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人大代表到美國考察后，向黨中央提出一建議，至今還在實施

1990年10月1日清晨，天安門廣場上寒意未退，旗桿下卻已經站滿了人。那一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正式施行，關于國旗的一切，有了明確而嚴謹的法律依據。很多人只記得幾年后那場氣勢恢宏的新升旗儀式，卻未必清楚，這一切的醞釀，其實要從更早的一次“出國考察”說起。
有意思的是，圍繞天安門廣場那根旗桿的故事，并不是從法律、也不是從儀式開始的，而是從一種再普通不過的“國旗意識”說起。國旗如何升起、在哪里升起、升給誰看，這些原本抽象的問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被一位從美國考察歸來的全國人大代表，再次推到了國家決策層的案頭。
一、從開國升旗，到“老旗桿”的歷史使命
1949年上半年，隨著人民解放軍在全國范圍內取得決定性勝利，建立新中國的條件已經具備。如何讓這個新中國有一面真正屬于自己的旗幟，很快被擺上了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的議事日程。同年6月，籌備會在北平成立，負責擬定國旗、國徽、國歌的工作小組，決定向全國公開征集國旗圖案。
短短一個月，工作組就收到了1920件國旗稿件、2962幅圖案，來自國內外各界人士，可以說是群策群力。國旗審查小組幾乎每天要處理上百幅圖案。多數設計以紅地為底，配以五角星、鐮刀斧頭等符號。審查工作十分細致，但意見并不完全一致，很多代表都有自己傾向的方案。
在討論最為集中的時候，毛澤東曾經對一幅“一顆星一條黃河”的圖案頗為贊賞。就在這個節點，時任國民黨政府和談代表、后留在北平參加政協的張治中，被毛澤東請到住處閑談。毛澤東問他：“現在大家都在討論國旗方案，你的意見是什么呢？”說完，還主動表明傾向：“我同意一顆星一條黃河這個設計，你看怎樣？”

張治中略一思忖，直言不諱：“我不贊同這個圖案。紅地國旗是代表國家和革命，中間這一道杠，不變成分裂國家、分裂革命了嗎？”這句話，說得很直，也說到了關鍵點。毛澤東聽后點頭承認：“你說的這個，確實是個問題。不少同志都同意這個方案，我再找大家研究一下吧。”
9月25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在中南海主持的國旗方案會議上，把張治中的意見擺在桌面上討論。經過代表們反復推敲，大家逐漸形成共識，將一位普通上海工程師曾聯松設計的“五星紅旗”確定為新中國的國旗方案。紅色象征革命，左上角一顆大星代表中國共產黨，四顆小星象征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環拱大星，布局緊湊，寓意清楚。
1949年9月，在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閉幕式上，主席臺一側走出三位身著軍裝的男女軍人，鄭重地在臺上撐開一面特制的五星紅旗。那是五星紅旗第一次公開亮相，掌聲持續了很久，許多代表都清楚，這面旗將伴隨新中國的全部歷史進程。
同年的10月1日，開國大典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下午2時，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首次會議在中南海召開，毛澤東、朱德、宋慶齡等領導人宣布就職。2時55分，毛澤東等人自西華門出，經古磚梯道登上天安門城樓。3時整，毛澤東對著話筒莊重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廣場上30萬軍民爆發出山呼海嘯般的歡呼聲。
隨即，大會秘書長宣布：“請毛主席升旗！”毛澤東走到按鈕前，在無數雙目光注視之下，按下電鈕。第一面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廣場緩緩升起。新華社現場播音員用清亮的聲音向全國廣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現在正由毛主席親手把它升起。參加大會的30萬人都整齊肅立，注視著人民祖國的莊嚴而美麗的五星紅旗徐徐上升。”這一幕，后來被無數次回放，成為新中國成立的標志性畫面。
閱兵式在國旗升起后展開，由朱德擔任閱兵總司令，聶榮臻負責總指揮。海陸空三軍部隊和工農群眾隊伍依次通過天安門，場面壯觀。直到夜幕降臨，慶祝活動仍然熱烈。毛澤東自下午2時55分登樓，一直站到晚上10點，頻頻向廣場揮手，幾乎沒有停歇。

