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技術驅動的產業創新系統：理論框架與實踐啟示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推動下，數字技術逐漸成為產業創新系統演化的重要驅動力。通過對國內外現有文獻進行歸納、總結與分析，研究基于“知識基礎與技術范式—行為角色與創新網絡—外部環境”的分析框架，深入探討了數字技術驅動下產業創新系統的理論內涵、關鍵機制及未來研究方向。研究發現，數字技術通過改變知識流動和知識創造模式，推動產業創新系統的自組織演化，進而影響產業創新績效和競爭格局。此外，數字技術的發展對產業創新系統的外部環境提出了新的適應性要求，包括數字技術與傳統產業機制的互動調適，以及制度體系與公共政策在數字技術背景下的重塑。未來的研究可進一步面向現代化產業體系探索數字技術賦能產業追趕、創新生態構建及產業結構升級的具體機制。產業實踐方面，應逐步采用更加迭代與開放的創新模式，并優化資源配置策略；政策制定則需構建適應性強、兼顧數字包容性的監管體系與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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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驅動下，數字技術驅動科技創新范式變革的趨勢更加顯著，數字技術的創新發展與應用成為產業創新主體變革生產方式與創新模式的重要著力點。《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設立專篇對“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全面塑造發展新優勢”和“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作出重要部署，明確提出要“充分發揮海量數據和豐富應用場景優勢，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壯大經濟發展新引擎”。

科學與技術知識以其高積累性、復雜性、系統性和不確定性等特性推動產業邊界的形成，并不斷調整產業內部與不同產業間行為者的互動過程，多種要素共生演化，形成產業創新系統。近三十年來，產業創新系統成為學者們廣泛運用的研究視角，帶動了理論層面的迅速演進，并成為產業創新實踐的指導思想。產業創新系統理論由Malerba、Breschi和Kim等學者提出并完善，其理論根基可追溯至Pavitt的產業創新分類理論、Klepper的產業生命周期理論，以及以Freeman、Nelson和Lundvall為代表的演化經濟學思想以及相關創新系統方法論，與國家創新系統、區域創新系統、技術創新系統、創新生態系統等知識群共同構成系統性視角下創新研究的知識基礎。產業創新系統理論不僅局限于企業創新能力與技術創新路徑，更重視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市場創新和組合創新的系統集成效應，強調通過多維度創新實現產業結構的演化突變和轉換升級。產業作為中觀經濟單元，是微觀層面企業創新與宏觀層面國家創新之間的橋梁，又是創新生態系統耦合的重要單元。因此，產業創新系統理論為后發國家產業追趕、產業創新差異、產業領導地位更迭、產業動態變遷等主題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視角與研究框架。已有的學術研究覆蓋了計算機業、半導體業、信息通信業、制藥業等不同產業部門。在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前沿技術迅猛發展的時代背景下，數字技術憑借其固有的高滲透性、強協同性與顯著替代性，正深刻賦能實體經濟的轉型與發展。數字技術驅動下技術創新的知識基礎日益復雜化、產業組織邊界持續模糊化以及創新協同形式的多元化演進，不僅對現有產業創新系統的結構與運作模式產生了深遠影響，更對傳統產業創新理論的解釋力提出挑戰。鑒于此，現有產業創新系統理論在充分闡釋數字技術獨特作用機制及其引發的系統性變革方面尚存有潛在探索空間。研究系統梳理數字技術驅動背景下產業創新系統的相關研究，通過對國內外主流期刊文獻進行檢索、評述與比較分析，旨在現有產業創新系統理論框架與核心內涵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界定數字時代的特定研究情境與理論邊界，從數字技術嵌入的深度與廣度、創新系統內部要素互動模式的重構、以及外部環境復雜性與不確定性的應對等關鍵維度，進行探索性研究。本研究旨在構建一個能夠更有效整合數字技術影響的產業創新系統理論框架，并據此展望未來研究方向，以期為深刻理解并有效支撐中國特定情境下產業創新與發展的理論研究和政策實踐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撐與分析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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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進展

