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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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之所謂奸雄者,往往有才。因其有才,故能濟其惡;因其有才,故能動人。京天資兇譎,舞智御人……而在位太師,總攬權綱。”——《宋史·奸臣傳·蔡京》
在《宋史》卷四百七十二里,蔡京的名字赫然位列《奸臣傳》之首。
在傳統的歷史敘事里,蔡京是一張徹底涂黑的臉譜,他是導致北宋亡國的六賊之首,是《水滸傳》里逼上梁山的禍源,更是把蘇軾、蘇轍、黃庭堅等元祐黨人打入萬劫不復深淵的罪魁禍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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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實當我仔細品讀之后,會發現那個在朝堂上大張旗鼓要燒光蘇軾書籍、禁絕蘇氏學術的鐵腕宰相,卻也是蘇東坡最忠實的擁護者。
這不是什么相逢一笑泯恩仇的童話,而是一場關于權力、才華與人性底線的殘酷博弈。今天,老達子就來跟大家聊聊這位北宋第一奸臣,和他那充滿了分裂感的精神世界~
廟堂之上的屠刀
首先,我們必須厘清一個事實,就是蔡京對蘇軾家族的政治打擊,是實打實的實錘,沒有任何洗白的余地。
崇寧元年(1102年),宋徽宗決心重啟變法,蔡京拜相。為了向皇帝納投名狀,蔡京祭出了北宋政治史上最陰毒的一招——元祐黨籍。
這一招的毒辣之處在于,它打破了宋初以來“事不以此為痕”的寬容傳統,將政治分歧上升為人身攻擊和家族株連。
據《宋史·蔡京傳》及《徽宗本紀》記載,蔡京親自操刀,將司馬光、文彥博、蘇軾、蘇轍、黃庭堅等309人列為元祐奸黨。這還不夠,他命人將這些名字刻在石碑上,立于端禮門,并在此后將刻碑推廣到全國各州縣,這就是臭名昭著的元祐黨人碑。
這塊碑,就是當時文人的政治死亡通知書。
緊接著,是更為嚴酷的文化清洗。崇寧二年(1103年),朝廷下達了一道令人窒息的詔令,據《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二十記載:
“詔天下不得收藏蘇軾、蘇轍、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諸人文集,犯者以違制論。”
這不是說說而已,朝廷下令銷毀刻印蘇軾文章的印版,任何敢于私藏蘇集的人,都可能面臨流放三千里的重罪。在蔡京權勢最盛的那些年,蘇軾的名字成了禁忌,蘇家的子孫被禁止在京城為官,只能在底層苦苦掙扎。
彼時的蘇軾已經客死常州,而幸存的蘇轍(蘇轍字子由,晚號潁濱遺老)被迫帶著全家隱居在許昌(潁昌),閉門謝客,連大氣都不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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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治邏輯上看,蔡京是要把蘇家徹底踩進泥里的。他需要踩著舊黨領袖的尸骨,來穩固自己紹述新法的合法性。在這一點上,蔡京是冷血的、無情的。
我是你的死敵,也是你的知音
如果歷史只停留在上面那一節,那蔡京不過是又一個王壞或者李林甫。但宋朝歷史的迷人之處,就在于士大夫階層那錯綜復雜的精神紋理。
就在全天下都因蔡京的禁令而不敢談論蘇軾時,蔡京本人在做什么呢?他在偷偷讀蘇軾,甚至在教導后輩學蘇軾。
南宋著名的考據學家王明清,在《揮麈錄·后錄》卷六中記錄了一則極具震撼力的獨家史料。王明清的父親王铚曾與蔡府的舊吏有過深入接觸,因此這條記錄的可信度極高:
“京在相位,屢禁蘇氏學……士子有以文投贄者,京曰:‘汝才殆不易及,然當更讀《東坡集》,能自拔于流俗乃可耳。’”
翻譯成大白話就是:當你拿著文章去拜見權傾天下的蔡太師,渴望得到他的提攜時,這位剛剛簽發了禁蘇令的宰相卻語重心長地告訴你,年輕人,才華不錯,但如果想脫胎換骨,還是得去讀蘇東坡的文集啊!
這是一種怎樣的精神分裂?
