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 | 印政府清剿印共毛派，為何從一開始就注定失敗？

本文共3830字

閱讀預計10分鐘

作者|普拉文·斯瓦米（Praveen Swami ）

編譯|林熙泇

編譯審核|劉星君

本期編輯|宋可馨

本期審核|朱依林 陳玨可

編者按

兩百盧比、一張床單、一塊纏腰布，成為印度政府平定“毛派”武裝分子的寥寥注腳，凸顯了背后難以化解的社會矛盾與治理困境。追根溯源，“毛派”的興起不是單純的武裝pan亂，而是原住民與底層民眾對壓迫的反抗。印度獨立前，尼扎姆統治時期的暴政、地主階層的巧取豪奪、宗教矛盾的推波助瀾，讓底層民眾陷入生存絕境，也是讓“毛派”勢力生根的沃土。印度獨立后，舊的壓迫體系雖被推翻，卻演變成腐敗官員、高利貸者與利益集團的斂財工具，原住民的生存境遇并未根本改善。工業與采礦項目的推進，更是讓資源紅利被少數人攫取，底層民眾被進一步邊緣化，這為“毛派”勢力的存續提供了溫床。當前，印政府的清剿行動雖取得表面成效，卻始終未能觸及問題核心，若印政府“勝利”之后，仍放任治理缺位、貧富鴻溝、社會不公等問題存在，那么一切終究只是黑暗之下的虛妄，難以迎來真正的社會穩定。南亞研究通訊編譯此文，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圖源：《印刷報》

高圖（Gouthu Latchanna）在村民公審大會上向村民們控訴道，警方曾在某個冬夜收買他，要求為其帶路至“毛派”在庫馬里昆塔（Kummarikunta）附近的一處藏身地。高圖表示，被捕的6名“毛派”成員被押解了一小段路便遭到警方的背后開槍射殺。后來，警方展示了收繳的物證，包括兩支槍、一袋炸彈和一臺無線電對講機，另有10名“毛派”成員則趁夜色得以逃脫。殺戮事件后，一名“毛派”小隊指揮官在日記中寫道：“同志們都心驚膽戰，我也滿心惶恐。但為了鼓舞士氣，我只能強裝鎮定。”

本周早些時候，印度人民院收到一份令人觸目驚心的報告，直指曾經強大的“毛派叛亂”已瀕臨覆滅：自2019年以來，已有1106名武裝骨干被擊斃、7311人遭逮捕、5571人投降。警方透露，在曾有數百名武裝分子活動的馬哈拉施特拉邦南部—中央邦—恰蒂斯加爾邦交界地帶，現僅殘余不足十名“毛派”成員。

印內政部長阿米特·沙阿（Amit Shah）曾公開聲明，印度將于2026年3月徹底肅清國內“毛派”勢力。值得一提的是，此類承諾已被屢次拋出，卻都不了了之。

2026年是印度共產黨于1951年撤出特倫甘納叛亂75周年。1969年的“遭遇戰”，標志著第二輪“毛派”運動的潰敗。1976年，超百名“毛派”領導人被定罪后，《今日印度》（India Today）雜志曾宣稱納薩爾運動（Naxalite movement）已告終結，“‘毛派’頭目非死即囚，追隨者亦幻想破滅”。2004年，安得拉邦政府曾宣布鏟除了“毛派”分子，西孟加拉邦則在十年后也平定了叢林地帶起義（Jangalmahal uprising）。

然而，在印度與“毛派”分子的漫長拉鋸戰中，始終存在一個難以填補的鴻溝——任憑尸橫遍野，都難以彌合。

一、揭竿而起

20世紀60年代中期，納薩爾派革命小隊挺進了斯里加古蘭山區（Srikakulam mountains），隨身攜帶的武器不過是剪刀、梳子和新衣服。“毛派”骨干堅信，必須讓貢德人（Gonds）和科亞人（Koyas）在全方位地融入主流社會，并嚴禁飲酒慶祝等當地習俗，敦促傳統上衣著甚少的婦女穿戴整齊，強制留著長發的男子梳理為短發。政治學家辛哈（Shanta Sinha）曾記載，拒不服從者，往往會遭到一把大型園藝剪的“教育”。