圍繞數字技術驅動的產業創新系統相關研究，參考國內學者（如魯若愚等）前期研究的檢索方法，研究選擇了2001—2022年Web of Science和知網作為國內外數字技術和產業創新系統相關文獻的數據庫來源。國際文獻檢索方面，以TS=（sectoral systems OR sectoral system of innovation）AND TS=（digital technology OR digitalization OR digital）為主題詞對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國際期刊進行檢索，共得到243篇論文。國內期刊檢索方面，以“產業創新系統”和“數字技術/數字技術/數字創新”為主題詞對國內CSSCI期刊進行模糊檢索，僅篩選出2篇文獻。為防止文獻遺漏，以“產業創新系統”為關鍵詞檢索篩選出63篇中文文獻，再逐一閱讀，再從中篩選出27篇與數字技術相關的中文文獻。

1.1 文獻數量統計

研究對國際與國內的相關領域文獻發表情況進行簡單統計（見圖1）。學術界對產業創新系統與數字技術交叉領域的研究大約興起于本世紀初，此后相關文獻數量呈現持續上升趨勢，其發展歷程大致可劃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初步探索階段，國內相關研究成果尚不多見，文獻發表量維持在較低水平，這主要反映了產業創新系統理論與數字技術在中國的引介、消化表明國際學術界對該議題的關注相對更早，并已著手奠定初步的研究基礎，側重于數字技術對傳統產業創新模式影響的早期觀察與理論對接。第二，深入拓展階段，國內文獻發表量開始穩步增長，標志著中國學者對數字技術賦能產業創新的關注度顯著提升，研究議題開始從宏觀探討向具體機制、特定產業應用等方向縱深拓展。同期，國際文獻的增長更為迅速且體量更大，對數字技術與產業創新系統深度融合的復雜議題投入了更大的研究熱情與資源，研究視角和方法也更趨多元。第三，加速成長階段，國際文獻數量呈現迅猛增長態勢，這與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加速深化緊密相關，前沿數字技術日益凸顯其作為產業創新核心驅動力的戰略地位，激發了全球學術界對這一交叉領域的濃厚興趣和系統性研究。這一方面體現了學者對數字技術在產業創新系統中革命性作用的敏銳洞察與持續深耕，另一方面也鮮明地反映了該研究方向已成為國際前沿熱點，其很大程度上與全球經濟社會加速數字化轉型的宏觀趨勢同頻共振。盡管我國在數字技術應用層面已走在世界前列，但對產業創新系統與數字技術深度融合的系統性理論探討和學理建構仍顯不足。

1.2 研究主題分布

研究采用使用詞頻—逆文檔頻率（term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TF-IDF）方法對搜集的所有文獻進行文本分析，以提取關鍵詞和研究問題，以確定整個數據集中的主要研究方向。

國內對產業創新系統理論與數字技術的研究主體可歸納為四個方面。第一，產業創新系統的理論拓展與應用。部分文獻對產業創新系統理論的內涵、理論基礎和應用進行了理論分析，探討了數字技術推動產業創新系統發展的過程機制，以及在復雜外部環境下如何促進產業追趕和創新系統的演化。第二，數字產業的產業創新系統視角分析。部分文獻分析了不同產業創新系統的運行機制、發展模式以及在特定產業背景下的自主創新模式和技術創新的關鍵路徑。第三，產業技術創新與協同演化。部分文獻探討了產業技術創新的關鍵因素和協同演化機制。第四，產業創新系統的障礙與政策。部分文獻識別了在產業創新發展過程中遇到的系統性挑戰，并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這些研究關注于如何解決創新系統中的失效現象，并提出了針對性的策略來促進產業創新。

