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部下去世后，鐘期光囑咐他的妻兒：以后你們有什么事盡管來找我

1963年9月的南京，入秋的風已經帶著幾分涼意。那天傍晚，南京軍區醫院門口突然聚起一小群人，大家都沉著臉，不多言語，只是低頭抽煙。走廊里傳出的消息很簡單：南京軍區后勤部政委喬信明，因病搶救無效去世，年僅五十四歲。很多認識他的人一時都沒反過神來，這位跟著革命隊伍走過生死關口的老將，就這樣匆匆地走完了一生。

有意思的是，人群里很快就有人提起一個名字——鐘期光。喬信明病重時，他一直放心不下的，除了組織上的安排，就是這個曾經在新四軍時期與他生死與共的老領導、老朋友。之后在悼念會上，鐘期光對喬信明的遺孀于玲和幾個孩子，說了那句后來被很多人記住的話：“以后你們有什么事，盡管來找我。”話不多，卻壓得住場，也聽得出真情。

這一句承諾，并不是臨時起意的安慰，而是他幾十年為人處世的一貫方式。要弄明白這一點，還得把時間往前撥回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從他最早做地方工作時說起。

一、從“窮縣小干部”到“媽媽主任”

1929年秋天，江西銅鼓縣。這個地處湘鄂贛交界的小地方，當時窮得出了名。山多地瘦，老百姓靠天吃飯，連年遭受地主武裝和反動民團的騷擾，很多人實在活不下去，只能背井離鄉另謀活路。街上人煙稀少，連集市都冷冷清清。

按當時的條件，要在這種地方做群眾工作，說句不夸張的話，比打幾場硬仗還難。老百姓一聽說又來了“新官”，心里頭第一反應不是期待，而是警惕：你是不是又來折騰的？再說，這人還是外地口音，說話都不順溜，能靠得住嗎？

更棘手的是，地方上地主民團武裝時不時就殺回來一陣，搶糧、抓人、敲詐勒索，打完就走。鐘期光手邊連一支成建制的武裝隊伍都沒有，對敵人也只能防守，談不上主動出擊。唯一值得慶幸的，是敵人嫌銅鼓太窮，不愿久留，打一陣就撤，這才給他留下了難得的喘息和做工作的空檔。

在這種局面下，要是光靠喊口號、貼標語，老百姓不可能真心跟著走。鐘期光心里很清楚，必須得讓人看到實實在在的變化。于是，他一到銅鼓，就組織縣蘇維埃政府著力抓兩件事：先穩住人心，再恢復生產。

所謂穩住人心，不是把人叫到一起聽報告，而是挨家挨戶去做工作。哪些人外出逃荒，哪些人家中有人被民團抓走，誰的地被霸占，誰家斷糧了，政府能不能幫得上一把，他都一條條記在本子上。對這些沒人管、沒人問的苦人來說，這種細致的關照，有時候比一袋糧更能讓人覺出變化。

在緩和緊張情緒的同時，他又盯上了銅鼓的自然條件。這個地方雖然窮，但山多林密，有茶山，也有獵場。鐘期光就帶著縣蘇維埃政府，組織群眾整修茶園，恢復種茶的傳統，再想辦法把茶葉運出去換糧食和生活用品；還鼓勵大家成隊進山打獵，改善吃食。日子稍微有點起色后，老百姓對蘇維埃政府的態度，慢慢從冷眼旁觀變成主動參與。

更有意思的是，他并沒有滿足于讓人“吃飽肚子”這么一點。生活一好轉，他就抓緊宣傳，讓大家搞清楚一件事：誰是真正幫自己的人，誰是榨干自己最后一口氣的人。當地人慢慢明白，共產黨帶來的蘇維埃政府，是在和他們一條戰壕里，地主、豪紳、民團，才是把他們逼上絕路的根源。

這種做法，說高明倒也不必，他自己后來總結起來就一句話：想群眾所想，急群眾所急。聽上去樸實，做起來卻要下真功夫。從銅鼓開始，他一點點積累起這一套“接地氣”的群眾工作經驗。上級領導看在眼里，也很快發現，這個年輕人做群眾工作有一股韌勁，能在最不好做的地方，把人心一點點穩住。