其實不難理解，為何“毛派”小隊（在當地被稱為“桑加姆” ）能在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的原住民聚居區站穩腳跟。正如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領導人孫達拉亞（Puchalapalli Sundaraiah）曾寫道，起義的根源在于尼扎姆統治的暴政。達利特人世代受“無償勞役制”束縛，每個家庭都必須無償為權貴勞作。地主階層更是巧取豪奪，不僅瓜分棕櫚酒、霸占織工的布匹，還強征木匠與鐵匠的勞力；更甚的是，地主出行還要達利特人用轎子抬著穿行于村落之間。

宗教矛盾進一步加劇了沖突。孫達拉亞寫道：“尼扎姆與手下的毛拉（編者注：mullahs，伊斯蘭教中對受過教育的宗教學者、宗教導師或清真寺領拜人的尊稱）極力灌輸穆斯林是統治階級的觀念。” 對此，印度教商業利益集團和雅利安激進分子隨即煽動所謂的“印度教大眾”以對抗“穆斯林壓迫者”。

印度共產黨使用傳統的燧發獵槍和從警察手中奪取的現代化武器，隨即掀起了一場針對尼扎姆政權、拉扎卡爾民兵（Razakar militia）及擁護該政權的地主階層的游擊戰。共產黨領導人拉維（Ravi Narayan Reddy）記載，拉扎卡爾武裝對此展開了瘋狂報復，不僅屠殺村民、焚毀房屋、處決嫌疑犯，甚至實施活埋等暴行。在一起慘案中，超50名青年被列隊槍決。

1948年，邊境緊張局勢升級，拉扎卡爾民兵在納納吉（Nanaj）、卡雷塔克利（Khare Takli）及耶爾桑吉（Yelsangi）三地多次襲擊印度陸軍巡邏隊。這一背景下，時任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 ）采取行動，迫使海德拉巴尼扎姆同意并入印度。據普拉薩德（SN Prasad）編纂的官方戰史記載，在喬杜里少將（Major-General JN Chaudhuri）的指揮下，印陸軍僅用5天時間便擊潰了尼扎姆武裝力量。為使海得拉巴合并合法化，尼扎姆被留任為即邦長，這一舉措激怒了眾多曾在其統治下遭受苦難的民眾。

平定尼扎姆政權后，印政府迅速對印共產黨桑加姆（the CPI’s Sanghams）發起戰爭。普拉薩德寫道，印政府憂心忡忡，認為“當前局勢充滿爆炸性，令人聯想到俄國革命前的局勢”。

印軍隊將原住民村落的居民強行驅趕到集中營，以切斷其與游擊隊的聯系。拉維等親歷者證實，當時刑訊逼供、法外處決事件隨處可見。1951年的一份軍事情報報告曾記錄，集中營內食物和飲用水嚴重短缺。歷史學家蘇尼爾（Sunil Purushotham）和喬納森（Jonathan Kennedy）曾記載，營內疫病肆虐、餓殍遍野。時任國大黨重要領袖斯瓦米（Swami Tirtha）警告稱，原住民的不滿情緒已如火山般一觸即發。

盡管如此，印軍的清剿行動還是重創了印度共產黨的叛亂武裝。拉維等領導人向黨中央進言，指出大量支持者對新生的印度共和國滿懷期待，渴望改革而非戰爭。1951年，印度共產黨正式終止叛亂活動，進入選舉政治。

二、黯然退場

然而，對許多原住民而言，印度獨立并未帶來多少解脫。曾經的尼扎姆壓迫體系，搖身一變成了腐敗官員與高利貸者的斂財工具。至于原住民社群的地方代表，往往淪為林業承包商的附庸，原住民王公貴族在尼扎姆統治時期實現了大量資本積累，繼續在立法議會中為原住民“發聲”——但正如拉維所指出的，這些掌權者嚴重脫離原住民面臨的現實困境。20世紀60年代，土地侵占事件、原住民罷工運動再次抬頭。

與此同時，左翼叛亂勢力在西孟加拉邦也日益壯大。1967年，納薩爾巴里村（Naxalbari）的茶農率先揭竿而起，掀起武裝叛亂。叛亂領導人查魯（Charu Majumdar）主張，應通過鏟除所謂階級敵人來鞏固叛亂成果，卻忽視了組織建設、軍事訓練與戰術規劃等關鍵問題。他曾信誓旦旦地宣稱：“人民將赤手空拳與殘暴的敵人血戰到底，一場革命風暴即將席卷印度。1975年底，人民必將譜寫勝利解放的史詩。”

