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元老陳云同志二三事

其實，在我看來，放眼歷史，不管是中國歷史還是世界歷史，大多數情況之下都是激流勇進，急流勇退的情況是少之又少，即便有，似乎更多的也不是主動選擇，而是不得已而為之的無奈之舉。

功成身退，知易行難！

否則淮陰侯韓信臨死之前就不會發出那震古爍今的浩嘆：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不過，我們中國人有句古話，叫“識時務者為俊杰”。我覺得最難做到的其實是完美地拿捏何時該“激流勇進”與何時該“急流勇退”，個人認為在這方面中共元老陳云同志堪稱是個中翹楚。

現在很多人都會津津樂道這么一件事情，那就是1959年廬山會議時，彭老總給毛主席寫了那封萬言信后，廬山會議的氛圍急轉之下，毛決定要把原定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規模擴大，乘勢召開中共中央八屆八中全會，把中央委員們都召上山來解決彭老總的“錯誤”問題。

1959 年春，陳云因心臟病（呼吸急促、痙攣等癥狀）需長期休養，廬山會議前經毛澤東批準，前往大連等地療養。

而當時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的鄧子恢，因肝硬化加重、糖尿病發展，經衛生部會診后需離崗休養，也在大連療養。

鄧子恢接到中央辦公廳轉來的參會通知，便向陳云咨詢參會與否的意見。陳云雖然沒有參加廬山會議，但他根據自己收到的廬山會議的相關簡報，覺得這次會議似乎有些不太尋常。便對鄧子恢告知其他的判斷，勸鄧子恢最好不要前往廬山開會。

在大連休養地，鄧子恢接到參加廬山會議的通知。這時，陳云也在大連。他拿著通知到陳云那里，問去不去參加會議?陳云告訴了鄧子恢廬山會議的一些情況，勸他最好不要去。

鄧子恢聽罷覺得陳云說得很有道理，最終也沒有前往廬山參加此次會議。事后鄧子恢同身邊工作人員談起這件事，說:幸虧陳云同志，不然，后果不堪設想。（事見《鄧子恢傳》人民出版社）

當然，這樣的事情對陳云來說絕不是只有這么一件。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開的七千人大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中央領導人大都在大會或小組討論會上發了言。

然而，陳云是唯一在大會、小會上都沒有發言的黨中央副主席。

七千人大會的會議氣氛非常融洽，“白天開會，晚上看戲”，會議的安排也堅持勞逸結合，皆大歡喜。七千人大會民主氣氛之濃厚，是所有與會者一致公認的。

作為分管經濟工作的中央領導，陳云為什么大會、小會都不講話呢？對此，陳云在1988年5月21日的一次談話中對此有過如下的解釋：“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毛主席要我講話，我不講話，主要是和稀泥這不是我陳云的性格，同時不能給毛主席難堪。”

毛澤東自然心領神會，所以對陳云他有一句評價：“陳云不調查清楚他就不講話”。

這就是陳云的性格和風格。

陳云在七千人大會的 “不發言” 并非消極避事，而是 “時機未到不妄言，時機成熟敢擔當” 的務實選擇。

后來陳云在1962 年2月劉少奇主持召開的中南海西樓會議（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作長篇講話。

陳云在講話中指出：當前經濟困難有五個主要表現，即農業有很大減產；基本建設規模超過了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性；用多發鈔票彌補財政赤字的做法導致了通貨膨脹；出現了相當嚴重的投機倒把現象；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他在發言中還提出了解決這些困難的六項措施。

劉少奇在插話和作會議結論時指出：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摸底不夠，有問題不愿揭，怕說漆黑一團。現在處于恢復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國民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

劉少奇還建議召開國務院全體會議，請陳云再展開講一講，統一認識。陳云接受了這個意見，并建議國務院會議擴大到各部委黨組成員參加，由李富春、李先念和他共同傳達西樓會議精神。

會后，中央決定重新成立財經領導小組，根據大家的提議，決定由陳云同志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組長。經過全黨上下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國家的經濟形勢逐漸趨于好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