到了1934年，中央蘇區形勢驟變，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根據地大面積失守，主力部隊被迫長征。留在南方的部分紅軍和地方武裝，只能轉入極其艱苦的游擊戰爭。鐘期光也從地方干部，逐漸轉到軍隊系統工作，開始了長達三年的游擊歲月。

環境變了，人從村莊轉到山林，從縣城辦公室轉到游擊隊隊伍，但他做人的那套邏輯卻沒變：在地方上是想著群眾的難處，到了部隊里，就變成琢磨官兵的冷暖。也正因為如此，他后來在軍隊體系里，逐步成長為一名在政工戰線上頗有影響的干部，被戰士們親切地喊作“媽媽主任”。

二、戰火中的“寬厚脾氣”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全國抗戰拉開帷幕。南方紅軍游擊隊按黨中央部署，改編為新四軍。原先散在各地堅持斗爭的部隊，被重新整合到統一建制之下。鐘期光調入新四軍，出任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一團政治處主任，后來又在更大范圍內主持政治工作，直接協助陳毅、粟裕等軍事主官抓部隊建設。

相比沖鋒在前的軍事干部，政工干部往往不那么引人注目。但是，哪支部隊能打硬仗，干部戰士有沒有凝聚力，很多時候就看政治工作能不能做到位。鐘期光的特點在于，他講政治方向不含糊，同時又能把思想工作和官兵的日常生活牢牢綁到一起，不空喊口號。

1944年春天，蘇中某部隊正在深入開展整風運動。就在這個節骨眼上，軍區下轄的一個縱隊里，發生了一件看似不大、卻極敏感的事情——三連的司務長王新民，因為貪污公款數十元，被人查了出來。

按說，在當時物資極度緊張的戰時環境里，貪污一分錢都不光彩，更別說數十元這種數字。縱隊領導一合計：這人當過偽軍，思想歷史本來就有問題，現在又在整風期間犯事，為了殺一儆百，必須嚴懲。當時會上有人提議，干脆判處死刑，用來穩定軍心。

從紀律角度看，王新民的行為確實嚴重，這誰也不替他開脫。但問題在于，數十元錢的貪污行為，夠不夠上“一刀切”的標準？如果一犯錯就動用最重的懲罰，會不會把人逼到絕路？縱隊把處理意見層層上報，送到了軍區政治部。

到了部隊，他顧不上休息，先把縱隊黨委成員召集起來開會。他的態度很明確：“貪污幾十元錢，問題不輕，但要殺頭，就太重了。整風是為了純潔隊伍，提高覺悟，可不能借這個名義亂開殺戒。人二十多歲，前頭路還長，只要給他機會，他未必不能改過來。”

他又說，“人的轉變，有快有慢，有的人一下子想明白，有的人需要時間。革命隊伍，多留一個人，就多一份力量。”這番話，說理不繞圈子，也沒有半句客套，把道德、政策、組織需要都講到了點子上。

縱隊領導聽完，心里多少也有些觸動。經過反復討論，大家最后一致同意，把原來擬定的死刑改為記大過處分，同時在隊伍內部通報批評。這等于是把人從鬼門關口拉了回來。

這一處理結果，對王新民本人產生了很大的沖擊。他后來回憶起這件事時，一再說自己“走到邊緣了”。處分下來后，他在部隊里反而更加積極，工作上爭先創優，很快成了連隊里的先進典型。1945年底兗州戰役中，他帶頭沖鋒，冒著槍林彈雨搶占陣地，立下戰功。戰后因傷殘復員回到江蘇如東縣老家，在地方生活中也時常以革命軍人自勉，多次被評為模范退伍軍人。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鐘期光對紀律問題一點不含糊，卻又不贊成簡單粗暴地“以殺立威”。他看重的是人將來能不能用得上，而不是只圖一時痛快。

