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為什么要繞開聯合國，另起爐灶，搞起“和平委員會”？

美國彭博社1月17日披露，特朗普政府正謀求組建一個所謂的“和平委員會”，并開出10億美元捐款的價碼，供有意參與國家獲得“永久席位”。

該“委員會”宣稱“致力于解決世界各地沖突，而不只是監督加沙地帶戰后過渡治理”。“委員會”由首任“主席”特朗普主導，成員由其指定，“委員會”所有決定最終都需經“主席”批準。各“成員國”任期不得超過三年，但“主席”可續任。此外，在章程生效首年捐款超過10億美元的“成員國”，將不受三年任期限制。

特朗普團隊此舉，讓國際社會再次看到了一場可能重塑全球治理秩序的試探，這不僅是關于一個委員會的設計，更觸及了美國保守力量對聯合國體系長期積累的不滿，以及試圖以“交易式外交”替代多邊主義的深層意圖。

特朗普對聯合國的質疑貫穿其政治生涯，在他看來，這個成立于二戰后的多邊機構已淪為官僚主義泥潭，決議效率低下，且常通過“不利于美國利益”的議案。從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權理事會、世界衛生組織，到削減會費、抨擊安理會機制，特朗普任內的系列動作都指向一個核心判斷，聯合國不再是美國主導全球事務的有效工具。

擬議中的“和平委員會”章程草案泄露了這種思維的升級版，不僅要“退出”，更要“替代”，通過設置“主席決定一切”的結構、捐款換席位的規則，該設計實質上構建了一個以美國行政權力為核心的封閉俱樂部。這既規避了聯合國“一國一票”的平等原則，也擺脫了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掣肘，反映了對現行國際決策機制的根本性不信任。

捐款10億美元獲得永久席位的設計，赤裸裸地將國際事務參與明碼標價，這與其說是“和平委員會”，不如稱為“利益董事會”，其運作邏輯更接近商業公司而非國際組織，特朗普長期倡導的“交易藝術”在此被制度化了，國際影響力成為可購買的商品，和平進程可能淪為價高者得的拍賣場。

這種設計背后，是一種將國際關系徹底工具化、私有化的企圖，草案規定所有決定最終需經“主席”（即特朗普）批準，意味著美國行政當局將成為唯一仲裁者，這既確保了政策執行力不受國際程序制約，也使美國能更直接地將外交轉化為國內政治資本，所謂“解決沖突”可能演變為服務特定議程的選擇性干預。

盡管草案宣稱“致力于解決世界各地沖突”，但其誕生時機值得玩味，當前美國在中東影響力面臨多重挑戰，聯合國框架下的巴以問題談判長期停滯，一個由美國完全主導的新機制，可繞過聯合國決議的歷史包袱，按照自身戰略需要重新設定議題優先級。

對某些國家而言，這樣的機制或許提供了快速提升國際能見度的捷徑，只要支付足夠費用，就能獲得聯合國安理會都無法給予的“永久席位”，但這恰恰動搖了國際秩序的合法性根基，當和平的發言權能用金錢購買，弱小國家的利益如何保障？地區沖突的解決是否會傾向“捐款國”的偏好？

一些國家的聯合抵制表明，國際社會已警覺到這一計劃潛在的破壞性，二戰以來，盡管聯合國存在種種缺陷，但其體現的主權平等、多邊協商原則仍是防止強權政治無限擴張的重要制度屏障。用“董事會”模式取代“代表大會”模式，可能將全球治理拖回19世紀“強國協調”的叢林法則。

更深層的危險在于，這種“另起爐灶”可能引發國際機構的碎片化與競爭性對抗，若每個大國都建立自己主導的“專門委員會”，全球治理將陷入規則混戰，最終損害的是危機應對效率與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

特朗普推動“和平委員會”的計劃，既暴露了現行多邊體系的代表性不足、效率低下等真實缺陷，也折射出單邊主義解決方案蘊含的深刻危機，國際社會確實需要更具行動力的和平機制，但以拋棄普遍性、透明性原則為代價的“高效”，可能催生更不公正、更不穩定的秩序。

聯合國需要改革已是國際共識，但改革方向應是更具包容性與問責性，而非退回大國私相授受的強權政治，當和平成為可交易的商品，當國際席位數標價出售，人類共同構建的基于規則的秩序將面臨前所未有的侵蝕。世界需要的不是某個國家主導的“私人和平俱樂部”，而是能讓所有聲音得到傾聽、所有合法利益得到權衡的公共論壇，即便它的討論有時嘈雜，它的進程有時緩慢，但那正是人類作為一個命運共同體共同成長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