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法特的錯誤，造就了巴勒斯坦的苦難，中國數十年前曾勸告未果

回溯到1965年，北京城迎來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這年，剛滿36歲的阿拉法特意氣風發，滿腦子琢磨的都是怎么靠槍桿子打天下。

作為巴解組織的新晉掌門人，他這趟秘密訪華，名為“朝圣”，實則是來討教真經、尋求援助的。

接待他的周總理，說話辦事從來不繞彎子，面對這個年輕人，總理語重心長地給他剖析局勢，歸結起來就兩點：眼下世道變了，和平發展才是硬道理，光靠走極端沒前途；再者，想建國得兩條腿走路，能談就坐下來談，“兩國方案”未嘗不可，先把腳跟站穩了是正經。

那會兒的阿拉法特，面子上倒是畢恭畢敬，腦袋點得像搗蒜，可心里那本賬，算的卻是另一回事。

在他看來，不把動靜搞大、不把這潭水攪渾，誰會有閑心關注巴勒斯坦人的死活？

至于搞什么“兩國方案”，在他眼里那簡直就是舉白旗投降。

殊不知，就是這看似不起眼的一念之差，讓巴勒斯坦足足走了四十年的彎路，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若是把阿拉法特這輩子的決策邏輯攤開了看，你會發現他始終在一個怪圈里打轉：一心想做拯救所有人的大英雄，到頭來卻連任何人的房頂都沒能護住。

最讓人唏噓的教訓，發生在1982年。

那年，以色列大兵壓境，把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圍了個水泄不通。

就在這之前，阿拉法特手里的牌面其實挺好看：他在黎巴嫩南部幾乎搞起了一個獨立王國，麾下正規軍兩萬之眾，坦克也有五百多輛，國際上的同情和支持更是源源不斷。

誰曾想，不過短短幾個月，這支看似威風凜凜的隊伍就被打得丟盔棄甲，重武器丟得精光，建制徹底被打散。

阿拉法特自己也是灰頭土臉，帶著殘兵敗將，狼狽逃到了幾千公里外的突尼斯。

這仗怎么會輸得這么難看？

乍一瞅，是以色列拳頭太硬。

可往根子上刨，這其實是阿拉法特在70年代給自己埋下的雷，這會兒炸了。

這個致命的決策，歸結起來就是三個字：不清洗。

自從1967年六日戰爭之后，阿拉法特雖說是坐穩了巴解組織的頭把交椅，但他給自己立了個死規矩：為了所謂的“大團圓”，絕不對內部的山頭動刀子，也不去管束各路諸侯怎么折騰。

他心里的算盤珠子撥得挺響：只要人多勢眾，只要大家都聚在他這面大旗下，場面就好看。

要是搞內部整頓，萬一兄弟們散了伙，那力量不就弱了嗎？

這想法聽著挺大度，挺有大哥風范。

可實際上，這等于是在自己床底下埋炸藥包。

正因為他這種毫無原則的縱容，那些激進分子就像是找到了護身符。

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那幫極端分子居然綁架并殺害了以色列運動員。

這事一出，全世界都在戳脊梁骨，這本是阿拉法特清理門戶、樹立負責任形象的絕佳檔口。

可偏偏他沒動。

他怕一旦動了手，就會背上“出賣兄弟”的罵名。

結果呢？

這幫人越發無法無天。

1978年，他的手下在以色列北部劫持大巴，弄死了37條人命。

這下子，以色列有了絕佳的開戰理由，直接導致了第一次入侵黎巴嫩。

到了1982年，又是激進派暗殺了以色列駐英大使，給了以色列全面進攻貝魯特的口實。

直到大禍臨頭，阿拉法特才傻了眼，他那個所謂的“大團圓”，其實就是一盤散沙。

當以色列的鋼鐵洪流碾壓過來時，那些平日里搞搞偷襲還湊合的激進派，在正規軍面前簡直不堪一擊。

兩萬人的大軍，就這么因為幾個愣頭青的胡作非為，被拖進了死胡同。

這會兒再回味1965年中國給他的那句忠告——“搞劫機、暗殺這種極端路子，只會讓巴勒斯坦變成孤家寡人”——簡直就是神預言。

遺憾的是，貝魯特的跟頭并沒能讓阿拉法特徹底清醒過來。

1993年，老天爺給了他第二次翻盤的機會。

那陣子冷戰落幕，中東和平那一頁翻開了，奧斯陸協議也簽了。

阿拉法特結束了流亡生涯，風風光光回到加沙和杰里科，坐上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的位子。