關于產業創新系統與數字技術交叉領域的研究主要可歸納為以下三個核心方向：第一，第四次工業革命背景下產業創新系統的重構與理論調適。相關研究聚焦于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中，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如何深刻滲透并重塑傳統產業邊界，進而對產業創新系統的結構、動態及演化路徑構成深遠影響。隨著新興數字技術的加速融合與應用，傳統行業界限日益模糊，形成了更為復雜和動態的產業生態，這不僅對既有的產業創新系統理論的解釋力構成了顯著挑戰，也為其發展開辟了新的理論視窗與研究議程。第二，數字賦能下的創新合作、知識整合與邊界拓展。研究重點關注在數字技術環境下，創新主體如何通過構建跨學科、跨組織的合作網絡與平臺，高效整合內外部異質性知識與技術資源，以加速新穎知識的共同創造、推動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并引領行業技術前沿的演進。第三，數字技術發展的制度環境、政策響應與治理挑戰。此類研究著重分析不同國家及特定產業部門的制度安排如何塑造數字技術的發展軌跡、擴散速度與應用成效。研究普遍關注的關鍵議題包括：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的規劃與投資機制、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的體制機制障礙、數據主權、安全與隱私保護的法規建設與倫理考量以及新興數字技術所引發的“治理赤字”與社會影響等。

國內外的學術文獻在研究重點、研究視角及政策情境等方面仍顯現出差異。研究重點方面，國內文獻更傾向于探討產業創新系統理論的深化與拓展、特定產業創新系統的細致剖析、技術創新與產業協同演化的動態過程、其面臨的挑戰與相應的政策建議，以及數字技術的影響力及其在創新系統中的整合方式。相較之下，國際學術文獻則更為聚焦于第四次工業革命對產業創新系統的深遠影響、數字技術合作中的跨學科整合、政策與制度環境對數字技術發展進程的作用，以及數字技術在各產業中所表現出的異質性影響。研究視角方面，國內研究多側重于理論探究和案例分析，并集中于本國特定的產業環境與市場背景。國際研究則多采用全球市場數據和跨國企業案例，分析視角更為宏觀。此外，國內研究常針對中國數字產業與技術發展的特定需求及本土特征進行深入探討；而國際學術界的研究范圍則通常涵蓋更廣泛的產業類別，并側重于數字產業的跨國特性與多學科交叉屬性。政策情境方面，國內學術研究通常聚焦于本國的政策導向與法規框架；而國際研究則更側重于國際比較以及不同國家背景下的政策需求與實踐分析。國內外學術研究在構建數字技術驅動下的產業創新系統理論框架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和實證基礎。研究成果為深入闡釋數字技術如何推動產業創新系統的演進，以及如何構建產業創新系統的理論框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是，當前研究仍然呈現出一種碎片化的狀態，迄今為止尚未形成一個完整、系統化的理論架構。本研究通過對現有研究成果的綜合歸納和整合，結合當下數字技術與產業創新的發展實踐，著重探討數字技術在產業創新系統中的核心作用及其在促進系統革新方面的過程機制，進而為豐富產業創新系統內涵框架、理論視角和研究方向提出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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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技術驅動的產業創新系統內涵框架

基于現有文獻，研究從產業創新活動演化和變革的研究子系統分析維度出發，基于產業創新系統“知識基礎與技術范式—行為角色與創新網絡—外部環境”的研究框架，對數字技術驅動的產業創新系統的理論內涵、組織形式、系統功能與外部環境要求進行分析（如圖2所示）。

2.1 數字技術的知識基礎與技術范式

以往研究表明，知識基礎和技術范式對技術創新活動本身以及產業內部和產業之間的知識溢出和技術擴散產生異質性影響。數字技術條件、知識來源多樣性、技術專用性程度以及技術知識的累積特性等因素，通過對知識基礎施加異質性的作用，繼而對特定產業的創新績效、產業集中度、運營效率等方面產生具體影響，并最終可能引致產業創新模式與競爭格局的深刻演變。

