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窮中將若不被俘進戰犯管理所，誰能活到1959年？

1975年那會兒，特赦令終于遞到了黃維手里。

這位曾經不可一世的中將，此時已是滿頭銀絲，捧著那張紙，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掉。

大伙都覺得，他這是為了能走出高墻、跟家里人團圓而激動。

這話沒錯，可你要是細讀過他那本《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就會發現，這位國民黨高級將領心里頭，其實還盤算著另外一筆賬。

這筆賬既關乎能不能活命，也關乎兜里有沒有錢。

他在回憶錄里撂了句大實話：要是當初沒被抓，還留在舊軍隊里混，一旦身子骨垮了，只能卷鋪蓋回家。

那時候，哪怕把他黃某人的家底全當了，恐怕也湊不齊這十年的醫藥費。

這話乍一聽挺喪氣——好歹是個兵團司令，正兒八經的中將，怎么可能連看病錢都掏不出？

可偏偏這就是事實。

要是咱們把賬本攤開，把功德林里這幾位爺的錢包和身體狀況挨個翻一遍，你會得出一個讓人驚掉下巴的結論：

對于黃維、杜聿明這些著名的“窮將軍”來說，當俘虜，反倒是他們能活到1959年或者1975年的唯一出路。

要是不進功德林，他們哪怕沒死在戰場上，也早就在街頭病餓而死了。

這話一點水分都沒有，全是拿數據算出來的。

先說黃維算的這筆賬。

黃維在國民黨圈子里有個響當當的綽號叫“書呆子”。

這名號兩層意思：一是打仗不知變通，二是當官不懂“撈錢”。

1948年淮海戰場上被俘之前，他的身子骨其實已經爛透了。

按他自己的說法，身上光結核病就有五六種。

那時候，肺結核可是個“吞金獸”，能治，但得拿錢堆。

唯一的救命藥叫鏈霉素，全得靠進口。

在功德林里，黃維過的是啥日子呢？

那是真拿藥水當水喝。

每隔四個鐘頭就得扎一針青霉素或者鏈霉素。

他自己都記不清挨了多少下，反正肯定超過三百針。

除了藥，每天還得給他灌牛奶、吃雞蛋和豬肉。

哪怕是那三年最困難的時候，別人的口糧減了，他杯子里的牛奶也沒斷過。

這得花多少錢？

要是把這三百多針進口藥，再加上十幾年的特供小灶折算成金條，那絕對是個嚇死人的數字。

那么問題來了，如果不坐牢，黃維自己掏得起這筆錢嗎？

門兒都沒有。

國民黨軍隊里有條沒寫在紙上的規矩：你在位子上能干活，那是爺，有油水撈；可一旦生病干不動了，或者像后來敗退去臺灣沒了兵權，那立馬就是從天上摔到泥地里。

黃維這人“不開竅”，平時迎來送往的花銷不小，又不像同僚那樣會喝兵血、做買賣，手里根本沒存下幾個子兒。

要是他拖著那個滿是窟窿的病體跑到臺灣，既沒兵權又沒家底，除了在貧病交加中等死，沒別的路可走。

你要是不信，咱們再看看另一位名氣更大的“窮司令”——杜聿明。

這位徐州“剿總”的副司令，蔣介石手里的救火隊員，名頭夠響亮了吧？

可他的家底，薄得讓人不敢信。

遼沈戰役那時候，杜聿明的病就已經重得坐不住椅子了。

后來人被扣下，老婆孩子去了臺灣。

根據《宋美齡傳》里的說法，那邊給杜聿明家屬的“優待”是：每個月一百斤大米，兩千塊臺幣。

一百斤米看著挺多，可杜家上上下下七張嘴等著吃飯。

半大小子吃窮老子，這點米分到每個人頭上，大人基本只能喝米湯。

至于那點錢，更是個笑話。

從1937年到1949年，國統區的物價翻了36萬億倍。

沒錯，就是萬億。

這就意味著，年初這錢還能買頭牛，到了年底，連盒火柴都買不起了。

杜聿明的大兒子杜致仁，后來在美國哈佛念書，眼看就要畢業了，家里實在湊不出最后那一年的學費。

申請助學貸款吧，銀行一看沒有任何抵押，直接拒了。

結果呢？

這孩子硬是被逼得在宿舍里自我了斷。

連親兒子都因為幾千塊學費被逼上了絕路，要是杜聿明本人拖著那嚴重的腎結核回到蔣介石身邊，下場能好到哪去？

還有個細節特別諷刺，是關于蔣介石的“賞錢”。

