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張聞天病逝，妻子劉英帶著他的手稿到北京，王震：我來保存

1978年12月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央為張聞天正式平反。

次年5月23日，張聞天的骨灰從無錫遷至北京，同年8月25日，中央為張聞天舉行了平反追悼會，并通知了張聞天的家屬來北京。

至此，蒙冤20年的張聞天終于獲得昭雪。

張聞天追悼會后不久，他的夫人劉英就開始考慮出版張聞天的遺稿，這是一個非常浩大的工程，畢竟張聞天參加革命60年，期間寫稿無數，這些稿件收集起來，也要花不少時間，不少張聞天原來的老部下都把自己珍藏的一部分手稿捐了出來。

值得一提的是，王震當時也拿出來一部分張聞天手稿，這份手稿是張聞天1969年被下放到廣東肇慶以后寫的一部分稿件。

也許有人會問，張聞天在肇慶寫的這些手稿，怎么到了王震手中？

事實上，張聞天的在肇慶手稿是夫人劉英辛苦保存下來的，后來她擔心遺失，就把手稿帶在身邊，后來王震聽說此事后，特意將這部分手稿要過來，專門保存下來。

1

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張聞天因明確支持彭老總“萬言書”的觀點受到了錯誤批判，被撤銷外交部副部長的職務。

后來在那個特殊年代，因受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的影響，張聞天再次受到批評。

張聞天之所以受此案影響，主要是因為他在1936年是中央負責人。

圖|國民黨北平軍人反省分院 即草嵐子監獄

1936年3月，劉少奇奉中央指示來到華北，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因華北黨組織過去被多次破壞，不少黨員身陷牢獄。

一次，劉少奇同時任北方局組織部部長柯慶施聊起華北形勢時，柯慶施給出了一個建議：

“關押在北平草嵐子監獄中的一批同志，他們的刑期多數已滿，但不履行一個手續，就不能出獄。考慮到抗戰缺少干部，柯慶施向劉少奇建議，讓獄中的干部履行監獄規定的手續，及早出獄。這樣，一方面可以緩解北方局干部奇缺的困難，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日寇占領北平后，避免不必要的犧牲。”

劉少奇后來就此事請示中央后。

當時，黨內負總責的張聞天對此事很重視，在與陜北的其他領導同志商量后，中央同意這些同志“履行出獄手續”后，出來繼續為黨做工作。

在那個特殊年代里，這件中央本來早就有定論的舊案被挖出，重新當成了歷史疑案，張聞天也因此而受到影響。

1968年5月16日，張聞天、劉英夫婦被人從家里帶走，至1969年10月20日才被解除監護、

六天后，因戰備疏散的緣故，張聞天夫婦被安排前往廣東肇慶，此后他們夫婦在肇慶生活了六年時間，因為需要保密的關系，張聞天當時化名“張普”。

不過，即便是在生活條件簡陋，自身身體健康欠佳的情況下，張聞天仍然筆耕不輟，在六年的時間里，他通過學習和看書，寫了十多萬字的文章和筆記。

按照劉英的話來說就是：

“肇慶六年，聞天已垂垂老矣，但他的心還是年輕的，他的思想仍然清晰敏銳，他沒有間斷過對黨和國家命運的思索、對社會主義國家治國興邦的探求。”

張聞天那時身體狀況很差，視力只有0.2，可他自始至終沒有停下腳步，他把列寧的一句話寫在臺歷上，作為對自己的鼓勵：

“為了能夠分析和考察各個不同情況，應該在肩膀上張著自己的腦袋。”

不過，張聞天當時寫這些手稿，并不是那么容易，除了克服內部因素外，還有很多外部因素。

當時，張聞天身邊有個新調來的警衛，雖然名義上是負責安全，但實際上是專門監控的，他和監護人員每天都要負責向上級匯報張聞天的一言一行。

為了安全起見，張聞天是半點也不敢馬虎，他的桌子上常年放著《毛選》，并不時的翻閱。而調來負責監控他的人文化水平并不高，他們對張聞天寫的文章情況基本上是不了解，所以在他們的回報中就成了：

“張聞天每天都在學習《毛選》。”

2

對丈夫張聞天的情況，劉英心里是很擔憂的，要知道丈夫每天伏案寫了些什么，她心里是一清二楚。

劉英也考慮過勸丈夫少寫一寫，然而張聞天卻表示：

“不寫不行啊，腦子里有那么多東西，不寫是不行的。”

張聞天甚至想著，有朝一日他能夠在一個公開場合講一講自己所寫的文稿，但他同時也意識到，這個情況以后可能不會發生：

“寫出來發表看來是不可能，那就藏之于深山。”