這場叛亂曾一度顯現出勝利的曙光。1968年，庫尼卡爾（Kunnikkal Narayanan）率領300名原住民襲擊了喀拉拉邦北部的多處警局。在斯里加古蘭地區，武裝原住民將矛頭直指地主與高利貸者，在埃古瓦巴萊魯古德姆（Eguvaballerugudem）周邊的叢林中，800名原住民甚至成功擊退了前來搜捕“毛派”領導人的警察部隊。

但與特倫甘納叛亂如出一轍，這些叛亂武裝缺乏與印政府抗衡的資源。辛哈記載道，截至1970年，2支中央預備警察部隊、8支安得拉邦警察分隊及6支地區武裝后備部隊的聯合清剿，已將“毛派”武裝的人數從數百人銳減至不足30人。前印度情報局官員阿米婭（Amiya Samanta）的研究稱，在政府的剿殺攻勢下，西孟加拉邦的叛亂活動同樣以瓦解告終。

三、未完待續

吸取此次慘敗的教訓后，五個“毛派”派系在孔達帕利（Kondapalli Seetharamaiah）的牽頭下合并，組建了人民戰爭集團（the People’s War Group，PWG）。該組織摒棄無差別殺戮的策略，轉向群眾動員策略。當時的地方政治環境，為重組后的“毛派”勢力提供了可乘之機。前電影明星、安得拉邦首席部長候選人拉馬勞（NT Rama Rao）及其泰盧固之鄉黨積極拉攏“毛派”分子，稱他們是“被統治階級誤解的真正愛國者”。作為回應，國大黨后也在1989年選舉中向“毛派”尋求支持。

1990年，安得拉邦的局勢徹底失控。時任首席部長切納（Chenna Reddy）默許了“毛派”分子在該邦自由活動。學者阿賈伊（Ajai Sahni）指出，這種巧妙的無為而治成功地破壞了叛亂，徹底將“毛派”內部的貪婪與腐敗暴露給公眾。2003年，人民戰爭集團已基本被瓦解，其領導層被迫撤退至巴斯塔（Bastar）林區，以及馬哈拉施特拉邦、奧里薩邦、比哈爾邦和賈坎德邦的偏遠地帶。

這已是“毛派”武裝第四次免遭滅頂之災。2004年，幸存下來的游擊隊派系整組并成立了新的印度共產黨（毛主義）< CPI (Maoist)>。該組織活躍于印度最偏遠、交通條件匱乏甚至與世隔絕的地區，令印政府的清剿行動舉步維艱。

為扭轉頹勢，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武裝地方民兵組織“和平行動”（Salwa Judum）及勒令原住民遷移至公路沿線新建的村莊。然而這些舉措不僅激化了族群矛盾、滋生了犯罪行為，反而增強了“毛派”的合法性。村莊遷移計劃，更等同于將內陸腹地的控制權拱手讓給“毛派”。

盡管中央與各邦警方遭受了災難性損失，但隨著能夠深入叢林作戰的大規模反叛亂力量的組建開始扭轉了這一局勢，2010至2011年之后，平民與安全部隊的傷亡人數開始呈緩慢下降趨勢。

然而，終將有安全部隊撤離之時，但他們留下的這片土地或許與以往并無二致。政府不治、腐敗與貧困問題，仍是原住民生活的真實寫照。而隨著工業與采礦項目的推進，承包商、政客與官員賺得盆滿缽滿，原住民卻幾乎分不到一杯羹。人口學家潘庫麗（Pankhuree Dube）的研究顯示，自印度獨立以來，巴斯塔地區的原住民便持續外流。

在印度原住民的核心聚居區，世世代代的人們都深知，自己的生命在印政府看來如芥豆之微。毋庸置疑的是，印政府正處在第四次“毛派”分子清剿勝利的前夜——但黑夜之后，仍是黑夜。

作者簡介：普拉文·斯瓦米（Praveen Swami），《印刷報》特約編輯，主要撰稿方向為國家安全、情報、警務及地緣政治領域。

本文編譯自印度《印刷報》雜志2025年12月10日的文章，原標題為

India’s long war with Maoists has a huge void — no number of dead bodies

本期編輯：宋可馨

本期審核：朱依林 陳玨可

*前往公眾號后臺發送“編譯”，即可查看往期編譯合集

更多內容請見↓

歡迎您在評論區留下寶貴的意見或建議，但請務必保持友善和尊重，任何帶有攻擊性和侮辱性語言的留言（例如“阿三”）都不會被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