一方面，數字技術本身的知識基礎多元化、復雜性和不可預見性特征更加顯著。主要原因在于數字技術多是知識密集型產物，需要長時間的知識積累、技術基礎與認知學習，使得數字技術本身的創新具有較高的進入壁壘。Lee等通過對第三次和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技術專利數據進行比較，發現以大數據、人工智能、3D打印機、物聯網、云計算為代表的新興技術平均技術生命周期更長、原創性更強、科學依賴度更高，但通用性更低。這種數字技術的高專用性與低適配性使得通過模仿性研發進入市場競爭的可能性降低，而擁有數字技術的企業則可無需額外成本就可將新技術應用于產品與服務能力拓展，形成特定市場優勢。此外，由于產業的技術機會與學術領域的科研突破、企業對科學研究經費和設備的投入支持與企業上下游伙伴的知識反哺存在密切聯系，擁有數字技術的企業可能在產業創新系統中占據更高主導地位，而后來者進行科技成果轉化與進入產品市場的機會減少。孟慶時等以先進數字顯示產業為研究場景，發現新一代信息技術具有階段性、復雜性和動態性特征，對產業升級和更迭與多領域主導地位的多元化具有影響。

另一方面，數字技術推動平臺化、協同化的知識資源創造與管理模式的發展。開源生態等數字創新平臺的廣泛使用增加了知識搜尋的渠道與機會。以往通過地理鄰近或產業集群獲取知識來源的模式被打破，產業創新主體有機會突破地域和產業的邊界限制獲取更多的知識資源，豐富產業部門內部的知識基礎。數字平臺的出現也能解決部分由于不同產業部門和技術領域之間的差異和與之相關的特定知識環境導致的產業部門之間技術能力溢出有限的問題，通過打破產業部門之間的知識流動壁壘，使得跨部門技術擴散增加，推動產業創新價值增量的提高。何琦等通過對2000—2020年創新擴散研究論文進行計量分析，發現數字技術轉型使得創新的邊界與屬性不斷演化，從有限的產品創新向無限的融合創新擴散，技術擴散的機理和軌跡亦趨向多元，創新擴散的效率提高。這種技術底層邏輯的變化和創新范式的轉變對產業部門內部的創新活動與創新績效存在正面影響。但是，跨產業部門知識流動性提高也會造成知識資源的冗余，導致知識搜尋和重組無效的風險更高，意味著新穎知識創造的不確定性更高。

2.2 數字技術驅動的產業創新系統的行為角色與創新網絡

產業創新系統的行為者不僅包括創新的主體—企業組織，還包括與之聯系緊密的非企業組織和個人，如高校、科研機構、金融機構、科學家等。行為者在價值鏈與供應鏈不同位置和不同階段扮演的角色，共同定義了產業系統的邊界。學校和科研機構為產業創新提供基礎研究來源和人力支持，金融機構為企業初創期提供資金保障和支持，政府為產業創新提供制度安排與政策鼓勵，需求端用戶企業與消費者同樣是產業系統邊界與創新活動組織的關鍵要素。產業創新系統演化具有自組織協同特征。系統內部技術創新個體行為演化的過程與條件，以及產業系統內部集體行為演化的規律，即企業組織、非企業組織和個人為主體的代理人及其他相關角色為實現產品創造、生產和銷售進行一系列市場和非市場的自發互動行為。由異質行為者互動、合作與交流形成的網絡體系在產業系統中發揮重要作用，主要體現在異質行為者通過市場與非市場的手段在創新活動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行為者之間構成的網絡對參與者本身行為方式和創新活動產生作用，影響著產業部門以何種形式生產和創造特定成熟產品或新型產品以實現效率最大化。在數字技術驅動下，產業內部以及產業之間創新主體聯系和互動更密切，價值鏈角色更加多元化，主體競爭手段更加多樣化，創新合作網絡復雜化，共同提高了產業創新系統自組織協同演化特征的顯著性提高。隨著數字技術在生產與創新活動過程中的廣泛應用，產業系統的行為者朝著多元化、去中心化和扁平化的趨勢演進，主要得益于數字連通性與數字包容性的大幅提高。

第一，數字技術的發展與應用使得實體和虛擬世界的感知和交互加速產業交叉融合，產業內部逐漸進行數字技術、網絡化和智能化轉型，通過生產活動決策及評估、生產線數字技術轉型、生產活動的遠程高效協同等方式實現外部溢出與滲透擴散，提高全流程各環節的資源配置和生產加工效率，使得企業可以實現價值再創。例如，智能制造通過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技術融合應用到制造業中，使得企業可以進行智能生產、智能管理、智能服務等多個方面的升級改造，通過高新技術、生產性服務、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協同等方面集聚重組了生產線上的生產方式和勞動分工，由此降低了勞動力錯配程度，提高了產業協作效率。

