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向金國下跪時，這支兩百人的中國殘軍，卻把西方打得瑟瑟發抖

文｜老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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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石……通遼、漢字……善騎射，登甲辰科進士第，擢翰林應奉。” ——《遼史·卷三十·天祚皇帝四》

“他們的法律對于不管是穆斯林還是非穆斯林，都是平等的。” ——【波斯】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

公元1141年，宋高宗趙構在臨安的暖風中醉生夢死，還用了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殺害了岳飛，急不可耐地與金國簽下了《紹興和議》。南宋向金稱臣，歲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

可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就在同一個時間節點，在距離臨安萬里之遙的中亞撒馬爾罕以北，一支僅有兩萬人的中國殘軍，正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將當時不可一世的西方霸主打得尸橫遍野。

他們穿漢服、行漢制、講漢語，他們讓歐洲人誤以為是基督教的“救世主”降臨了東方。這支被正史邊緣化、被教科書一筆帶過的政權，就是西遼。

可是，為什么我們只記得偏安一隅的南宋，卻忘了威震中亞的西遼呢？今天老達子就帶大家了解下當時的西遼～

只有兩百人的亡國奴

要講西遼，必須把目光聚焦到那個被歷史低估的男人身上，他就是耶律大石。

很多人對遼朝的印象，還停留在楊家將里那個兇神惡煞的番邦，但事實上的遼朝，到了末期已經高度漢化了。而耶律大石本人，更是一個標準的高知精英。

據《遼史·卷三十》記載，耶律大石是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的八世孫，但他不是靠血統吃飯的紈绔子弟，他是遼代唯一的翰林出身的皇帝。

他精通漢文、契丹文，甚至通曉梵文，通古今，能騎射，是正兒八經考出來的進士，入了翰林院。

公元1124年，遼朝的崩潰已經無法挽回了，金兵壓境，天祚帝像個沒頭蒼蠅一樣四處逃竄。是耶律大石苦勸天祚帝不要盲目決戰，要養精蓄銳，結果被罵得狗血淋頭。

眼看江山快倒了，耶律大石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出走。

《遼史》里留下了這樣一句令人心酸的記錄：“大石夜帥鐵騎二百，殺北庭都護……自立為王。”

注意這個數字：二百。劉邦起兵時還有三千子弟，耶律大石此時手里只有區區兩百騎兵。這在當時動輒幾十萬大軍的戰場上，連一朵浪花都算不上。

他向西逃亡時，身后是窮兇極惡的金國追兵，前方是茫茫未知的戈壁荒漠。按照常理，這就是一個流寇的劇本，不出三集就該領盒飯了。

但耶律大石展現出了頂級的戰略眼光，他沒有像南宋君臣那樣尋求偏安，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廣闊的西北。

他一路西行，來到了可敦城（今蒙古國境內）。這里是遼朝西北邊防的重鎮，囤積著遼國最后的戰馬和糧草。更重要的是，這里聚集著對金國懷有刻骨仇恨的草原部落。

在這里，耶律大石召開了一次決定命運的部族大會，他沒有用強權壓服，而是發表了一篇堪稱教科書級別的演說：

“我祖宗艱難創業，歷世九主，歷年二百……今金人再一次，再一次攻我國家……你們雖然有些是異姓，但都是我大遼的臣民，難道不念舊情嗎？”

