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斬殺線上升到“強迫器官捐獻”——拆解驚悚謠言與美國醫療真相

近兩天，中文互聯網上流傳著一則聳人聽聞的說法，B站博主“牢A”在跟沈逸一起做直播的視頻中聲稱，在美國和加拿大的留學生如果在駕照申請時勾選了器官捐獻，一旦遭遇意外，就會被貼上“可回收資源”的標簽。他描述了一個充滿惡意的場景，聲稱為了獲取你的器官，醫生會故意放棄治療，甚至你會被送入一條隱形的“斬殺線”，最終被系統性地“物理清除”。這一視頻點擊量目前已超過三百萬，讓許多人對“生命饋贈”這一善舉心生恐懼。還有人拿出高曉松在“曉說”上調侃過駕照上有愿意捐獻的紅圈的敘述，來證明牢A所說為真。

加州申請駕照的表格，并不會缺省勾選不同意捐獻

然而，這些說法大多源于對制度的誤解和精心編織的網絡都市傳說。事實上，這并非什么新鮮的內幕，而是一則在美國本土流傳了近二十年的陳舊謠言。早在2008年，著名的辟謠網站Snopes就針對類似的恐慌進行了詳細的調查和證偽。這些謠言利用了人們對死亡的本能恐懼，構建了一個看似邏輯自洽但實則漏洞百出的陰謀論世界。本文將結合歷史檔案、真實判例以及嚴格的醫學規程，精準解剖這些網絡謠言，還原美國器官捐獻真實、嚴格且充滿敬畏的規則體系。

深度起底流量背后的虛假人設與恐慌制造

要理解為什么關于“器官捐獻”的謠言能如此蠱惑人心，我們首先需要看穿謠言源頭——博主“牢A”（又稱斯奎奇大王）精心編織的虛假面具。根據詳細的調查與核實，此人所謂的“硬核”身份在現實的美國制度面前，是一個完全破產的“不可能三角”。他自稱擁有雙重身份，即西雅圖華盛頓大學（UW）醫學博士和兼職收尸人或法醫助理。這一人設看似權威，實則在學歷、法律和生理三個維度上均無法成立。

首先是學歷門檻的硬傷。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醫學院是全美頂尖的公立醫學院，其招生政策具有極強的排他性，明確規定僅招收美國公民或永久居民。作為一個持有F-1學生簽證的中國留學生，他在制度上根本不具備入學資格。即便他辯稱自己是“生物醫學博士”，這類基礎科研人員的工作環境是無菌實驗室，導師根本無權派遣學生去犯罪現場搬運尸體。

其次是簽證與法律的禁區。美國移民法對留學生打工有嚴苛限制。F-1簽證持有者從事的校外實習必須與專業高度相關。所謂的“收尸”這種藍領體力活，既不符合醫學科研的專業要求，也無法通過國際學生辦公室和移民局的審核。此外，美國遺體轉運員行業需要極其嚴格的背景調查，包括FBI指紋比對、長期信用與犯罪記錄核查，一個外國留學生在程序上幾乎不可能通過審查。

最荒謬的是其理論核心“美國斬殺線”。他聲稱美國社會存在一條紅線，中產階級一旦跌破資產閾值就會被系統“物理清除”或淪為下水道里的“史萊姆”。為了佐證這一觀點，他編造了大量違背法律、醫學和常識的獵奇故事。例如他聲稱警察局靠倒賣流浪漢尸體賺經費，醫學院收購尸體做實驗。事實上，華盛頓州法律將未經授權買賣遺骸定為C級重罪，面臨5年監禁和巨額罰款。沒有警察會為了微薄利益去冒坐牢和失去高額退休金的風險。

“牢A”之所以能煽動恐慌，是因為他利用了國內外的信息不對稱，發明了一套非人化的“黑話體系”。他將死者稱為“高達”或“手辦”，將尸體液化后的殘留物稱為“史萊姆”。這種語言剝離了對生命的悲憫，將他人的苦難轉化為可以被消費的娛樂梗，精準收割受眾對于“階層墜落”的焦慮。

揭開2008年Snopes辟謠檔案的塵封細節

很多網站早都辟過這則陳年老謠了

“牢A”現在捐贈器官的言論，其實不過是拾人牙慧。早在互聯網普及初期的2008年，美國社會就爆發過一輪關于“粉色圓點”的恐慌。當時的謠言通過連鎖郵件傳播，聲稱急診室醫生只要看到患者駕照上的粉色捐獻者圓點，就會停止搶救。針對這一現象，Snopes網站在2008年3月發布了著名的辟謠報告： “Fact- check：Organ Donors Not Saved”《核查：器官捐獻者不會獲救》 (原文見文后參考鏈接）。

這份報告不僅駁斥了謠言，還深刻揭示了這種恐慌的心理根源。人們對于死亡有著本能的恐懼，加上對將身體視為“零件集合體”的排斥感，很容易滋生出“醫生為了獲取零件而犧牲整體”的陰謀論想象。Snopes的報告中引用了聯合器官共享網絡UNOS的聲明，明確指出挽救生命始終是醫療團隊的首要任務。更為關鍵的是，報告披露了當時助長這一謠言的真實歷史背景，即著名的“魯本·納瓦羅案”。這個案件常被陰謀論者斷章取義地引用，但其完整的法律過程恰恰證明了美國司法對醫療倫理的嚴苛監管。