第二天，1949年10月2日黎明，北京市供電局的老工人程宏年，扛著一面五星紅旗，穿過正陽門，來到天安門城樓前，為新中國的第一個普通日子升起國旗。當時并無隆重儀式，廣場上行人寥寥，僅有少數解放軍哨兵在崗。程宏年等著東方一抹魚肚白出現，慢慢把國旗升上天空，這樣簡樸的升旗，堅持了兩年左右。
1951年，升降國旗任務由胡其俊接替。多年后，他回憶那段經歷時說：“當時對升旗沒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只要能把國旗順利地升到桿頂即可。”那時并非每日升降國旗，只在春節、元旦、“五一”、“七一”、“八一”等節日升掛，觀看的人極少。可以說，國旗已被莊嚴地掛在了那里，但“儀式感”還未真正形成。
時間推進到1976年，這一年以后，天安門廣場升降旗任務改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衛戍區承擔。隨著任務移交，原本逢重大節日升旗的做法，逐步調整為每日升降國旗。儀式感一點點增強，程序越來越規范，但與后來人們看到的莊嚴隆重的場景相比，還差了一個關鍵環節。
這個關鍵環節，不在旗桿，也不在廣場，而是在國民對國旗的心里分量。

二、1986年赴美考察：一面“星條旗”帶來的觸動
1986年6月，一支來自江蘇如皋的省企業家代表團飛往美國考察。團里有一位成員，后來成為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他就是李玉坤。當時中國正處在改革開放的關鍵階段，出國考察更多是看技術、看管理、看市場，很少有人會刻意去留意國旗是怎樣被使用的。
李玉坤在美國的行程，安排得緊張而充實。值得一提的是，在走訪工廠、企業、學校、社區的過程中，他不斷發現同一個畫面：美國國旗幾乎無處不在。在許多政府機關門前，星條旗高高飄揚；不少大型企業的辦公大樓前，也專門豎立旗桿；當他走進一些小鎮時，甚至在普通家庭門口，也能看見小型的國旗掛在廊下。

讓他印象更深的，是在洛杉磯“大學公園”小學的那次參觀。那天上午，他隨團走進校園，注意到幾乎每一間教室里，都掛著一面美國國旗。上課前，廣播里響起提示音，孩子們面向國旗站好，把右手放在胸前，用稚嫩卻整齊的聲音宣讀忠誠宣誓：“我效忠于國旗和美利堅合眾國。”短短幾十秒，動作很簡單，卻一板一眼，沒有人嘻笑打鬧。
“就這一面旗，竟然從小學就這樣抓起？”有同行悄聲感嘆。李玉坤當時沒有插話，只在心里暗暗記下。后來他回憶，那一刻的感受非常復雜。一邊是對方對國家象征的重視，一邊自然會想到國內很多地方對五星紅旗的“習以為常”，甚至“可有可無”。
在美國期間，還有一件小事，讓他始終記得很清楚。一位在美國定居多年的華人，回國探親時專門到如皋一家商店買了三面五星紅旗。店員好奇地問：“買這么多干什么？”那位華人笑著回答：“帶給在那邊出生的三個孩子，讓他們記住自己是中國人，根在這里。”這句話，說得輕描淡寫，卻帶著一種很難忽略的鄉愁。
等到考察團回國，飛機落地，他回到如皋，適逢當年的國慶節。街上張燈結彩并不多見，商店門口偶有裝飾，但他心里惦記著一件事——看看有多少五星紅旗飄起來。結果讓他很失望：走了一長段路，竟沒看到一面國旗。“節日的氣氛倒有一些，國旗呢？好像誰都不急著掛。”
這強烈的對比，讓他徹夜難眠。美國到處懸掛國旗，在很多公共場所還常年保留旗幟；反觀國內，國慶節這樣的日子，城市街頭卻難覓一面鮮明的五星紅旗。不得不說，這樣的差距觸動的不僅是情感，更多是對“國家觀念”的思考。
當時他已經是全國人大代表，肩上有職責。這份職責，加上眼見之事，讓他萌生了一個念頭：是不是應該把國旗真正“請回”到更多公共空間里？應該在法律層面，明確國旗的懸掛、使用方式？