這番話精準地擊中了草原部落的義氣和對金國殘暴統治的恐懼，當時威武、重德、甚至于弘吉剌等七州十八部的首領，皆仗兵以從。

一夜之間，耶律大石從200人的流亡隊長，變成了一支擁兵萬余的精銳統帥，這就是西遼帝國的雛形。

文明維度的降維打擊

擁有了軍隊，耶律大石沒有急著殺回東北找金國拼命，那是找死，他極其清醒地制定了先西后東的大戰略。

此時的中亞，局勢錯綜復雜。原本的霸主喀喇汗王朝已經分裂，東西兩部內斗不止。耶律大石的到來，對當時的西域各國來說，簡直是降維打擊。

為什么說是降維打擊？

首先是組織度，西遼軍隊雖然成分復雜，但耶律大石嚴格沿用了遼朝的軍事制度，哪怕流亡萬里，軍令依然嚴明。而當時的中亞部落武裝，更多是松散的聯盟。

其次是文化認同，這是一個非常冷門但重要的細節，耶律大石在西域打出的旗號，不僅僅是恢復契丹的榮光，更是代表中華上國的法統。

在當時的回鶻人、高昌人眼里，宋朝太遠且軟弱，金人太野蠻，而深受漢文化熏陶、典章制度完備的遼，就是他們認知里的中國。

耶律大石一路向西，勢如破竹。1134年，他建都虎思斡耳朵（今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東南），正式稱帝。但他沒有用契丹語稱汗，而是采用了漢制的年號——延慶，后來又改為康國。

這不僅是一個政權名號，更是一種政治宣言，我雖身在西域，但我依然是中華正統。

卡特萬之戰

如果西遼只是欺負一下分裂的喀喇汗王朝，那它還不足以被稱作威震中亞。真正讓西遼封神，并讓西方世界幾百年不敢小覷東方的，是公元1141年的卡特萬之戰。

這場戰役的含金量，在正史中被嚴重低估了。

當時的對手是誰？是西亞和中亞的絕對霸主——塞爾柱突厥帝國，它的統治者蘇丹桑賈爾（Sanjar），被伊斯蘭世界尊稱為蘇丹中的蘇丹，號稱伊斯蘭的亞歷山大，此人一生征戰，幾乎沒有敗績。

1141年，因為西遼與葛邏祿部落的糾紛，桑賈爾決定給這個東來的異教徒一點顏色看看。他集結了呼羅珊、西吉斯坦、加茲尼、馬贊德蘭等地的聯軍，總兵力高達10萬（一說更為龐大），并且配備了當時最頂尖的重裝騎兵。

而耶律大石這邊呢？根據史料推算，西遼軍隊滿打滿算不過3萬人，而且多為輕騎兵，長途跋涉，人困馬乏。

1141年9月9日，雙方在撒馬爾罕以北的卡特萬草原遭遇。

按照一般人的劇本，面對數倍于己的重裝敵軍，應該防守反擊。但耶律大石是讀過《孫子兵法》的。他一眼看穿了桑賈爾聯軍雖然人多，但指揮系統臃腫，各部之間配合生疏。

根據波斯史學家志費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的記載，耶律大石在戰前指著對面的桑賈爾大軍說了一句狠話：“敵人雖多，卻無謀略，今天我就要讓他們知道什么叫兵法。”

耶律大石沒有選擇正面硬剛，而是將部隊分為左、中、右三路。他利用契丹騎兵機動性極強的特點，避開桑賈爾中軍重騎兵的鋒芒，直接針對聯軍薄弱的兩翼進行快速穿插和包抄。

這就是經典的兩翼包抄，擠壓中軍戰術。

戰斗開始后，西遼騎兵如水銀瀉地般沖散了桑賈爾的左翼和右翼，然后像兩把鉗子一樣，狠狠地夾住了桑賈爾的中軍。原本龐大的塞爾柱軍隊瞬間被壓縮在狹窄的河谷中，人馬互相踐踏，亂成一鍋粥。

結局是毀滅性的，桑賈爾的精銳部隊全軍覆沒，伏尸數十里，死傷超過3萬人。桑賈爾本人在貼身衛隊的拼死保護下，才狼狽逃脫，他的妻子、大將全部被俘。

這一戰，不僅終結了塞爾柱帝國在中亞的統治，更直接改變了世界格局。

消息傳到歐洲，正被穆斯林軍隊打得灰頭土臉的十字軍欣喜若狂。因為信息傳遞的誤差，歐洲人以為東方出現了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祭司王約翰（PresterJohn），率領大軍來拯救他們了。