第二，數字技術貫穿產業鏈與價值鏈，使得更多原本不相關的主體參與到產業部門的創新活動中來。數字技術在產業過程中的嵌入和融合極大地增加了創新參與者的連通性，尤其是需求端用戶的異質性和多層化成為企業創新的重要源泉。具體而言，數據要素驅動下消費者對生產者、消費者生產內容等模式的出現使更多主體有機會參與到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和供給環節。例如，消費者通過提供大數據，為企業研發中心提供用戶偏好與個性化產品多維組合場景，從而參與產品創新實踐。“顧客對工廠”（customer to manufactory）模式通過數字平臺實現用戶與制造商的直接銜接，使消費者直接參與到產品研發設計成為可能，從而實現用戶需求直接驅動產品設計、生產、制造等環節的創新。

第三，數字技術增加了異質主體之間的互動和聯系密度，使得企業創新由內部驅動為主轉向內外部共驅并行。平臺協作與數據共享使多行為主體得以突破地理位置和準入門檻的限制，更多參與到生產和創新活動中，形成更高效的組織資源配置，其作用機制在于：一方面，數字技術通過削弱跨組織異質性資源的不匹配，促進管理認知的趨同，實現了跨組織異質性資源的互補與融合；另一方面，數字技術通過增強創新主體合作創新能力和協同變革能力，實現了跨組織差異化資源到跨組織“和而不同”動態能力的構建。Prashantham等研究發現，中國的企業通過構筑數字平臺，實現企業間的橫向聯盟和數據共享，并發展出超級數字平臺替代企業集群在產業創新中發揮的作用。Cepa等通過多案例研究，探索數據密集型技術對工業企業之間協作關系和組織管理產生的影響。該研究表明合作企業之間的實時數據傳輸使跨企業邊界活動得以實現，為企業組織協作工作提供了新的方法。

2.3 數字技術驅動的產業創新系統的外部環境

產業創新系統理論以演化經濟學視角與創新系統觀思考創新系統內部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以解決創新政策過程中的系統失效問題。產業創新系統理論肯定了外部環境，即制度、政策、規則、文化背景、需求市場、外部沖擊等因素對產業部門創新的影響。制度與政策環境既有針對特定產業而制定的公共政策，又有國家層面的制度安排，其對產業創新行為和績效的影響受到廣泛關注。政策環境對企業動態學習能力、企業技術競爭力、產業邊界和技術創新等方面產生作用，但其與產業特性匹配與否將產生差異化的效果，政府決策者角色的不同也會對特定產業部門的創新和追趕產生差異化影響。Levin等對超過一百家制造業企業進行調查顯示，知識產權、專利制度、反壟斷等國家層面制度對不同產業部門的創新影響具有顯著差異性。Intarakumnerd等發現，在技術密集型領域，政府研究機構和國際行業協會分別扮演“經紀人”與“調解人”的角色，前者通過推動企業間知識與信息的流動增強本土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后者解決企業之間的沖突。Malerba等探討了從反壟斷到公共采購、開放標準、信息傳播和基礎研究支持等替代性政策對系統產業和零部件產業等垂直相關行業在不確定性高的技術和市場環境中的動態影響。這些研究為政府在不同時期、不同階段在國家層面或產業層面提供制度性支持和政策類激勵提供了重要依據。

數字技術創新發展與應用要求重構產業創新系統外部環境，包括數字技術與傳統機制的互動調適、數字技術發展下制度體系與公共政策的重塑以及數字技術在產業監管中的應用。一方面，傳統產業政策工具難以適配數字技術發展的范式。數字技術對產業部門的滲透要求構建貫穿創新、生產、經營、投資全過程推動部門間、區域間、層級間協同合作的新型監管體系。例如，焦豪等提出數字技術開源社區內存在不同類型的參與動機引導、協作過程設計以及績效價值整合的治理機制邏輯。消費需求升級、市場需求變化、政策環境變化也都是產業數字技術轉型的重要驅動力。另一方面，傳統治理規則難以適應數字技術的發展。針對數字技術驅動下的政治、經濟、社會體系的治理能力水平遭受考驗。例如，數字技術極大拓展了產業場景與商業模式，消費者權益保護、數據安全、隱私保護、科技倫理等方面問題在虛擬空間和現實世界愈發重要，政策滯后于實踐，導致監管缺位、越位等問題突出，制約了產業創新發展。