三、建議上達黨中央：從一紙提案到《國旗法》實施
回國不久，關于國旗的那些見聞在李玉坤腦海中不斷翻涌。他強烈地感覺到，國旗不僅僅是節慶時才拿出來的裝飾，更應該是日常生活中的國家象征。一位同行曾對他說：“李代表，你是人大代表，有啥想法，就寫上去嘛。”這句話像一個提醒，讓他下定決心把思考落到紙面上。
于是，在1986年下半年，他認真整理在美國考察時的所見所思，寫成建議，向黨中央和全國人大提交。建議的核心并不復雜，卻非常直接：要在全國范圍內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喚醒國民的國旗意識，盡快制定關于張掛國旗的具體辦法，將升降國旗儀式在更多場合恢復、規范起來。
在那份建議里，他寫下這樣一句話：“制作一面五星紅旗的代價是有限的，而這在人們心中所起的作用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這話不算華麗，卻透著樸素的實在感。很多人后來回憶，正是這句話，引起了不少領導同志的共鳴。
試想一下，當時距離新中國成立已經三十多年，國旗在天安門廣場上升起了一萬多個清晨與黃昏，但在不少普通城市街道和鄉村，國旗的身影卻依舊稀少。對很多人來說，只有逢年過節、學校開學典禮、重大活動時，才可能抬頭望一眼。當國旗從生活中“消失”得太久，國家象征在民眾心中的存在感，難免也會被削弱。
李玉坤的建議很快被轉入全國人大常委會，并列入相關提案范疇。有些部門本身也在醞釀類似議題，此時多了來自基層的人大代表的聲音，讓整個推進過程加快了不少。有領導在審閱建議時明確提出，要進一步研究國旗制度問題。這種重視，為后來的立法奠定了基礎。

經過嚴謹的論證、起草和審議，新中國第一部關于國旗的專門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正式于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這部法律對國旗的制作標準、使用范圍、懸掛場合、升降儀式乃至保護責任，都作出了清晰規定。不僅天安門廣場這樣的國家象征場所要規范執行，機關團體、學校、軍隊以及其他特定場所，也被納入制度框架中。
與此同時，國家教委下發文件，要求在軍隊和中小學中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增強國旗意識，規范升旗儀式。越來越多的學校恢復或者新建升旗制度，星期一早晨的升旗儀式，逐漸成為很多孩子記憶中的固定一幕。
從這個層面看，1986年那次考察，確實在關鍵節點起到了“推了一把”的作用。國旗本在那里，天安門廣場也在那里，但如何讓這面旗從“遠處可望”走向“處處可見”，需要有人提出問題，也需要有人敢于把自己的觀察寫成建議。
四、新旗桿、新儀式：1991年天安門廣場的變化
法律有了，觀念開始轉變，天安門廣場的升旗儀式，自然也要適應新的時代要求。自1949年開國大典起，城樓前那根旗桿已經在風雨中屹立了四十余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旗桿本身也顯出老化跡象。更重要的是，升旗程序雖已相對固定，卻還沒形成現在人們熟悉的那套規格嚴整的儀式。
隨著關于國旗制度討論的深入，更新旗桿、改造基座、完善儀式被正式提上日程。1991年2月23日，新的國旗桿基座工程在天安門廣場正式破土動工，由天安門管理委員會負責實施。國旗班的戰士們在施工前專門舉行了向“老旗桿”告別的儀式。這根陪伴了共和國四十多年的旗桿，后來被整體遷至中國革命博物館西門外，以文物的身份被永久保存。
新的旗桿和基座設計，更加莊重大氣，也為之后的儀式提供了更好的條件。對于承擔升旗任務的武警戰士來說，這是鼓舞，也是壓力。鼓舞在于條件改善，不必再從欄桿處翻越攀爬；壓力在于，在更醒目的位置，要拿出一套與國旗意義相稱的標準動作。