類似的事，在解放戰爭時期也出現過一回，而且更加生動。

1947年3月，萊蕪戰役剛打完，華東野戰軍大獲全勝，部隊在齊魯大地連續轉戰。戰斗一結束，各縱隊紛紛轉移傷員，醫院、后方站一下子擠滿了擔架。就在這當口，時任華野政治部副主任的鐘期光，乘車趕往野司參加緊急會議。

車剛行駛不久，就被一群傷員攔下。抬擔架的戰士情緒激動，都希望把車讓出來，先把重傷員送往后方救治。從人之常情看，這種要求也不算過分。鐘期光考慮到會議緊急，便耐心解釋：“我得先趕去野司開會，等車子回來，再接你們去醫院。”

話說得不算硬，但在當時緊張的情緒下，有人還是聽不進去。一名負傷排長突然沖上前，一把抓住他的衣領，口氣很沖：“老子在前線流血，你們在后面坐車子，算什么？”

因為用力過猛，他衣領上的扣子當場被扯斷。旁邊的戰士一看，馬上圍攏過來，這下場面就有些亂了。后來調查時，發現這個排長是華野六縱的戰斗骨干之一，原來是被抓去當蔣軍的壯丁，后來在戰斗中被俘，參加解放軍。漣水保衛戰時，他帶頭沖擊陣地，寧可負傷也不退后一步，才被提拔為排長。

消息傳到六縱司令部，司令員王必成火氣大，認為這是嚴重頂撞上級，簡直有點“造反”的味道，一度主張嚴厲處理。六縱政委江渭清趕緊出來勸，說明這個排長的身世和戰功，建議先送到華野政治部，聽取上級意見。

被押送到鐘期光那里的時候，這個排長已經嚇得不輕，在政治部門口跪地請罪，臉上帶著血跡和淚痕，話都說不利索。按慣常程序，少不了一頓嚴厲批評甚至紀律處分，可事情的轉折，恰恰發生在這時。

鐘期光沒有順勢擺架子，而是先把人扶起來，吩咐警衛員給他解開繩子，然后平靜地說：“知道錯了就好，這點事，不必大驚小怪。記住教訓，以后多注意修養。”說完，又專門安排人帶他去洗澡、吃飯，臨走前還打電話給六縱領導：“這個排長錯誤認識得很清楚，不必再動他的職務。”

這種寬厚，不是縱容紀律，而是顧全大局。戰火連天的年代，一名敢打敢沖的基層干部來之不易，如果只是因為一時情緒失控就把人整垮，既不劃算，也有損隊伍士氣。不得不說，這種“舍得用人”的氣度，不過于苛責，有時候比一百次訓話更能贏得官兵的心。

有意思的是，正因為他這種不急不躁、能為別人考慮的作風，戰士們慢慢給他起了個帶有感情色彩的綽號——“媽媽主任”。這個稱呼，看上去有點“軟”，可在槍林彈雨里能獲得這樣的評價，背后其實是沉甸甸的信任。

三、生死之交，一諾多年

新四軍在江南、蘇北堅持敵后抗戰期間，戰場形勢復雜，敵偽力量、地方武裝、民眾情緒，多股力量交織在一起，領導干部之間，需要極強的信任和默契。就在這樣的環境里，鐘期光與喬信明，結下了一段頗為深厚的友誼。

喬信明是湖北大冶人，早年參加革命時走的路很艱苦。他曾跟隨方志敏參加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1935年前后，由于形勢險惡，先遣隊在浙皖贛一帶接連遭受重創，方志敏被捕犧牲，許多干部戰士不是犧牲，就是落入敵手。喬信明就是在那時被捕入獄的。

在獄中，他受盡酷刑，多次被誘降威逼，但一直沒有動搖。方志敏犧牲后，他被判處無期徒刑。長年累月的折磨，使他的身體受到嚴重損傷，為后來的疾病埋下了隱患。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在各方努力營救下，喬信明獲釋，被安排到新四軍工作。組織上看重他的斗爭經歷和軍事能力，把他放到了前線指揮崗位上。可惜的是，舊傷如影隨形。1940年黃橋戰役打得很激烈，部隊浴血奮戰，他也咬著牙堅持在前線。然而戰役結束不久，他的身體便徹底垮了，逐漸出現癱瘓癥狀，只能撤到后方養病。