當年蔣介石給杜聿明的老母親送過壽禮。

據說老蔣批的是十萬塊（好像是銀元），可這錢經過層層扒皮，又或者是被人掉了包，等到了杜聿明夫人曹秀清手里，已經變成了金圓券，而且數額縮水到了三千。

不管是十萬還是三千，在那個金圓券擦屁股都嫌硬的年代，這點錢連幾瓶進口救命藥都買不回來。

后來沈醉在回憶錄里也提過，杜聿明在功德林里也是結核病發作，差點沒命，全靠管理所派專人去香港、澳門把鏈霉素買回來，才把他從鬼門關拉回來。

這筆巨額藥費，老蔣舍得掏嗎？

看看他兒子因為缺學費自殺的結局，答案早就擺在那了。

如果說黃維和杜聿明是屬于“因病致貧”的預備役，那接下來這兩位，就是已經掉進窮坑里的活標本。

一個叫湯堯，那是陸軍副總司令；一個叫曾擴情，四川省黨部的一把手。

這哥倆在功德林里有個招牌動作：撿煙屁股。

戰犯管理所不沒收私人物品，家里人也能寄錢進來。

那些家里底子厚的，還能買點零食香煙解饞。

可湯堯和那個叫董益三的少將，窮得叮當響，顯然早就被親戚朋友“忘”干凈了，只能跟在“同學”屁股后面撿剩下的煙頭過癮。

湯堯的身子骨那是差到了極點，滿身貼著膏藥，走路都得讓人架著。

他是把老蔣在西南最后一點老本賠光了才被抓的。

按照老蔣對待敗軍之將的慣例，這種非嫡系的將領要是跑回去，別指望治病了，不被拉出去槍斃就算祖墳冒青煙。

曾擴情混得更慘。

堂堂黃埔一期，曾經的“天子門生”，后來被老蔣一腳踢出了核心圈子。

在當俘虜之前，這位中將就已經活不下去了。

沈醉的書里記了這么一筆：曾擴情當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的時候，那個清水衙門連工資都發不出來。

他厚著臉皮去找省主席王陵基借錢，結果人家一毛不拔。

實在沒轍，曾擴情把省黨部的一輛破汽車賣了，換了點錢勉強撐了一兩個月。

錢花光了，他就開始到處蹭飯。

混到最后，這位中將竟然“傍”上了一位開照相館的女老板，賴在人家照相館樓上，靠人家賞口飯吃。

解放軍抓他的時候，曾擴情正躲在廟里裝和尚，嘴里還振振有詞：“我都出家了，你們還抓我干啥？”

這哪里是看破紅塵，分明是走投無路，混不下去了。

這四個人的遭遇，其實把一個極其殘酷的組織真相給扒了個底朝天。

在那個舊軍隊的體系里，軍官就是個消耗品。

能打仗、有利用價值的時候，你是座上賓，有大把的銀子花；一旦生病、打輸了或者被裁員，你立馬就是個棄子。

早在1947年，南京就出過那場著名的“哭陵鬧劇”。

好幾百個被“編余”（也就是裁員）的少將、中將，因為沒了軍職，又啥手藝都不會，活活餓得沒法子，跑到中山陵對著孫中山的像哭訴。

帶頭的還是個黃埔一期的中將，叫黃鶴。

這一幕發生的時候，國民黨政權還沒倒臺呢。

試想一下，如果黃維、杜聿明、湯堯、曾擴情這些人沒被俘虜，而是拖著病體回到了南京或者去了臺灣，他們的下場能比那個黃鶴好多少？

反觀在功德林，黃維扎了三百針救命藥，杜聿明把脊椎和結核都治利索了，曾擴情也不用再靠賣破車換飯吃。

1959年，第一批特赦名單下來。

杜聿明、王耀武、曾擴情、宋希濂這十個人昂著頭走出了功德林。

到了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黃維也出去了。

他后來還當了全國政協常委，拿著副部級的工資，晚年日子過得那是相當安穩。

回過頭來看，這場牢獄生活，對于這幾位“窮中將”來說，居然成了最靠譜的公費醫療和養老保險。

歷史這玩意兒，有時候就是這么黑色幽默。

當他們在那張特赦書上簽字畫押的時候，心里那筆賬，估計是徹底算明白了：

那個他們曾經死心塌地效忠的舊世界，只會把他們榨干油水后扔進垃圾堆；而這個曾經被他們當成死敵的新世界，卻給了他們做人的尊嚴和最后的歸宿。

信息來源：

《紅旗》雜志1983年第8期（關于物價上漲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