在此基礎上，研究提出了數字技術情境下的產業創新系統理論框架，如圖2所示。第一，數字技術的創新直接影響了產業創新系統的構建，主要體現在數字技術底層技術邏輯、產業技術范式、知識流動方式與技術擴散效率的重塑。第二，數字技術對行為主體與創新網絡的構建提出了新的要求，創新主體邊界、主體互動方式、主體組織方式均需相應調整，發揮數字互聯平臺的創新網絡效應，并涉及不同類型產業系統行為者主動采取的策略。第三，隨著數字技術驅動的產業創新系統演進與更迭，其外部環境與政策條件需要重構，以適應數字技術產業的發展與傳統產業的數字技術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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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技術驅動的產業創新系統理論問題

3.1 數字技術驅動的產業創新系統理論拓展

為深入思考數字技術驅動下產業創新問題，推動適合中國產業創新情境的創新管理理論的拓展，本文基于數字技術驅動創新活動的實踐背景，總結并探索了數字技術發展與應用對產業創新系統理論中知識建構和流動方式、行為者交互與協作網絡、公共政策適應性要求等方面的影響，并結合中國發展現狀提出產業創新系統理論應用的方向。

第一，拓展產業創新系統內涵。數字技術驅動背景下產業創新系統演化出現新的變化。在內部信息交換過程中，要素交互方式呈現出數字化、虛擬化、智能化，互動方式從單向轉為雙向、多向互動，依靠數字技術和數據信息進行交換與傳遞；在外部資源共享過程中，基于數字技術網絡平臺，創新要素之間實現跨界、跨企業和跨產業融合；在創新價值創造途徑上，產業創新系統由企業主導、政府驅動向市場主導、企業自主驅動轉變；在創新合作方式上，數字技術的出現與發展打破了傳統以企業為核心的分工合作模式。以開源生態為例，通過以代碼托管平臺等為基礎設施，以信息流動和知識共享為主要形式，由多重角色參與治理進行分布式協作開發和發行，創新主體協作的方式發生了變化。未來的研究應著重于從產業創新系統的概念內涵和理論框架出發，去深入探討在數字技術驅動下，產業知識建構和流動的新模式和規律、創新系統行為主體間的新型耦合關系和協作網絡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制度和政策對產業創新績效和創新方式的作用是如何影響和傳導的。此外，探索組織學習方式在新的數字經濟環境下如何演變，以及知識的來源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以及知識在跨產業和地理邊界的流動規律和效果是如何形成的。

第二，豐富產業創新系統理論研究場景。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新興數字技術推動傳統產業部門之間以及內部知識創造和技術革新方式的轉變，對企業創新范式和產業創新生態產生重塑與賦能作用，并成為產業創新主體的戰略行動和商業決策的重要驅動。此外，數字技術發展催生了新的產業分類與產業部門，推動以數字技術為底層邏輯的產業新興模式和業態的出現以及以數字產品、數字服務等為主要產出的數字技術驅動型產業發展，激發新技術、新產品的涌現，加速重構了現代產業體系。

第三，產業創新系統理論新應用。傳統的產業創新系統理論已廣泛應用于后發國家技術追趕、產業結構變遷、產業技術擴散等議題中，并在技術轉變、機會窗口、系統演化等不同研究分支中逐步深化。但在數字技術驅動背景下，產業創新理論視角的應用范圍不斷拓展。例如，醫療行業一直被認為是信息和知識高壁壘行業，但是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的應用打破了壁壘，幫助醫療信息資源有效整合利用，實現醫療服務的個性化和精細化，從而提高醫療服務的質量和效率。數字技術驅動、數字技術競爭與合作、數據密集型產業發展等領域需要產業創新系統理論視角進行闡釋，從而為產業創新帶來更廣泛、更深入的理論和實踐價值。產業創新系統理論也為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產業創新能力提升以及產業基礎高級化等重大議題提供了分析框架與預判模型。