那時候，新四軍江南指揮部和蘇北指揮部剛剛建立，干部緊缺，每個人都在高負荷運轉。鐘期光在這里擔任政治部副主任，已經很忙，但一聽說喬信明病情嚴重，心里總是惦記。他知道，像喬信明這種從“方志敏隊伍”走出來的老同志，心氣高，卻極不愿給組織添麻煩，多半會在生活上“能省就省”。

有一次，他得知喬信明要被安排到華中局黨校，一邊養病，一邊參加學習。黨校剛成立，條件相當艱苦，生活保障遠比不上前方主力部隊。鐘期光想了一下，把自己積攢下來的津貼拿出來，準備送給喬信明，以備不時之需。

喬信明一看，趕緊擺手：“鐘主任，你的日子也緊，你有很多地方要用錢，我不能收。”

鐘期光卻不容分說，語氣半是認真半是命令：“黨校條件有限，你身子骨又不好，手上有點錢，心里也踏實些，這是組織上的關照，你就收下。”在軍隊里講的是原則，但在具體處事上，他總會摻雜一點這種“帶著人情味”的堅持。

此后幾年里，他癱瘓在后方，無法再上前線指揮，只能在能量范圍內做些后勤和輔助工作。鐘期光經常托人捎帶營養品、慰問物資去看望他。不要小看那一點點營養品，在物資緊張的戰爭年代，能為一個癱瘓在床的老戰友多弄一點東西，往往要花費不少心思。

時間來到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戰結束，局勢發生巨大變化。新四軍和八路軍主力，按照中央部署，開始進行戰略轉移和整編。喬信明在組織安排下，被轉送至蘇中一帶繼續養病。那時局勢復雜，國共關系又起波折，敵對勢力仍在伺機破壞，后方安全也不能掉以輕心。

為了確保他的安全和生活條件，鐘期光特意囑咐當地負責同志，幫忙照顧好這位老革命。更細致的一點是，他讓人把原本準備留給自己住的新房，讓給喬信明夫婦。那是一間相對結實、通風較好的房子，背后靠著一條小河，河邊還有一只隨時待命的小船，一旦有人來襲擾，可以最快速度轉移。

喬信明剛搬過去時，還以為是組織上的統一安排，心里惴惴不安，擔心是不是占了別人便宜，特意向陪同的同志打聽幾遍。等弄清楚這是鐘期光主動“讓房”的結果，他沉默了很久，只說了一句：“這個人，夠意思。”

抗戰勝利后，隨著形勢發展，喬信明的身體雖經治療，仍舊殘留后遺癥，但慢慢能勉強站立行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他被安排到上海繼續治療調養，體力稍恢復，便又主動要求參加工作。后來，他出任南京軍區后勤部政委，1955年授銜時，被定為少將軍銜。這一切，看上去是“重返崗位”，實則是身體硬扛出來的，長期的病痛折磨從未真正遠離。

四十年代獄中的酷刑，戰時的超負荷工作，再加上新中國成立后承擔的繁重職責，這三重壓力疊加下來，對一個本就體弱多病的人來說，終究是難以承受。1963年9月4日，他在南京病逝，終年五十四歲。這個年紀，在軍隊干部隊伍中，正是可以發揮更大作用的階段，生命被硬生生截斷，對整個家庭來說，確實是一記重擊。

噩耗傳到北京后，鐘期光久久沒說話。喬信明曾經在最艱苦、最黑暗的日子里咬牙撐過來，好不容易從囚牢中走向光明，又在新中國的軍隊體系中扛起自己的那一份責任，結果卻沒能活到安享天年的那一天，這不能不讓人覺得惋惜。

