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義為什么要離開閻錫山？傅作義晚年道：百川先生不肯順應大勢

1936年冬，傅作義在百靈廟擊退了日偽軍，綏遠前線傳來捷報，國內輿論一片振奮。

可就在這場勝利之后，有個細節讓人琢磨不透——他沒有回太原，也沒有向閻錫山報喜，而是直接將戰果上報給南京的蔣介石。

那會兒還沒爆發全面抗戰，很多人對這場邊境沖突沒太當回事，可傅作義卻格外上心。

有人說他是想建功立業，也有人說他在借機擺脫閻錫山的控制。

但不管哪種說法，有一點可以確定：從那一刻起，傅作義再也不是那個聽命于“山西王”的晉軍將領了。

說起來，傅作義當初就是在閻錫山手下起家的。

保定軍校出身，打仗不要命，脾氣也倔。

閻錫山看他能打，就提拔他當團長、旅長，一路升上來。1920年代末，傅作義在涿州守了仨月硬是沒讓奉系軍隊攻進來，戰后聲名大噪，成了晉軍里最能打的一個。

可傅作義這個人，想法多。

他不像晉軍里那些老資格，靠山吃山，守著自己那點地盤。

他心里有個更大的目標——那時候他常跟人說，“國家危急，咱不能只圖一省一地的太平。”

這在閻錫山看來就是“不安分”。

閻錫山這個人，治山西有一套，地方搞得井井有條，教育、工業、軍政都親自過問。

他管部下有個習慣：用得起的人，一定要防??；能打的將領，必須拴住手腳。

他擔心一旦放開，就會有人另立山頭，動搖自己的地盤。

1931年，閻錫山安排傅作義去綏遠當省主席，名義上是提拔，實則是外放——一來可以讓他遠離太原的核心，二來還能把綏遠這個戰略要地納入晉綏體系。

可沒想到，傅作義到了綏遠，完全是另一套打法。

他不但沒按晉軍那一套來，反而自己招人、練兵、理政。

修水渠、建學校、清吏治，手下那支35軍被他一手帶成了精兵。

他常在軍中講：“守土有責，不能讓日本人輕易進來。”那種勁頭，在當時的地方軍閥里并不多見。

閻錫山起初也沒太在意，覺得傅作義不過是想出點風頭。

可當他發現傅的部隊不再聽自己調遣，物資也通過其他渠道自給自足，甚至連人事任免都繞過了太原，心里就不安了。

更要命的是，南京也盯上了傅作義。

蔣介石一向忌憚地方實力派，尤其是那些既有兵權又有地盤的。

可傅作義不同，他不是軍閥出身，也沒什么復雜的舊勢力背景。

百靈廟一戰后，蔣介石立刻調撥軍餉軍械，還給了“第七集團軍”的番號。

這就意味著，傅作義的部隊，從此歸中央軍序列了。

從這一點看，傅作義脫晉，是一步步走出來的，不是突然反叛。

當然，這事兒也不是沒波折。

閻錫山那邊開始卡糧卡餉，甚至派人暗中監視。

綏遠方面的資源，越來越難運進來。

傅作義頂著壓力，帶兵練兵，還得設法自籌物資。

有一次他對身邊人說：“這仗不光是打日本人，更是跟自己人較勁。”

1936年那場仗打完，有人勸他回太原請示，傅作義沒吭聲。

第二天，給南京發了電報。

他知道，一旦踏出這一步，就不可能再回頭。

后來抗戰全面爆發，傅作義的部隊成了華北抗日的中堅。

他的防區橫跨察哈爾、綏遠、河北北部，一直打到河套、包頭、集寧一帶。

那時候條件極苦，很多部隊連棉衣都沒有，物資靠中央撥一點、地方湊一點。

傅作義常說一句話：“別等了，能打的就上，守不住這片地，啥都白搭。”

他在綏遠帶出了一批人，像董其武、孫蘭峰、郭景云，個個能獨當一面。

人們開始叫他們“綏遠系”。

也有人私下說，“這是傅系，不是晉軍了。”

再后來，1940年代中期，傅作義的部隊已經完全脫離山西體系。

他在華北的地位，甚至比閻錫山還高。

不過，說到底，這場分裂也不是誰背叛了誰。

傅作義走的是另一條路。

他不是要爭權，而是想有更大空間去做事。

抗戰打到最苦的時候，他在延河、綏西一帶堅持游擊，一年里換了十幾個駐地。

有一次部隊斷糧，他親自帶人去割草根煮粥。

有人勸他：“要不就退回去吧，太原那邊也還算安全。”傅作義只說了四個字：“不能后退。”

1945年抗戰勝利，傅作義成了華北最有實權的將領之一。

綏遠、察哈爾、北平、天津，都在他的防區之內。

那時候已經沒人再提他是“晉軍出身”了。

從那以后，太原方面也不再派人跟他聯絡。

參考資料：

楊奎松，《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

傅作義，《傅作義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

李敖，《傅作義與北平和平解放》，中國文史出版社，1992年。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抗戰時期卷）》，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