2006年，25歲的魯本·納瓦羅因患有嚴重的神經系統疾病陷入昏迷，被送往加州的一家醫療中心。由于生存希望渺茫，家屬同意在撤除生命支持系統后進行“心臟死亡后捐獻”。這是一種特殊的捐獻方式，要求撤除生命支持系統，待患者心臟自然停止跳動并由醫生宣布死亡后才能摘取器官。然而，在這一過程中，移植外科醫生胡坦·魯茲羅赫被檢方指控試圖加速患者死亡。指控內容包括醫生為了確保能在器官缺血受損前的短暫窗口期內完成摘取，違規使用了過量的嗎啡和鎮靜劑，并試圖通過胃管注入消毒劑。

這起案件在當時引發了巨大的轟動，成為了唯一的反面教材。但結局往往被造謠者故意隱去，該案件經過了極其詳盡的刑事調查和審判。2008年，陪審團最終裁定醫生無罪。因為辯方成功證明了藥物的使用是為了確保瀕死患者在撤除呼吸機后不感到痛苦，符合臨終關懷的“無痛原則”，而非為了殺人。此外，盡管實施了上述操作，納瓦羅并沒有像預期的那樣立即死亡，他堅持存活了超過7個小時，導致器官最終因質量惡化而未被摘取。

魯本·納瓦羅案的意義在于，它是一個極端的孤例。即便醫生最終被判無罪，但他依然經歷了漫長的司法起訴和職業生涯的毀滅性打擊。這一案例恰恰說明，在美國的醫療體系中，任何關于“加速死亡”的嫌疑都會面臨最嚴厲的法律審視，絕非“牢A”口中那個可以隨意“收割”留學生的法外之地。

醫療團隊與捐獻團隊的防火墻制度

許多人不敢簽署捐獻協議，最大的心理障礙就是擔心醫生看到捐獻者身份后會見死不救。這種恐懼在好萊塢電影的渲染下深入人心，但在現實的美國醫療體系中，這是絕無可能發生的。因為在“救人”和“取器官”之間，橫亙著一道不可逾越的制度防火墻。

一個核心原則必須明確，那就是負責搶救生命的醫療團隊與負責器官移植的團隊是完全獨立、嚴格分離的。這種分離并非僅僅是醫院內部的政策，而是遍及全美醫療系統、由法律和倫理強制規定的鐵律。這種職能互斥的設計是為了消除利益沖突，確保“救命優先”。

當您因急癥被送往醫院時，急救人員和急診室醫生的唯一目標就是拯救您的生命。他們受到希波克拉底誓言等職業道德的嚴格約束，也受制于法律規定的“護理標準”。如果醫生為了獲取器官而未能盡力救治患者，將面臨嚴重的醫療事故訴訟，甚至被指控為謀殺或殺人罪。在整個搶救階段，醫護人員通常不會知道、也不需要查詢患者的器官捐獻意愿。根據法律和倫理準則，這一信息完全不能影響任何治療決策。

這種制度性隔離還體現在信息管理上。救治團隊在宣布死亡前，甚至通常不會也無權去查看患者的器官捐獻注冊狀態。器官捐獻的討論，只會在所有搶救措施均告失敗、患者被依法宣布死亡之后才可能被提起。器官獲取組織OPO是一個獨立于醫院之外的第三方機構。只有當醫院宣布患者死亡或判定傷勢不可逆轉后，OPO才會接到通知介入。換句話說，決定你生死的醫生，和負責處理器官的醫生，根本就不是同一撥人，他們之間不存在利益交換的可能。

這種分離機制不僅是醫學倫理的要求，更是法律強制的紅線。它確保了在任何情況下，患者首先是被作為“有生命的個體”全力救治，而不是被視為“潛在的器官容器”。即使在極個別的爭議案例中，正是因為一線麻醉師和移植外科醫生與OPO管理層存在職能分離，他們能夠拒絕執行有違倫理的手術并叫停流程，從而構成了最后的安全防線。

美國器官捐獻的具體標準流程

為了讓大家更清晰地理解這一過程，我們需要還原一個真實的器官捐獻流程，看看它是如何一步步在法律的框架下運行的。這一流程設計充滿了制衡與監管，每一步都必須符合嚴格的法律定義。

流程的第一步永遠是全力搶救。無論患者是否持有捐獻卡，急診團隊都會不遺余力地維持其生命體征。直到醫學上確認無法挽回，才會進入第二步：死亡判定。死亡判定有著極其嚴格的標準，通常分為腦死亡和心臟死亡兩類。

腦死亡在醫學和法律上等同于死亡，它不是昏迷或植物人狀態，而是腦干功能不可逆的喪失。判定腦死亡通常需要多名與移植無關的醫生，經過多次嚴格的神經系統測試。值得一提的是，根據梅奧診所的資料，為了排除誤判，針對潛在捐獻者的死亡測試往往比普通患者更為嚴苛，以確保萬無一失。這其中包括腦干反射消失測試、呼吸暫停測試等一系列復雜的臨床程序。