在朝堂上,他必須高喊蘇軾是毒草,但是在藝術上,他卻誠實地跪倒在蘇軾的才華面前。這可并不是一個特例,蔡京的兒子蔡絛(tāo)在《鐵圍山叢談》中披露了很多他家族里的很隱私的事情。
書中記載,蔡京的弟弟蔡卞(王安石的女婿),年輕時簡直是蘇軾的狂熱粉。每當蘇軾有新文章從被貶之地傳回,蔡卞哪怕是生病躺在床上,也要掙扎著爬起來先睹為快。
蔡京自己更是深知蘇軾的分量,后世書法界有蘇黃米蔡四大家之說。雖然關于蔡是指蔡襄還是蔡京,宋元以來多有爭論(周密《云煙過眼錄》謂蔡京以姿媚勝),但不可否認的是,蔡京的書法在當時確實是冠絕一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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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頂級的藝術家,蔡京太懂蘇軾了。他知道,那些政治上的攻擊文章(如彈劾蘇軾譏訕朝政)不過是權力的排泄物,而蘇軾的《寒食帖》、《赤壁賦》才是能流傳千古的藝術品。
這種政治立場上的你死我活與文化審美上的高山流水,構成了宋徽宗時代特有的荒誕景觀。蔡京一邊用權力封殺蘇軾,一邊用審美供奉蘇軾。
幸存者偏差背后的政治底線
坊間曾流傳一種說法,說蔡京的兒子娶了蘇轍的孫女,兩家結為兒女親家,所以蔡京才暗中保護蘇家。
這里必須得辟謠:這是沒有史料依據的誤傳。
我們翻閱現存的《蘇轍集》、蘇氏家族墓志銘(如《亡兄子瞻墓志銘》《亡嫂王氏墓志銘》)以及宋代的《宰輔表》,我們找不到任何蔡家與蘇家聯姻的確鑿記錄。
蔡絛在《鐵圍山叢談》里雖然自夸蔡家與名門望族多有聯姻,提到了王安石、呂公著等家族,卻唯獨沒有提到蘇家。
既然沒有聯姻這層保護傘,為什么作為頭號反動學術權威的蘇家,沒有像明初方孝孺那樣被滅族?為什么蘇轍還能在許昌安享晚年,著書立說?
所以這并不是蔡京暗中守護的功勞,而是得益于宋朝官場兩條不成文的潛規則。
第一,刑不上士大夫的祖宗家法。
這句被后人說爛了的話,在宋朝卻是實打實的護身符。與朱元璋那種動輒剝皮實草、瓜蔓抄的恐怖統治不同,宋朝的黨爭雖然激烈,但大家都是讀圣賢書出來的,有一種階級默契。
蔡京雖然壞,但他壞在貪婪、壞在媚上、壞在破壞國家財政紀律(如搞花石綱、豐亨豫大),但他不是一個嗜殺的屠夫,將政敵流放嶺南,在當時已經是極刑。
如果蔡京敢對蘇家搞滿門抄斬,他不僅會遭到舊黨的反抗,更會被整個士大夫階層(包括新黨內部)視為異類和野獸。蔡京作為文官集團的領袖,他不敢,也不愿打破這個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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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蔡京的奸,本質是媚。
細讀《宋史·蔡京傳》,你會發現蔡京的所有政策核心只有一個:取悅宋徽宗。
徽宗討很厭舊黨那幫人整天用道德說教約束他,蔡京就幫皇帝把他們趕走,徽宗喜歡藝術和奢華,蔡京就搞花石綱。
對于蘇家,蔡京的態度是公事公辦。只要蘇家不再對他的權力構成威脅(蘇軾已死,蘇轍閉門不出),他沒必要趕盡殺絕。
更有趣的是,因為蔡京本人對蘇軾才華的推崇,這種個人情緒很可能滲透到了執行層面。當下面的人想借整蘇家來邀功時,蔡京或許會表現出一種到此為止的冷淡。在官場上,這種不鼓勵往往就是最大的保護。
才華是唯一的豁免權
如果我們跳出忠奸斗爭的淺層視角,會發現蔡京對蘇軾的復雜態度,折射出的是中國古代文人政治中一個極其特殊的現象:才華的豁免權。
在宋朝,一個人的文章寫得好,字寫得好,是真的可以保命的。
蔡京也是文人,他內心深處非常清楚,五百年后,人們可能記不住誰當了宰相,記不住誰搞了變法,但一定會記得《水調歌頭》和《前后赤壁賦》。
他潛意識里有一種恐懼,他害怕自己作為一個政治強人,最終會被作為一個文化巨人的蘇軾徹底擊敗。所以他要禁蘇軾的書,試圖在物理上抹除蘇軾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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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時,作為藝術家的他,又無法抗拒蘇軾作品的魅力。這種矛盾,讓他對蘇家展現出一種奇怪的姿態:名義上嚴厲封殺,實際上網開一面。
據陸游《老學庵筆記》記載,到了宣和年間(蔡京晚年),雖然禁令仍在,但京城的士大夫們已經在偷偷傳抄蘇軾的詩文,甚至連宮廷里都在唱蘇軾的詞。對此,蔡京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這種局面的形成,不是因為蔡京仁慈,而是因為文化的力量本身就超越了皇權和相權。 當一種文化高度達到極致時,任何政治力量都無法將其徹底扼殺。
蔡京作為那個時代最敏感的聰明人,他比誰都更早地意識到了這一點,當然,這些都是老達子的推論和想象~
老達子說
還記得蔡京當年立下的那塊元祐黨人碑嗎?他本意是要羞辱他們,可后來卻成了榮耀的象征。南宋時期,凡是祖上名字在碑上的人,都以此為榮,自稱元祐子孫。
蔡京想用石頭磨滅蘇軾的名字,結果石頭爛了,可蘇軾的名字還活著。他想用權力去定義誰是奸臣,結果歷史用他自己的結局,重新定義了什么叫遺臭萬年。
如果你有機會去讀讀蔡京留下的書法殘片,你會發現那字跡依然飛揚跋扈、姿態妖嬈,那是一個才華橫溢的靈魂,在權力欲火中扭曲變形后的模樣。
只能說他看懂了蘇軾的字,卻終究沒看懂蘇軾的人,因為蘇軾寫的是也無風雨也無晴,而蔡京求的是遮天蔽日手遮天。
這,或許就是他們之間,永遠無法跨越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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