不久之后，他專程與喬信明的遺孀于玲和幾個孩子見面，態度很鄭重：“老喬走了，你們就當多了一個親戚。以后家里有什么事，不要瞞著，直接來找我。”這番話，不是客套，也不是短期的“慰問語”，而是表示要為這個因革命而支離破碎的家庭兜底。

四、一句“盡管來找我”的份量

喬信明去世后，他的大兒子喬曉陽面臨一個現實問題：組織上選派他作為保送出國留學的對象，去學習急需的專業知識。按程序，他先要在北京接受一段時間的集中培訓。對出身普通軍人家庭的年輕人來說，這是難得的機會，也是沉甸甸的責任。

不過，機會背后還有個不太好解決的實際問題——在北京的吃住。那時候條件有限，出門在外，住宿、伙食、路費都是負擔。于玲知道兒子能夠被選中，既欣慰又擔心，心想“千萬別連累別人”，就琢磨著自己想辦法解決。

事情傳到鐘期光耳朵里，他沒有等對方開口，就先把人叫到自己家里來住。他的態度很干脆：“你們在外面不好安排，就住我家。”于玲起初有些不自在，覺得這樣會打擾別人，再三推辭。鐘期光這回又用了當年給喬信明塞津貼時的那股子“執拗勁”，明確表態：“今后你們就住這里。”

了解他家庭情況的人都清楚，他對自己向來要求很嚴，家里生活習慣極為簡樸，平時吃飯以饅頭、咸菜為主，很少講究。可于玲母子住進來后，家里的伙食標準悄悄提高了不少，有湯有菜，也盡量做些營養搭配，盡可能讓這對失去家庭頂梁柱的母子過得踏實一點。

他的孩子事后回憶時，也半開玩笑地說過一句：“跟著你們，我們算是享福了。”話雖輕松，卻點中了關鍵：有些關照，看上去是向外人傾斜，其實是對一位老戰友、一位犧牲健康和壽命的將軍的一種延續性的補償。

可以注意到一個細節：不論是在戰時，還是在和平年代，鐘期光對喬信明一家，一直保持的是一種長久而穩定的關懷。不是一時興起幫一把，而是不間斷地惦記。不管是當年在蘇中讓出自己的新屋，還是新中國成立后在北京敞開家門，前后貫穿的，都是同樣的邏輯——戰友的家庭，也是自己應當照看的對象。

從更寬的角度看，這種態度并非偶然。在軍隊里，尤其是在那些經歷過血與火考驗的部隊，官兵之間的關系往往不止是上下級那么簡單。很多人是從生死線上結成的友誼，互相之間，有一種“托付后事”的信任。誰先倒下，誰就把自己的家人托付給活著的那一方，這種托付有時候一句話就定了下來。

“以后你們有什么事，盡管來找我。”這不是一段客氣的“悼詞”，而是在戰爭年代形成、在和平時期得以兌現的一種承諾。對喬家來說，這句話的意義，不只是生活上的幫忙，更是一種精神上的支撐——家里還有人可以依靠，背后還有組織，還有老領導在撐著。

很多年后，人們總結鐘期光的工作經驗時，經常提起他在部隊政治工作上的創造性做法，提他如何重視思想教育，如何善于團結干部，如何在復雜環境下調動積極性。這些都是事實，也值得研究。但有一點不太被提起，卻同樣重要——他對人的那份真誠和持久，是讓這套“政治工作經驗”真正落地的關鍵。

如果只會講道理，卻不會為別人想一想日常的冷暖，很多話聽起來再漂亮，也會落空。鐘期光身上，之所以給人一種“實心實意”的印象，就在于他在一個個具體的場景里，用行動把態度表達得清清楚楚：對百姓，是想著如何讓大家把日子過下去；對戰士，是舍得為他們爭取寬嚴相濟的處理；對老戰友和部下的家庭，則是把他們當成親人一樣對待。

正是在這種長期形成的信任基礎上，“媽媽主任”這個稱呼才顯得有分量。它不僅是對一個政工干部的評價，更是對那一代革命者做人風格的一種注腳：講原則，也講情義；守紀律，也懂得寬厚；不輕易許諾，但說出口的承諾，就盡可能做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