3.2 數字技術驅動的產業創新系統的未來研究方向

隨著數字技術在產品創新、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市場創新等與產業發展密切相關的創新活動中扮演的角色愈發重要，將數字技術引入產業創新系統理論呼應了其演化觀與系統觀思想，有助于其拓展理論體系邊界，以更好地解釋數字技術時代的新現象、新問題。未來，可以從以下方向進行研究探討：

第一，數字技術發展與產業追趕機會窗口的關系。Lee等在原有的產業創新理論框架上進行完善，提出知識或技術變化、需求變化與制度變化為產業創新發展提供了機會之窗，而“后來者”企業與“在位者”企業的能力與戰略決定其是否能捕捉到機會，并實現產業領導力的動態轉變。通過探索影響可互換鏡頭相機領域產業領導者地位變化的要素，Kang等發現產業領導力的更迭都與數字技術重大不連續性創新密切相關，企業通過內部戰略決策調整以適應外部技術環境與需求環境變化得以維持其市場領導力。企業層面上，數字技術發展時期為企業追趕打開了窗口，而企業應對技術變革的能力培養與適應性策略決定了其在產業中領導力位置的移動。而國家層面上，完備的機會窗口不僅與技術變遷相關，更與政策變遷聯系密切。只有二者協同，才有可能促成新技術與新政策范式的正反饋，實現國家層面的跨越式發展。

第二，數字技術應用與產業主體協作網絡的關系。傳統技術產業通過企業個體單線創新模式帶動整個產業創新或多企業合作創新模式實現整個產業部門的追趕與跨越。但數字技術驅動的邏輯與方式有所不同，相較于傳統產品與技術創新更強調跨區域、跨平臺與跨產業的協同融通，對去中心化與扁平化協作模式的要求更高。此外，單一或多產品競爭轉向產業系統韌性的競爭，產品生產與開發的合作轉向產業生態的構建和協同發展，開源社區等生態平臺成為發揮數字技術競爭與合作的重要載體。產業創新系統中數字創新的文獻突出了產業創新系統中不同參與者的角色配置與互動方式。

第三，數字技術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變遷的關系。通過研究數字技術對產業創新系統理論中知識建構和流動方式、行為者交互與協作網絡、公共政策適應性要求等方面的影響，可以幫助理解和解析在數字技術推動下的產業結構轉變過程，為新的產業形態下的知識組織、數據資源利用、創新主體間協作網絡優化，以及制度和政策適應性引導提供理論支持。特別是在面對數字技術日益加速的創新演化過程中，產業結構不斷呈現出新的特征和規律，要求重新審視和理解產業創新系統中的各種角色、機制和過程。盡管部分學者開始探討第四次工業革命下對產業創新的影響變化，如高新技術產業部門中由終端消費者和中間用戶商需求驅動的創新規模，目前研究對于數字技術驅動下行為者的范圍、角色、規模以及異質行為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對創新活動的作用影響尚未形成系統化的認識，產業政策制定依據的標準以及產業政策對創新績效差異的影響效果仍有待系統性梳理和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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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與啟示

在數字技術與產業創新不斷融合的過程中，產業創新系統的自演化性和迭代性不斷增強，對外部環境的動態適應能力要求不斷提高。通過對現有國內外文獻的歸納、整合與異同分析，立足于“知識基礎與技術范式—行為角色與創新網絡—外部環境”子系統的研究框架，探討了數字技術驅動的產業創新系統內涵框架、理論問題與研究方向。相較于以往關于產業創新系統相關的綜述文獻，將關注的焦點集中于數字技術對產業創新系統的影響過程與作用機制。主要啟示包括：

