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二十年：一張報紙牽起家國情緣，王尚榮將軍與魚販父親的重逢

1949年10月，長江邊的小鎮調關，一個賣魚的老漢正在碼頭上吆喝生意。

區委干部拿著報紙跑過來，指著上面的名字說：老王，你兒子當大官了！青海軍區副司令員！

王光堯接過報紙，皺著眉頭看了半天——報紙上寫的是"王尚榮"，我兒子叫"王尚寅"，小名九斤，這能是一個人？

1949年10月中旬，調關鎮的早市剛散。五十多歲的王光堯收拾著魚攤，手上還沾著江水的腥味。鎮上的李喬突然跑過來，氣都沒喘勻，手里攥著一張報紙。

李喬是老熟人了。上世紀三十年代初，他被一個叫王尚寅的少年拉進了共青團。那孩子才十五六歲，瘦瘦小小的，卻已經在工人學徒里搞組織、做動員。1931年，賀龍的紅三軍路過石首，王尚寅跟著隊伍走了，一走就是十八年，再也沒回來。

報紙上寫著："青海軍區第一副司令員王尚榮，湖北石首人"。

李喬指著這行字，眼睛發亮："老王，你看看，會不會是你家那位？"

王光堯接過報紙，認認真真看了兩遍。他識字，早年也讀過幾年私塾，可科舉廢了，家里又沒門路，最后只能挑著魚擔混日子。看完報紙，他把紙遞回去，擺擺手："我兒子叫王尚寅，小名九斤。這上面寫的是王尚榮，哪能是同一個人？"

話雖然這么說，報紙卻沒立刻扔下，反而多看了兩眼。

李喬看出了端倪。他壓低聲音說："當年鬧革命，很多人都改了名，怕連累家人。你寫封信試試，問問也不吃虧。"

這話說到點子上了。那幾年誰在外面鬧革命，家里人都知道危險。

改名換姓，是為了讓敵人的報復追不到家門口。可是，一個離家二十年的兒子，忽然在報紙上變成軍區副司令員，這跨度也太大了。

王光堯沉默了。他草草收了攤，心不在焉地回了家。到了晚上，家里點著一盞昏黃的燈，他在破舊書箱里翻出紙筆，蹲在桌邊醞釀了很久。

紙上，他沒寫"尊敬的首長"，也沒寫"親愛的兒子"，而是寫了幾句很樸素的話："青海軍區王尚榮同志，湖北石首調關王光堯，給你寫信問一問。家有一子，于十六歲從軍，名王尚寅，小名九斤，未知生死。"

寫著寫著，筆尖頓了頓。本來想寫"若非其人，還望幫忙打聽"，停了一會，又改成"若是其人，回書一信，鄉父無任感激。" 那種既不敢認、又隱隱期待的心思，全憋在這十幾個字里。

第二天，王光堯親自挑著空擔，走到鎮上的政府機關，把信鄭重交給李喬："麻煩你，寄到青海軍區。"

這封從長江邊發出的家書，被裝進郵袋，踏上了通往西北高原的漫長路程。

1949年11月初，青海的風沙刮得人睜不開眼。青藏高原上白天日光刺眼，到了夜里卻冷得像刀子。青海雖然在9月就宣告解放，但馬步芳、馬繼援父子的殘部還在山地里打游擊，剿匪工作一刻也不能停。

王尚榮當時是青海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同時兼任西北野戰軍第1軍副軍長。剿匪行動鋪開的時候，他的案頭總是攤著各種地圖——從祁連山到湟水兩岸，各路股匪的活動路線、據點，一個個標在圖上。

就在這種忙得團團轉的節骨眼上，他收到了那封從湖北寄來的信。

信封不算新，紙角被一路顛簸磨得起了毛。警衛員遞過去的時候，隨口說了句："首長，是從湖北石首寄來的。"

"石首？"他脫口而出，手里的動作微微一頓。

拆開信封，前幾行字剛入眼，他的眼圈就猛地紅了。警衛員從未見過這個總是沉穩干練的首長有這種反應，忍不住在一旁小聲問了句："首長，是不是老家來信？"

王尚榮吸了口氣，強壓著情緒，把那一頁紙重新攤平，低聲說了句："是我爹。"

這個"王尚榮"，正是二十多年前從調關鎮出走的"王九斤"。他當年改名這件事，在紅軍部隊里一說而過，后來隨部隊輾轉南北，連他自己都漸漸習慣了這個名字。真正看到"調關""魚販""王光堯"幾個字，才一下把他從西北高原上，拉回到長江邊那個潮濕的小鎮。

1931年，賀龍率部經過石首，紅三軍隊伍里穿草鞋的戰士排成長龍從鎮邊走過，口號喊得山響。十六歲的王尚寅跟著隊伍走了，臨走前只跟父親說了一句："我要跟著賀總去打仗。"