1971年9月以后，張聞天的處境有所好轉，于是在寫作上也更加積極起來。

劉英對此憂心如焚，后來她找來了在上海復旦大學任教的外甥馬文奇，要他抄錄了兩篇張聞天的重要文稿，藏在了荔枝下面帶回了上海。

不過，在當時情況下，這種辦法也不可能多用，大部分的文稿，還是張聞天和夫人劉英一起保管。

自始至終，劉英都在想辦法，如何才能保存下來這些手稿。

一直到后來一個偶然的機會。

1974年夏，在毛主席、周總理的努力下，不少老干部都復出工作，并糾正了一批冤假錯案，劉英的弟弟、原冶金工業部部長劉彬也獲得了平反，中央決定給劉彬開一個追悼會。

劉英作為親屬，也受邀到北京出席弟弟的招待會，她在老友陳琮英（任弼時夫人）家暫住的時候，意外碰到了來探望的王震。

王震對張聞天、劉英夫婦也不陌生，一見面之下很自然的就打聽起他們夫婦的情況。

得知張聞天的情況后，王震也很是掛心，就安慰了劉英幾句，并且對她說：

“你們可以寫信給毛主席，我可以代為轉交。”

也正是因為有此機緣，張聞天后來給毛主席寫了封信，希望能再為黨工作，毛主席后來特意批示：

“可以讓張聞天、劉英就地參加黨的生活和工作。”

1974年1月19日，周恩來看到一份有關張聞天情況的匯報材料時，批示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

“我記得上次傳達主席的話，讓張(包括劉英)參加地方黨的生活和工作，不知你通知中組部沒有?”

在周恩來這個批示的催促下，張聞天、劉英才得以恢復組織生活，允許在肇慶市委領導下做些調查研究工作，閱讀發至縣團級的中央文件。

1974年2月21日，廣州軍區保衛部副部長王奎賢、廣東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白修成來到肇慶，通知張聞天和劉英：

中央決定恢復他們兩人的組織生活，今后他們的組織關系由地方來管，保衛則由軍分區負責。

盡管那時張聞天的身體已經很不好，但得知自己有了工作安排，還是興致勃勃的多次參與調查研究，并頻頻外出。

1975年8月，經過中央批準，張聞天遷居安徽無錫。

3

至1976年7月，張聞天病逝，他人生的最后一年，都是在無錫渡過的。

同年9月9日，毛主席病逝后，劉英提出了要去北京瞻仰毛主席遺體，她也沒有等待什么人批復，就自顧自的到了北京。

為了保證安全，劉英此次把丈夫在肇慶時期寫的手稿全部都帶上。

在陳琮英家暫住期間，劉英再次見到了王震，這一次她主動談起了丈夫在肇慶時寫得一部分手稿：

“這些手稿我認為很有價值，但也有風險，該怎么處理？”

王震以為劉英要燒掉這些手稿，馬上就表示：

“聞天同志寫的這些東西是很寶貴的，可不能燒掉，你要是覺得威脅，就拿來交給我保管。”

劉英擔心王震的安危，擔憂的表示：

“那會不會連累你。”

王震搖頭：

“不要緊，現在我當副總理了，不會找到我頭上來的。”

劉英經過再三考慮后，最終決定將這部分手稿全都交給了王震保存。

從1977年開始，為張聞天平反一事被提上了日程。

不過從一開始，這件事的阻力就不小，這主要是因為張聞天的問題還關系著薄一波“六十一人案”以及彭老總的問題，這兩件事如果不解決，張聞天平反也就無從談起。

時任中組部部長的胡耀邦與劉英很熟悉，后來他還特意勸說，不要心急。

事實上，也就是在這一年年底，胡耀邦推動了薄一波“六十一人案”的調查。

1977年11月3日，中組部完成了調查報告，指出薄一波“六十一人案”是一樁牽涉極廣的冤案，要求為該案平反，同時報告中還指出了關鍵一點：

“張聞天是這一冤案的一大受害者。”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陳云在會上提到了六個亟待解決的歷史問題，其中第一個就是薄一波“六十一人案”，第四個就是彭老總。

當時，陳云是在中央工作會議東北組會議上講的這些話，立刻得到了在場同志的贊同，時任軍事科學院院長的蕭克更是明確發言表示支持。

與會者的態度，推動了中央為上述兩案的平反，客觀上也推動了對張聞天的平反。

不久之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會后不久中央就決定為張聞天平反，不僅將他的骨灰從無錫接到了北京，還公開舉行了追悼會。

張聞天追悼會結束后，劉英開始致力于丈夫手稿的出版，王震也將自己手里保存的張聞天肇慶手稿拿了出來。

1979年10月27日，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提出報告：

“同意人民出版社關于編輯出版《張聞天文集》的意見。”

同年11月7日，負責出版的朱穆之在報告上簽署了同意的意見，并請鄧力群轉報胡耀邦、胡喬木。

胡耀邦在接到報告的次日即批復：

“可先行編輯，完成后發排時再找些同志看看，最后定。”

不久之后，在黨中央指示下，成立了張聞天文集編輯組、傳記組，使得對張聞天的研究工作也被推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