理論啟示方面，第一，研究揭示了數字技術如何通過消融傳統產業部門的邊界，催生并推動了平臺化、網絡化、協同化的新型知識創造與管理模式的建立與發展，進而顛覆了傳統的知識創造、知識溢出與技術擴散的路徑與機制。這種轉變不僅極大地加速了知識與技術要素的跨界流動、融合與重組，形成了更為動態和開放的“知識生態系統”，而且對產業創新績效的提升路徑和競爭格局的演變產生了結構性影響。其次，研究著重剖析了數字技術如何賦能產業部門展現出更為顯著的自組織與適應性演化特征。這種演化不僅體現在創新主體的構成及其互動模式的根本性變革上，更體現在以數據流和數字平臺為核心的新型產業價值網絡關系的形成，以及產業內部和跨產業間呈現出的前所未有的復雜互動與協同進化模式。第三，研究系統探討了數字技術的創新發展對產業創新系統外部環境所提出的適應性要求與重塑壓力。通過分析，數字技術與傳統制度、規制及文化環境之間的復雜互動、張力與共同演化過程，研究為理解數字技術如何作為一種“制度塑造”力量影響產業創新系統的外部治理環境，以及如何設計更具包容性、敏捷性和預見性的公共政策與制度安排，以支持數字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提出理論框架。

實踐啟示方面，數字時代深刻驅動產業創新由傳統的線性、封閉模式向著更為靈活、開放和迭代的動態范式轉型。產業創新主體須以高度的敏銳性洞察技術路徑的演進與外部環境的劇變，并主動塑造和維持自身在快速迭代環境中的戰略柔性與動態適應能力。創新主體應積極擁抱數字技術，將其作為戰略賦能的核心引擎，不僅用于進行全球化的知識圖譜構建與前沿洞察，更要借此構建跨領域、開放式的創新協作網絡與生態系統，共同探索并定義新興技術軌道。同時，需將數字技術深度融入研發設計、生產運營乃至商業模式創新的全生命周期，以實現運營效率的飛躍、催生顛覆性業務模式，并構筑持久的競爭優勢。此外，創新過程本身已演化為一個以數據驅動、用戶深度參與的持續循環，鼓勵快速試錯、迭代優化和價值共創。創新主體如何在數字浪潮中把握先機并實現可持續發展，取決于其是否能在技術應用與商業模式上勇于革新、與時俱進，并在組織文化層面大力倡導開放、協作與持續學習的精神，在核心能力建設上著力培養復合型創新人才并提升全員數據素養，最終構建起能夠支撐敏捷響應與高效協同的彈性組織架構與運營機制。

政策啟示方面，數字時代賦予了政策制定者一項核心使命，即構建一個既能激發技術創新活力、促進產業深度融合、引領社會全面進步，又能保障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與社會公平包容的優良生態環境。這要求政策制定不僅須具備戰略前瞻性，能夠洞察和預判技術發展趨勢及其深遠影響，更要體現高度的靈活性與動態適應性，以應對快速變化的技術與市場格局。一方面，大力推動數字技術的自主創新及其在各行各業的深度融合與應用發展。通過持續的研發投入、專項基金、稅收激勵及政府采購等措施，重點支持關鍵核心技術的研發突破與產業化；前瞻布局并大力推進新一代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升級與普及，確保技術的可獲得性與廣泛應用；同時，加強多層次數字人才梯隊培養，鼓勵產學研用深度合作，并推動公共數據的有序開放與共享，為創新活動提供肥沃土壤。另一方面，面對數字技術的顛覆性潛力，須構建并不斷完善適應性強、包容審慎的監管框架與治理體系。隨著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現有法律法規需與時俱進，在鼓勵創新的同時，有效防范和化解潛在風險。例如，加強數據治理，明確數據產權、流通規則，保障個人隱私與數據安全；關注算法倫理與透明度，防范算法歧視與濫用；厘清數字平臺責任，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防止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并強化網絡安全保障體系建設。可探索“監管沙盒”、敏捷治理等創新監管模式，在嚴守安全底線的前提下為新技術新模式提供發展空間。

本文來源于《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25年7月。方元欣，中國科學院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余江，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研究員，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學術委員；陳鳳，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孟慶時，上海大學文化遺產與信息管理學院副研究員。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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