這一走，就是二十多年。參加紅軍后，他很快就感受到了"真家伙"的殘酷。反"圍剿"作戰一場接著一場，部隊時走時打，今天在山里，明天過江。年輕人膽子大，他在連隊里沖鋒在前，多次立功，幾年下來，從一名普通戰士被提拔成了基層指揮員。

1934年，十九歲的王尚榮已經是龍山獨立團的參謀長。參謀長可不是虛職，要懂地形、會算兵力，還得掂量糧彈、考慮退路。十九歲的團參謀長，在當時的紅軍里，的確不多見。

1935年11月，他所在部隊改編并入紅一軍團，開始了漫長而艱苦的長征。多年以后，他曾說過一句很平實的話："長征把人從少年，熬到成年。"長征前，他靠的是一股年輕氣盛的勁頭，打仗不怕死。走過雪山草地，見過多少犧牲，挨過饑餓、受過凍之后，他才慢慢悟到，革命不是憑熱血沖一沖，而是要有戰略、有組織、有紀律。

抗戰爆發后，他被任命為八路軍120師358旅715團團長，隨部隊東渡黃河，開赴華北抗日前線。那一年，他剛滿二十二歲。賀龍后來談起他的時候，有過這么一句評價："王尚榮，打仗既敢打，又有數。"

1939年前后，120師擴編，新組建一個獨立旅，賀龍幾乎沒猶豫就把這個擔子交給了他。抗戰勝利后，又緊接著投入解放戰爭，他在西北一路轉戰，帶兵從陜甘寧到河西走廊，再到青海，職位也一路升到軍副軍長、青海軍區第一副司令員。

從16歲出走，到接到父親來信，剛好將近二十年。中間沒寫過一封家書。

不是不想，而是沒法。那些年，部隊在敵后游擊，環境惡劣，很多人連自己下個月在哪都不知道，更別說給家里留地址。再加上他早就用上了"王尚榮"這個名字，故鄉那頭自然無從找起。

青海軍區的工作一刻不能停，他的回信，只能在夜里擠時間寫。信里，他把名字一事交代得很干脆：當年離家參加紅軍后，為了不牽連父親和弟弟，按組織要求改名為"尚榮"，既避開舊名，又保留一點記憶。

最后，他寫下幾句最重要的——自己平安無恙，現在正在青海執行剿匪任務，暫時不能回鄉。等青海局勢穩定，一定回調關拜見鄉親父老，也回家認門。

這封回信，從西寧寄出，沿著鐵路和公路輾轉，終于在半個多月后，回到了長江邊的調關鎮。

那天，郵差剛叫了一聲"王光堯，有你家信"，他幾乎是一步跨出門去，接信時手都有些抖。

拆開信封這么一瞬，他甚至不敢看落款，而是先從中間看起。看到"參加紅軍""紅三軍""120師"這些陌生又熟悉的名詞，再看到那句"兒尚在，勿念"，整個人像是被抽空了力氣，癱坐在板凳上，捂著臉，忍不住放聲大哭。

站在一旁的小兒子王尚桂，被這一幕嚇了一跳，趕緊上前扶住父親。

王光堯把信塞到他手里，只擠出兩個字："是他。"

王尚桂小心翼翼展開信紙，念到"改名尚榮""軍務繁忙""暫不能歸"，才算徹底反應過來。原來，那個在傳說中"早就不知生死"的大哥，竟然還活著，而且成了"大官"。

可是，得知活著，和能見上一面，終究是兩件事情。

家里冷靜下來之后，心里反而越發不安分。過了幾天，王光堯終于有了一個大膽的念頭：與其在家干等，不如親自去趟青海。

這個決定，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那時交通條件有限，從湖北到青海，對一個年過半百又長年挑擔的老漢來說，絕不是輕松的事。可他似乎已經不打算再猶豫，三天時間，挑出家里舍得拿出的土特產——曬干的咸魚、咸肉，再加上一些自家種的干貨，一一包好，招呼女婿一同上路。

"路遠不遠？"女婿有點擔心。

王光堯只是擺擺手："再遠，也得去。"

從調關到西寧，要走的路形形色色。先搭船過江，再上陸路，能坐車就坐車，沒車的地方就用腳走。一路上，他們跟著解放軍的運輸車走過一段，又在小站擠過幾趟車，難走的地段，干脆背著行李徒步。

一個多月的奔波，對習慣了江邊潮濕氣候的他們來說，青海的冷風格外難熬。到了1949年12月中旬，兩人終于到達青海軍區駐地所在的西寧，敲開了軍區大門。

門崗的戰士看著這位衣著樸素、背著舊包袱的老人，有點摸不著頭腦。聽他說是找"王尚榮副司令員"，還特意問了一句："是親戚？""他是我兒。"老人的話說得不響，卻特別篤定。

