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點把國家帶進溝里？1981到1985：中國改革最兇險的五年

中國改革開放起步那會兒，國家經濟稍不留神就可能栽跟頭。1981到1985這五年，正是六五計劃執行期，國家從調整起步，逐步摸索出路子來。

那時候，外債壓力大，外匯儲備低，物價開始波動。幸好，通過一系列穩扎穩打的措施，國家經濟才穩住陣腳，工農業總產值從1980年的7101億元漲到1985年的16155億元，年均增長達到10.7%。

這得益于領導層對形勢的清醒判斷和及時調整。要知道，之前幾年引進設備太多，導致財政赤字高企，外匯儲備一度只剩8.4億美元。幸好陳云同志在1979年就提出調整方針，強調要先理順比例關系，國家才避免了大麻煩。

1979年，國家經濟面臨嚴峻考驗，外債余額飆升到41.3億美元，財政赤字170.6億元，占收入15.4%。

陳云同志和李先念同志聯名寫信給中央，建議用兩三年時間調整經濟，恢復平衡。這意見得到采納，中央工作會議決定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方針。

于是1979年停建緩建348個項目，壓縮投資55億元；1980年再壓80億元；到1981年，基建投資從1978年的501億元降到302億元。

這下，效果出來了，1981年底財政赤字降到25.5億元，外匯儲備升至27.08億美元，物價穩住。但經濟增長放緩到5.2%，這是1978年以來最低點。

那么改革是不是方向錯了？其實，如果沒有這步調整，后面的發展就沒基礎。

農村改革是這五年里最亮眼的篇章。

安徽等地從1978年起探索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萬里同志在安徽一線大力推動。起初，小崗村農民偷偷分田到戶，糧食產量翻倍。萬里同志看到實效，就在全省推廣。鄧小平同志也表態支持，說這種模式適合中國國情。

到1983年，全國98%的生產隊采用這種責任制，人民公社逐步退出。農民收入從1978年的134元漲到1985年的398元，增長近兩倍。糧食產量穩定增加，國家征購任務完成得更好。城市居民買菜更方便，市場供應充裕。

但這也帶來新問題，農民從土地解放出來，部分人進城務工，社會流動增大。中央及時引導，強調責任制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創新形式，避免了方向偏差。

不僅如此，對外開放這塊，也走得小心翼翼。

1980年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特區，起初資金短缺，項目推進慢。1981到1982年，國家財政緊，特區投入減少，深圳有些工程停工。

但通過政策吸引外資，到1985年，深圳GDP達39億元，比1980年增長14倍。進出口總額從1980年的367.6億美元增到1985年的696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79.6億美元。

而且鄧小平同志在1984年視察深圳，題詞肯定政策正確。特區不是租界，而是中國對外窗口，帶動周邊發展。像深圳這樣的探索，讓國家逐步打開大門，學習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

而個體戶的興起，更是這五年經濟活力的體現。

1979年，城鎮待業青年達1500萬，社會壓力大。陳云同志提議允許個體經營，1981年中央正式發文支持。

起初，個體戶地位尷尬，有人說這是投機。但政策明確限制雇工人數，到1985年，全國個體戶達1171萬戶，從業1766萬人。市場活躍起來，居民買東西方便，經濟多了一份靈活性。

以公有制為主，個體戶補充，平衡了計劃與市場。城市企業擴大自主權，雖原料短缺，但逐步嘗試定價和采購，效率提升。1985年零售物價指數漲8.8%，城市更高到11.9%，居民有點抱怨，但整體收入增長，城鎮居民從477元漲到739元。

最后，六五計劃超額完成，工農業總產值遠超9718億元目標。不過，背后也有隱憂，財政仍有22億元赤字，通脹壓力大，地方項目盲目上馬，經濟過熱。貧富差距拉大，腐敗苗頭出現。

那么，其實還是社會主義。這五年就是在矛盾中博弈，計劃怕僵化，市場怕偏離。中央強調漸進式，先試點再推廣。農村先改，城市跟上；特區先試，全國學習。

后來六五結束后，進入七五時期，改革深化。城市企業股份制試點，市場機制引入。沿海開放擴大，深圳從小鎮變城市，民營企業興起。國家也逐步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