對于心臟死亡后的捐獻，心臟死亡捐獻（DCD，Donation after Circulatory Death），必須在撤除生命支持系統、心跳停止并觀察一段時間（如5分鐘）以確認不可逆轉后，由醫生正式宣布死亡，方可進行器官獲取。這一過程同樣受到嚴密監控，以防止任何“假死”情況的發生。

第三步是獨立機構介入。只有在宣布死亡后，醫院才會通知當地的器官獲取組織。OPO的工作人員會查驗捐獻登記記錄，并與家屬溝通。此時，駕照上的捐贈標識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法律上，駕照上的勾選構成了具有約束力的“生前預囑”，被視為對他人在死后獲取其器官的合法授權。這大大省去了家屬決策的時間，避免了糾紛與拖延。特別是在搶奪器官存活的“黃金時間”里，這一點至關重要。心臟的保存窗口期僅為4小時，肝臟為24小時，駕照標識能讓專門的團隊在宣布死亡后立即推進流程，避免因等待授權而導致器官報廢。

第四步是匹配與分配。這一過程由聯合器官共享網絡UNOS的計算機系統自動完成。系統會根據血型、組織相容性、病情的緊急程度以及地理距離等客觀數據進行匹配。在這個系統中，沒有任何醫生可以手動指定把器官給某個人，也沒有任何富豪可以因為捐款而插隊。UNOS的算法是公開透明的，這就從技術上杜絕了“見死不救拿去交易”的可能性。所謂的“富人優先”大多是媒體對名人案例的放大效應，實際上他們遵循的是完全相同的排隊規則。

最后一步才是獲取與移植。外科醫生會在手術室中，以對待活體手術同樣的嚴謹和尊重，摘取捐獻的器官。遺體隨后會被精心縫合和修復，完全不影響家屬舉行開棺告別儀式。整個過程中產生的所有與捐獻相關的費用，均由器官獲取組織承擔，絕不會讓捐獻者家庭支付一分錢。

為什么謠言是危險的，與自愿捐獻的意義

回過頭來看，“牢A”之所以能制造如此巨大的恐慌，核心在于他利用了中美文化差異和制度細節上的信息不對稱，構建了一個虛假的“斬殺線”理論。他不僅在人設上造假，更是在核心理論上偷換概念。現實中，美國雖然存在貧困問題，但擁有白卡、食品券以及急診室必須穩定所有患者的法律保障，絕不存在系統性的“物理清除”。

“牢A”編造這種謠言的用心十分險惡。他通過販賣死亡焦慮來篩選受眾，將正常的社會契約妖魔化為針對留學生的“狩獵陷阱”。這種敘事不僅能快速收割流量，還能通過樹立“只有我敢說真話”的虛假人設，將自己包裝成留學生的“保護神”。這種建立在恐嚇同胞基礎上的生意，本質上是對善意的踐踏。

這種謠言的危害是巨大的。它直接摧毀了公眾對醫療系統的信任。許多本懷有大愛的年輕人，因為聽信了這種“保命警告”，在申請駕照時顫抖著手勾選了“No”。這不僅是對自己智商的侮辱，更是對社會互信體系的破壞。這種恐懼導致了許多本可以成為捐獻者的人自我取消資格，加劇了器官短缺的危機，間接導致了更多等待移植的病人在絕望中離世。

而且牢A的受眾主要是中國網民，他這些不負責任的言論也會對中國的器官捐獻產生負面影響。摧毀了經過幾十年才建立起來的對捐獻器官體系的信任。

美國的器官捐獻體系，是建立在一系列嚴格的法律、倫理和操作規程之上的復雜系統。其設計的核心原則，始終是保護潛在捐獻者的生命權利和人格尊嚴，確保整個過程的公平與透明。當我們撥開謠言的迷霧，看到的不是一個殺戮陷阱，而是一個等待英雄的生命接力。

魯本·納瓦羅案的審判記錄和Snopes的辟謠檔案都在告訴我們：這是一個有紅線、有監管、有底線的世界。請不要讓廉價的流量謠言，冷卻了我們生而為人的熱血，也不要讓那張駕照背后的善意，因為無知的恐慌而蒙塵。

https://www.snopes.com/fact-check/donor-demised/

https://www.mentalfloss.com/science/medicine/organ-donation-myths

https://www.dmv.ca.gov/portal/uploads/2021/04/DL-410-FO-R1-2021-AS-WWW.pdf

https://www.mayoclinichealthsystem.org/hometown-health/featured-topic/organ-donation-dont-let-these-myths-confuse-you

https://www.core.org/understanding-donation/donation-process/

https://www.donoralliance.org/newsroom/donation-essentials/get-facts-saying-yes-becoming-organ-donor-affect-medical-care-receive/

https://donatelifecalifornia.org/education/faqs/myths-debunked/

https://www.psu.edu/news/hershey/story/medical-minute-six-organ-donation-facts-knock-down-six-myth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Network_for_Organ_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