天安門警衛大隊承擔了升旗儀式方案的設計工作。為了找到合適的隊列與程序，他們先后修改方案五次，構思了八套不同的隊列組合，最終初步確定以12人隊列為基礎。行進路線、步伐節奏、轉身角度、升旗動作，都被編入具體方案，并拍成錄像，送交有關部門和中央領導審閱。
錄像送到中南海后，相關領導認真觀看并提出了三點具體意見：一是平時升旗時，隊列行進應使用正步而非齊步，以增強儀式感；二是護旗隊員數量需要增加，以顯示規模和莊嚴；三是軍樂隊人數也要有所擴充，音樂現場演奏的效果要更飽滿。根據這些意見，原定的12人升旗隊列被擴編為36人。
同時，新的升降旗儀式被細分為節日和平日兩種方案。平日升旗，播放國歌錄音，護旗隊按照既定路線正步行進，實施簡約而規范的儀式；每月逢旬的第一天以及元旦、春節、國際勞動節、建黨節、建軍節、國慶節這樣的特殊日子，則由60名軍樂隊員隨隊同行，從天安門城樓出發，護旗隊行進時現場演奏《歌唱祖國》，升旗時現場演奏《義勇軍進行曲》，場面更加莊嚴。
這套方案送審后，很快得到了黨中央的明確批示：“同意。”批準的背后，是對國旗儀式政治意義和社會影響的通盤考慮。旗桿更新工程按計劃推進，國旗班也進入到了更為緊張的準備期。
1991年4月19日，國旗班接到上級通知：36人的規模仍然不夠，要再擴編以適應整體編組。當時距離5月1日新的儀式正式啟用只剩下十多天，國旗班上下都著急起來：“去哪里找這么多人？時間還夠不夠訓練？”緊接著，挑選隊員的工作在短時間內展開，身高、體態、步伐、反應能力，一項項嚴格把關。等合適人選全部確定下來，距離“五一”已不足一周。
在這樣緊張的時間壓力下，護旗隊展開了近乎“拉滿”的強化訓練。訓練目標是讓整隊做到“橫看成行，縱觀成列”，每一個步伐、每一次擺臂都要保持一致。32名護旗兵在接近基座南側時，要做到同時立定、同時轉體、同時下槍，動作要整齊到能發出同一聲響。這種要求，用現在的話講，已經接近“苛刻”。

