。所謂教書育人,老師對孩子成長的影響,絕不止于三尺講壇上傳授知識,還包括日常陪伴中的潛移默化。學齡階段的孩子,在學校的時間可能超過了在家庭的時間。一個身心得不到妥當安頓的老師,如何照拂孩子的心靈,并引領他們前行?
當然,每個人都應提高自我調節的能力,而非將困頓完全推向外界。但我們仍需追問:是哪些外部因素加劇了教師群體的疲憊?又該如何改善?
《報告》中,在壓力來源上,選擇“迎接檢查等非教學任務過多”的教師占比最高(68.03%),其次是“不敢管教學生”(60.21%),再次是“害怕發生各種安全事故”(52.55%)。選擇“管理留痕要求過高”的也接近一半。同樣值得關注的是,50.58%的教師認為社會與家長只是“表面尊重”;認為社會和家長“要求苛刻”“不夠信任”和“不夠尊重”的分別達到48.34%、46.75%和36.37%。
這反映出兩個問題。其一,非教學任務對教師而言包袱沉重,為其“減負”勢在必行。這不是一個新問題,很多一線教師在社交平臺上早已吐槽,他們的時間被大量非教學工作和任務擠占,真正用于備課、批改作業的精力反而少了。2023年10月26日,鄭州一名23歲的女教師因課外行政事務壓力過大而自殺,就是一起極端的悲劇事件,引發輿論對教師身心狀態的關注。2025年10月,教育部印發《關于進一步減輕中小學教師非教育教學負擔若干措施的通知》,旨在為教師“減負”,讓他們回歸“教育者”的本職。政策值得期待,但其落實尤其依賴地方教育部門和學校制定清晰的權責清單與實施細則,真正將減負執行到位。
其二,教育管理權限模糊、安全責任過重,加劇了教師的職業風險和心理負擔。這同樣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在當下環境中,學校事實上有點承擔無限責任的意味,雖然明理的家長是大多數,但還是有人把孩子在校園的正常磕碰歸咎于學校,進而投訴索賠。糾紛發生后,教育主管部門又傾向于“和稀泥”。這不僅加劇了學校和教師的壓力,也容易讓他們自我防御,為了追求零風險對孩子的行為加以禁錮,最終傷害的是孩子的利益。
現在人們的維權意識普遍增強,但也要看到,一些教育維權演變成過度訴求,比如,班主任太年輕,投訴;少先隊分批入隊,投訴;研學地點選擇不合意,投訴……這些千奇百怪的投訴并非個例,讓學校和教師不堪重負,以至于有教師在政府問政平臺上發帖求助。
此外,評價體系與教師價值觀之間的錯位,也是焦慮的重要來源。受訪教師普遍認為,評價應當以良好師德和育人樹人為主要維度,其中,“師德表現”“促進學生全面發展”“關愛學生”“促進每個學生發展”四項占比最高,均超過六成,遠高于其他選項。然而在實際考核中,競賽獲獎、學生成績等顯性指標依然主導,67.91%的教師認為學校將學生成績與績效工資掛鉤。這背后是應試教育的強大慣性與管理中“簡單量化”的思維痼疾。此種扭曲的評價體系,不僅容易催生職業倦怠,更可能異化教師行為,使教育偏離育人本質,屈從于短視指標。
從《報告》可以看出,近六成的教師選擇這份職業的原因是“真心想當老師”,91.22%的教師在職業發展規劃中,將“當一個好老師”作為職業發展目標。這份初心彌足珍貴。如何守護它,并使之轉化為持久的教育力量,需要全社會的共同托舉。
(作者 言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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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詠
評論版主編 武漢大學法文系畢業。08年入職機動記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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