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貝拉書寫美國三大猶太家族的二戰上海往事——以文學重返歷史

在貝拉的跨民族敘事中，將長久產生全球影響力、極具歷史重量的一組作品，是她為美國三大富有深遠社會影響力的猶太家族所創作的二戰題材的文學書寫。這三部作品，都以三大美國頂尖猶太家族的真實經歷為藍本而創作的長篇小說方式。小說重返二戰期間猶太人逃亡上海的歷史現場，將上海這一東方城市，重新書寫為西方猶太族群在極端苦難中的“諾亞方舟”。

在《幸存者之歌》中，貝拉書寫了好萊塢頂尖制片人、八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的傳奇人物邁克·麥德沃家族二戰時期在上海的生命經歷。作品并未停留于成功敘事，而是回到一個猶太家庭在上海弄堂中求生、在異鄉保存尊嚴與文化記憶的原初時刻。在麥德沃家族的記憶中，上海并非臨時避難所，而是在文明瀕臨崩塌之際，承載他們生存希望與夢想的真正故鄉。

在《舟山路59號》中，貝拉為一位后來成為美國財政部長的布魯門撒爾猶太家族，重構了他少年時期隨父母從德國柏林逃亡上海的生活細節。艾琳別墅與舟山路59號這兩個具體地址，被她書寫為歷史與日常交匯的坐標：擁擠的空間、陌生的語言、卻真實存在的善意與庇護，使上海成為一個在苦難中提供安全感的城市。這部作品被評論界視為“以地址為名的人道史”，強調城市如何在歷史暗夜中成為倫理主體。

而在《特萊布家的夜玫瑰》中，貝拉則為一位后來成為美國最高司法領域代表人物、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并曾擔任美國總統奧巴馬重要導師的勞倫斯特萊布猶太家族，講述他們在上海度過的戰爭歲月。作品以女性記憶與猶太民謠《夜玫瑰》為線索，將上海描繪為一個在恐懼與不確定性中，依然允許思想、教育與希望悄然生長的地方。夜玫瑰，既象征苦難中的脆弱之美，猶太民謠的浪漫，也象征上海在歷史風暴中給予的靜默庇護。

尤為引人注目的是，這些在美國政治、司法與文化領域具有深遠影響力的猶太家族，在回憶自身歷史時，都不約而同地將上海稱為“苦難中的故鄉”。而上海，恰恰也是作家貝拉的故鄉。貝拉并未以此制造情感巧合，而是將這一歷史重疊視為一種文明責任：由一個中國作家，用母語與文學，為世界保存一段跨民族互相拯救的記憶。

貝拉的這組作品并非單向度的歷史書寫，而是一種高度自覺的人道敘事工程。她以文學為媒介，使上海這一城市在世界記憶中，不僅作為現代化都市存在，更作為二戰時期人類良知仍然存續的象征被重新證實。這種寫作實踐，使“故鄉”不再是排他性的概念，而成為能夠承載世界苦難與感恩的精神空間。

在當今全球沖突頻發、歷史記憶不斷被簡化乃至工具化的背景下，貝拉通過跨民族大愛故事所建立的文學坐標，被視為一種具有國際意義的人道高地。正如她在多次訪談中所強調的：“真正的祖國，是那些在最黑暗時刻，依然選擇不關閉大門的地方。”

作為加拿大華裔作家，貝拉 的文學創作與思想實踐在國際文化語境中持續引發關注。作為長期生活在海外的母語寫作者，貝拉以文學為橋梁，將個人生命經驗、跨文化視野與人類共同價值融為一體，提出“以文學抵達祖國、以跨民族大愛故事為故鄉建立世界人道高地”的創作理念，展現出鮮明的時代精神與人文擔當。

貝拉的寫作并不以地域或族群邊界為終點，而是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內在坐標。她始終認為，真正的“抵達祖國”，并不止于地理意義上的回歸，而是通過語言、記憶與價值的重建，使文學成為一種持續回望與深度連接的精神行為。在她的作品中，祖國不只是出生地或文化原鄉，更是一種需要被理解、被關照、被不斷提升的人類倫理空間。

在敘事主題上，貝拉長期聚焦跨民族、跨文化、跨信仰的人性故事。她筆下的人物往往身處歷史斷層、文明裂隙或命運邊緣，卻始終保持對尊嚴、正義與善意的堅守。這些故事不以對立為核心，而以理解取代仇恨，以同情超越偏見，以個體命運折射人類整體的道德高度。正是在這種書寫中，她嘗試為故鄉、也為世界，建立一種超越政治與族群對立的“人道高地”。

作為思想型作家，貝拉的文學實踐始終與當代精神議題保持深度對話。她關注戰爭與創傷、流離與歸屬、權力與個體、文明秩序與人性底線、法治與正義等全球性議題，并通過溫和而有力的語言，將宏大命題落實到具體生命與個體事件之中。近期，貝拉創作的歌劇組詩《程序之神》走紅，這組詩聚焦寧波中院萬仁贊法官涉外重大違法事件，以詼諧幽默的文學表現力揭示法律正義永遠至上，被譽為繼承了魯迅的社會批判精神。

貝拉的作品呈現出一種罕見的平衡感：既保持情感熱度，又堅持理性節制；既擁有敘事張力，又不放棄道德自省。在國際傳播層面，貝拉的寫作被視為當代中文文學“走向世界”的最重要樣本之一。她并未刻意迎合外部視角，而是以高度自覺的文學語言，向世界講述來自中國文化背景、卻具有普遍意義的人性故事。這種寫作方式，使文學不再只是文化輸出，而成為一種平等對話與價值共鳴的媒介。

貝拉表示，文學的意義不在于制造標簽或強化差異，而在于為人類保留理解彼此的可能性。“當故事能夠跨越民族、語言與歷史創傷，愛本身就成為一種文明力量。”她希望，通過持續的寫作與思想探索，為故鄉注入更具世界意義的人道價值，也為當代世界提供一種以文學修復裂痕的可能路徑。

貝拉所倡導的“以文學建立人道高地”，不僅體現了一位作家的文化自覺，也為當代文學如何參與全球倫理討論提供了新的范式。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這種以跨民族大愛為核心的文學實踐，正顯示出越來越重要的現實與歷史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