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59年12月11日，臺北。
剛升上二級上將不久的“國安局長”鄭介民，突然死在了臥室的地板上。
沒有任何心臟病史，也沒有任何預兆。
唯一的線索，就是幾個小時前，他在日月潭陪老蔣吃下的那半塊西瓜。
諷刺不？
就在鄭介民暴斃的一周前，他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蹲了十年的堂弟鄭庭笈，剛剛拿到首批特赦令重獲新生。
一個在國民黨核心圈呼風喚雨的“情報頭子”莫名暴斃，一個在共產黨監獄里改造的“敗軍之將”卻得以善終。
這荒誕的結局背后，藏著蔣家父子權力交接時最血腥的秘密。
那塊要命的西瓜，究竟是誰遞給鄭介民的？
這事兒，得從程一鳴那本在此刻顯得格外驚悚的回憶錄說起。
很多人讀特務歷史，首選沈醉的《軍統內幕》或《我的特務生涯》。
更重要的是，沈醉書里那個“既無能又貪婪”、被毛人鳳排擠出局的鄭介民，根本不是歷史的真相。
翻開檔案你會發現，鄭介民絕非沈醉筆下的窩囊廢。
在國民黨敗退臺灣后，他非但這頂烏紗帽沒丟，反而穩穩壓了毛人鳳一頭，官至“國防部次長”。
后來蔣家父子為了統攝所有特工機構組建“國家安全局”，首任局長正是鄭介民。
毛人鳳死后想追贈二級上將都困難重重，而鄭介民活著就是二級上將，死后更是追贈一級上將。
就連老蔣的心腹唐縱，也在日記里對鄭介民評價極高：“戰略眼光精確長遠，又具研究精神?！?/strong>
這樣一個位高權重的“職業特務”，怎么說死就死了？
真相掌握在鄭介民的老部下、原軍統局行動處處長程一鳴手里。
據程一鳴在《軍統特務組織真相》中爆料，那天蔣介石在日月潭召見鄭介民，氣氛看似融洽。
聊得興起時，老蔣親手切了一塊西瓜遞給鄭介民。
面對這“天恩浩蕩”，鄭介民卻只敢吃了一半，趁老蔣不注意，將另一半悄悄扔進了潭水里。
即便如此小心，回到臺北家中后，鄭介民還是感到腹痛難忍。
他對妻子柯漱芳說起那塊西瓜，滿臉驚恐。
當晚柯漱芳被朋友拉去看電影，半夜回家時，赫然發現丈夫已經僵硬地躺在臥室地板上，早已氣絕身亡。
柯漱芳也是個烈性女子，事后對著親友大罵：“是蔣介石害死了我的丈夫！”
老蔣為什么要殺這個曾經的莫斯科中山大學高材生、黃埔二期且對自己忠心耿耿的特務頭子？
程一鳴分析得透徹：一方面是為蔣經國“拔刺”，另一方面是因為鄭介民跟美國人走得太近。
魏德邁和馬歇爾曾越過蔣家父子直接邀請鄭介民訪美，他以為跟美國人搞好關系是保命符，卻不知道這恰恰觸了老蔣“挾洋自重”的逆鱗。
為了給兒子鋪路，老蔣手里的屠刀，從來不分親疏。
進了共產黨戰犯管理所的堂弟鄭庭笈活到了1991年，而在臺灣享盡榮華的親哥鄭介民和親弟鄭挺鋒，卻都死在了蔣家父子手里。
鄭介民死時六十二歲，他弟弟鄭挺鋒死時只有五十七歲。
哥哥死后，蔣經國曾派人去臺中拉攏時任副軍長的鄭挺鋒，許諾只要他來臺北見一面，就升他做正軍長。
鄭挺鋒也是個硬骨頭，當場懟了回去：“我做了蔣經國老子的一輩子副軍長，還要做蔣經國的軍長？”
這句話，程一鳴知道，遍布耳目的蔣經國當然也知道。
沒過多久，鄭挺鋒在看完電影回家后，也像他哥哥一樣，“突然”死在了家里。
兄弟二人死法如出一轍，明眼人都看得出是被人做了手腳。
但在那個特務橫行的年代，誰敢多說半個字？
說到這兒，不得不提另一位死因蹊蹺的一級上將——“小諸葛”白崇禧。
程思遠記得清楚，白崇禧死時“尸體呈銅綠色，襯衫被撕成碎片，遍體抓傷”，這顯然是中毒后極度痛苦掙扎的慘狀，絕非自然死亡。
1966年白崇禧暴斃時，蔣經國已經以“國防部長”的身份接管了大部分權力。
而早在1951年就晉升二級上將的孫立人，也被軟禁了三十多年。
孫立人、張學良是熬死了老蔣，送走了小蔣，才勉強獲得自由；而白崇禧和鄭介民，這兩位沒能熬過蔣家父子“政治交接期”的上將，不是死在了戰場上，而是成了權力交接的祭品。
看懂了這四位上將的遭遇，我們再回看1950年的“吳石案”，就會有一個極其殘酷的答案。
很多人為吳石將軍感到惋惜，認為如果他堅決不承認毛人鳳的指控，哪怕沒有直接證據，或許能保住一命。
但這實在是低估了蔣家父子的狠辣。
解密檔案顯示，當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鄭介民有個同期同學叫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維奇·伊利扎洛夫，此人正是蔣經國。
就是這個“建豐同志”，在吳石案中態度極其堅決，支持毛人鳳深入調查，并與其父一致認為：吳石必須死。
嚴如平在《蔣經國傳》中記錄了一組令人窒息的數據：僅1950年上半年，特務機關處理的案件就達三百件，牽涉逾千人。
3月22日一天就槍殺三百余人，次日又處決了一批“共嫌”高級軍官，包括中將六人、少將十三人。
在那場瘋狂的“政治肅清”中，約五萬人被捕，四千人被槍決。
而據后來被捕叛變的中共臺灣工委書記蔡孝乾供述，當時全臺灣真正的地下黨員不過九百人。
也就是說，那四千多個冤魂中，絕大多數根本不是共產黨。
老蔣的邏輯很簡單：寧可錯殺三千，絕不放過一個。
連鄭介民這樣位高權重的“特務頭子”，連白崇禧這樣戰功赫赫的一級上將，僅僅因為“功高震主”或“不聽話”就被秘密處決，更何況是已經被蔡孝乾出賣、搜出了在此潛伏憑證的吳石？
所謂的“審判”，不過是走個過場；所謂的“證據”，不過是給殺戮找個借口。
1959年，鄭介民吞下那半塊西瓜時，或許想起了九年前被槍決的吳石。
在權力的絞肉機面前，無論是潛伏者還是忠誠者，只要擋了路，下場沒有什么不同。
唯一的區別，只是死在刑場上，還是死在臥室的地板上。
那個年代的臺灣，沒有法律，只有蔣家的家法。
吳石將軍的犧牲，不是因為他不夠謹慎，也不是因為他承認了身份，而是因為他面對的是一個為了維護獨裁統治，早已殺紅了眼的政權。
當那塊西瓜遞過來的時候，結局就已經寫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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