崗哨士兵不敢怠慢，趕緊通報。軍區接待人員核對了姓名、籍貫，再看了看老人帶來的那封家書，基本可以確定，這不是冒認。于是安排他們暫時住進軍區招待所，等副司令員從前線回來。

偏偏這幾天，王尚榮正在下面部隊檢查部署，研究如何圍殲殘余馬家軍。等到第二天下午，他一接到軍區電話，說"湖北來人，自稱是你父親"，人還沒下馬，心已經提到了嗓子眼。

從營地趕回西寧，他一路上幾乎都是沉著臉的，沒人知道他在想什么。直到推開招待所的門，看到屋里那個略顯瘦小卻依稀熟悉的身影，他才一下愣住。

"爹……"

這一聲喊，拖了足足二十多年。

屋子里安靜了幾秒，兩人對望著，仿佛都在彼此臉上尋找當年的影子。過了片刻，王光堯才緩慢站起來，伸出有些粗糙的手："你……真是九斤？"

王尚榮快步上前，一把握住父親的手，把它緊緊包在掌心："是九斤，也是尚榮。"

這一句話，把過去和現在接上了。

可惜的是，這次相見只有短短半小時。青海軍區的工作不能耽誤，王尚榮剛和父親說上幾句話，就得再次離開西寧，去前線部署剿匪行動。父親看透了這一點，沒有多挽留，反而主動提出要盡快回湖北："我來看你，就是想知道你還活著。人見到了，心里就踏實了。"

臨走那一刻，王光堯跟陪同的戰士說了句："你們首長，打仗要緊，別讓他為我分心。"他說這話的時候，背挺得很直。

等到接到父親已經離開的消息，王尚榮在辦公室里站了十多分鐘，沒有說話。

1950年12月，王尚榮終于等到了回鄉的機會。青海的剿匪工作告一段落后，他受命進京，向中央匯報青海的剿匪情況。工作完成后，在賀龍的關心安排下，他才得了一個短暫的時間，可以回湖北。

賀龍跟他說："你先回趟石首，把心里這塊石頭挪開，再去上課。"那時，王尚榮即將進入軍事學院高級系學習。

那時，他距離離開家鄉，已經超過二十個年頭。

回到調關鎮時，鎮子已經和他記憶中的樣子大不相同。

原先破敗的街道補了新磚，原本陰沉沉的碼頭，掛上了新的牌子。街上走著穿灰軍裝的干部，也走著挑擔的小販，吆喝聲、說笑聲交織在一起。

12月初，王尚榮帶著妻女、警衛回到調關，碼頭上鑼鼓爆竹響成一片，鄉親們高呼"小九斤回來了"。有個細節挺耐人尋味。當年他離開時，還是個要仰頭看父親的少年。再回來時，已經是身經百戰的將領，肩上扛著責任和軍功。可在家門口，推開那道舊木門，喊出的還是同一個稱呼："爹，我回來了。"

王光堯這一次不用再懷疑，也不用再對著報紙猜測，只需抬頭一看，就能認出，這是他當年常常擔心被抓走、夜里睡不著覺的那個兒子。

回鄉期間，王尚榮在家停留了五天。

他重走少年時賣魚的小道，和父親聊起當年的往事。臨別時，他只帶走了一小袋家鄉土，說要帶到北京去。

可惜的是，這次相聚也成了父子倆最后一次長時間的相處。

1958年，王光堯病逝。王尚榮當時正在西藏前線指揮，無法回鄉奔喪，只能托弟弟辦理喪事并寄回150元喪葬費。次年戰事平息后，王尚榮返鄉為父掃墓，痛哭"爹，兒來遲了"。

1955年，王尚榮被授予中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1954年12月至1966年8月，他擔任總參謀部作戰部代部長、部長。1974年11月至1985年3月，擔任副總參謀長。2000年4月1日，王尚榮在北京逝世，享年85歲。

這段父子相認的經歷，放在那個時代的大背景里，并不算"轟轟烈烈"。

很多參加革命的同志，甚至連一個回家的機會都沒有，直接倒在了異鄉。一些家庭，直到新中國成立很多年以后，還弄不清親人的確切犧牲地點。

從這個角度看，王家父子能有報紙上的一眼認人，有兩封書信往來，還有一次在青海的相聚，已經不能算是最不幸的結局。

有意思的是，這件事后來在調關鎮口口相傳時，人們最常提起的，既不是"副司令員多大官"，也不是"打了多少仗"，而是那位挑擔的老魚販，背著咸魚咸肉，走了一個多月去青海找兒子的那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