這個美麗的誤會，讓Cathay（契丹的音譯）這個詞，在俄語和中古英語中成為了中國的代名詞，直到今天，俄語里的中國依然讀作Kitay。

當南宋君臣在臨安為了茍活而向金人屈膝時，耶律大石卻在萬里的帕米爾高原，用一場史詩級的勝利，告訴世界：來自東方的力量，依然不可戰勝。

一個儒家文明的孤島

然而，西遼最讓人動容的，不僅僅是武功，更是它的文治。

作為一個統治階層是契丹人、被統治階層絕大多數是穆斯林的政權，西遼展現出了驚人的文化韌性。耶律大石并沒有強迫中亞人改信佛教或契丹薩滿教，但他堅持了一點：國家機器必須漢化。

1. 官方語言：漢語和契丹語是官方語言。
2. 教育體系：他在蠻荒之地建立了太學，教授儒家經典。
3. 貨幣制度：西遼發行的錢幣，如感天元寶、康國元寶，全部是方孔圓錢，上面鑄的是漢字。

在撒馬爾罕的街頭，你能看到一個奇特的景象，長著高鼻深目的中亞官員，穿著漢式的袍服，手里拿著毛筆，用漢字書寫公文。

西遼歷經三代君主、太后，始終堅持尊孔重道，甚至在西遼滅亡前夕，當乃蠻部的屈出律篡位并試圖強迫當地人改宗時，西遼的百姓依然懷念那個寬容而有序的契丹時代。

這是一個孤懸海外的中華文明試驗田，它證明了，中華文明的生命力，不僅僅依賴于中原的土地，更在于其典章制度和文化內核的優越性。

為什么歷史課本不提它？

既然西遼這么牛，為什么我們的歷史課本里，它往往只是作為遼朝滅亡后的一個注腳出現呢？這背后，有著深刻的歷史編纂學的原因。

第一，法統的尷尬。

中國古代修史講究正統，元朝修史時，宰相脫脫主持修了《遼史》、《金史》、《宋史》。在這個體系里，遼是正統，但西遼作為遼的殘余，被視為流亡政權。再加上它地處西域，遠離中原文化核心區，在傳統的大一統史觀里，它成了邊緣中的邊緣。

第二，史料的匱乏。

西遼自身留下的文字記錄極少，關于它的詳細記載，大多散見于波斯人、阿拉伯人的史書中，比如《世界征服者史》、《全史》等等。對于主要依據漢文典籍編寫的中國通史來說，取證難度極大。

第三，為他人做嫁衣。

西遼在中亞統治了八十多年，最大的歷史功績，其實是為后來的成吉思汗鋪平了道路。

1218年，成吉思汗滅西遼，蒙古人驚訝地發現，這里有一套現成的、高效的行政班底。耶律大石留下的契丹謀士（如后來的耶律楚材家族背景）、稅收制度、驛站體系，大部分都被蒙古帝國全盤接收了。

在宏大的蒙古征服史面前，西遼更像是一個先遣隊。它把中亞打掃干凈，把中華文明的種子播下，然后悄然退場。

老達子說

歷史不應該只有一種視角。

當我們為岳飛的《滿江紅》扼腕嘆息時，別忘了在同一片天空下，還有一位叫耶律大石的讀書人，帶著兩百勇士，在絕境中殺出了一條血路。

西遼的存在，打破了宋朝時期中國積貧積弱的刻板印象。它告訴我們，哪怕失去了中原，哪怕只有殘兵敗將，只要文化的魂魄還在，只要尚武的精神不死，中國這個概念，就能在任何一片荒原上重生。

那個在碎葉河畔吟誦漢詩的契丹皇帝，和那個在風波亭受刑的南宋將領，其實是硬幣的兩面：一面是無奈的現實，一面是不屈的理想。

歷史課本也許篇幅有限，裝不下西遼的八十八年風云，但每一個讀懂歷史的人，都應該在心里給耶律大石留一個位置。

因為他證明了：“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句話，不僅僅適用于林則徐，也適用于那個在漫漫黃沙中，孤獨守望中華法統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