訓練節奏非常緊湊，一天24小時，除去吃飯睡覺，其余時間幾乎都扎在廣場訓練場上。有時候為了保證整體配合，還要連夜反復走隊形。有人靠在墻邊坐著，幾分鐘就能睡著，甚至站著打盹也是常態。遺憾的是，這些細節很少被外界知道，但正是這種近乎“死磕”的訓練，才造就了后來人們看到的沉穩莊重、步伐如一的國旗護衛隊形象。
1991年5月1日清晨，新升降旗儀式終于在天安門廣場正式啟用。那天，國旗護衛隊首次以新的編制公開亮相。太陽尚未完全升起，廣場上已聚集了數以萬計的群眾。隨著口令響起，護旗隊從天安門城樓方向正步走出，軍樂聲在廣場回蕩，國旗在精確計算過的時間節點被升至旗桿頂端。整個過程緊湊、莊嚴、規范，人群在音樂聲中靜靜注視，有人悄聲嘆道：“這才像大國的樣子。”
新儀式啟用后不久，原天安門“國旗班”正式改編為武警天安門警衛支隊國旗護衛隊。國旗從此不再只是“按時升起”的標志，而成為一場有完整儀式程序、有鮮明精神象征的國家禮儀。
五、觀禮人潮與社會反響：一項建議的長久影響
新升旗儀式實施后，天安門廣場的清晨不再冷清。越來越多的海內外游客，把“看一場升旗”列入北京之行的必備項目。依據北京市旅游部門當時的統計，每年前往天安門廣場觀看升降國旗的人數，大致在三百萬左右，這個數字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已經相當可觀。
早些年來過北京的人，可能還有這樣的印象：凌晨天微亮，廣場入口處隊伍已經排起。有人裹著外套，有人肩上搭著相機，腳下的地磚還帶著夜里的涼意。有人在等待中低聲對同伴說：“一定要看一看這面旗怎么升上去。”這種心情，并不復雜，卻很真切。
社會學界對這一現象也做過分析。一些學者認為，天安門廣場升降國旗所形成的“觀賞效應”，折射出的是一種總體向上的社會心態。很多人愿意在清晨擠進廣場，靜靜看完幾分鐘的儀式，說明他們對國家未來抱有信心，希望通過這種象征性的場景，找到一種精神寄托。盡管現實生活中依然存在不少困難與不足，但這種愿意“去看一看”的心情，本身就帶著某種積極意味。

有學者還指出，國旗護衛隊隊員那種挺拔的軍姿、整齊的步伐和莊重的動作，讓觀禮者在短時間內接觸到一種非常直觀的“秩序感”和“嚴肅感”。這種感受，不需要過多語言解釋，只要站在廣場上看一遍，就會留下印象。有觀眾曾在離開廣場時輕聲說：“看完之后，心里挺踏實。”
不少普通群眾在看過新升降旗儀式后，也會用很樸素的話表達感受：“現在的儀式好，威武、莊嚴，跟咱們國家的氣派更配。”這種評價，沒有復雜的修辭，卻道出了一個樸素判斷：儀式是給人看的，更是給自己看的。一支隊伍、一面旗、幾分鐘時間，把國家形象濃縮在一個固定場景里，讓所有目光可以在同一時刻聚焦到同一面旗幟上。
從這個角度回頭再看1986年的那一紙建議，它并沒有提出什么高深理論，也沒有夸張的構想，只是提出一個簡單、卻不容忽視的事實——國民的國旗意識太淡了，需要通過制度和儀式，把這面旗“推到人群面前”。這一點，被后來《國旗法》的實施、天安門升旗儀式的改革，以及全國各地升旗活動的普及，一步步印證。
天安門廣場上的那面國旗，從1949年第一次被升起，到1991年新儀式正式實施，再到此后每日升降，經歷了旗桿更替、儀式改革，也經歷了觀禮人群規模不斷擴大。過程中，有領袖在城樓上的莊重宣告，有老工人在黎明時分默默升旗，也有人大代表在遠離祖國的土地上，看著另一面國旗飄揚而心緒難平。
1986年那次赴美考察，本只是改革開放時期眾多出國學習中的一次。卻因為有人敏銳地看見了“旗”的意義，又愿意把這種感受寫成建議，而在多年之后，落在了天安門廣場每一個清晨的演奏聲里，落在每一次國慶日街頭飄揚的五星紅旗上。
至今，天安門廣場的升降旗儀式依舊嚴格按照當年確立的規范執行。《國旗法》也仍然作為一部重要法律，被不斷提及、遵行。那位在1986年提出建議的人大代表早已悄然退居幕后，但不可否認，他當年那句“制作一面五星紅旗的代價有限，它在人們心中所起的作用無法用金錢來衡量”，通過這些持續的儀式，得到了最具體、也最長久的印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