這時候，擺在他面前的是職業生涯里最要緊的一道選擇題：是繼續當那個一身戎裝、腰別手槍的革命帶頭大哥，還是脫下軍裝，老老實實當個搞建設、抓經濟的國家元首？

這其實也是當年中國苦口婆心勸他的：先打好地基，再蓋高樓。

可嘆的是，阿拉法特又一次選岔了道。

他把自治政府當成了給親信分果果的“聚義廳”。

國際社會給的那大筆援助款，本該是用來修路架橋、建廠招工，讓老百姓嘗嘗和平甜頭的。

可這筆錢，好大一部分都流進了高官的腰包。

在阿拉法特看來，這是籠絡人心的必要手段——拿錢換忠誠，用的還是舊軍閥那套老皇歷。

這么一來，巴勒斯坦的老百姓心里涼了半截，和平沒帶來好日子，反倒是看著當官的腦滿腸肥，自己家里揭不開鍋。

失業率高得嚇人，年輕后生們根本看不到出路。

這就給了哈馬斯這種極端宗教組織上位的空子。

哈馬斯對著老百姓嚷嚷：你們看，法塔赫那幫人除了貪污就是投降，只有咱們才是真刀真槍干革命的。

1994年以后，當極端分子又開始炸公交、炸市場的時候，阿拉法特又陷入了那該死的糾結。

要是下狠手鎮壓哈馬斯，他怕引發內戰，自己人打自己人；要是不鎮壓，以色列就覺得他沒誠意，全是忽悠，立馬停止撤軍。

他在中間搖擺不定，既想占和平的便宜，又舍不得丟掉“抵抗領袖”的光環。

折騰到最后，兩頭都沒討著好。

以色列覺得他是騙子，巴勒斯坦人覺得他是軟蛋。

2000年，戴維營談判崩了，第二次起義爆發。

這時候的阿拉法特，實際上已經掌控不了局面了。

巴勒斯坦經濟徹底趴窩，他自己也被以軍困在拉姆安拉的官邸里，甚至只能點著蠟燭辦公。

從1929年出生在開羅富商之家，到后來當工程師，再到成為巴解組織的旗手，阿拉法特這一輩子確實都在為巴勒斯坦奔波，這點誰也抹殺不了。

可作為一名拍板定策的領導人，他這筆賬算得實在是太糊涂。

他把“面子上的團結”看得比“鐵一般的紀律”還重，結果組織被極端勢力牽著鼻子走；他把“權術手腕”看得比“制度建設”還重，結果政府里貪腐成風；他把“革命架勢”看得比“國家實利”還重，結果硬生生錯過了建國的黃金窗口期。

直到1988年，他才終于松口，接受聯合國決議，承認以色列，轉向“兩國方案”。

但這距離中國在60年代給他的建議，已經晚了整整二十多年。

這二十多年里，以色列的定居點早就遍地開花，巴勒斯坦手里能談判的籌碼，已經少得可憐。

2004年11月，75歲的阿拉法特在巴黎的一家醫院里咽了氣。

他身后留下的，是一個爛得不能再爛的攤子。

法塔赫和哈馬斯徹底鬧掰了。

2007年，哈馬斯奪了加沙的控制權，巴勒斯坦實際上裂成了兩半：哈馬斯管加沙，法塔赫管西岸。

這種分裂，直接導致了后來沒完沒了的悲劇。

2014年、2021年，再加上最近的沖突，加沙成了巨大的露天監獄和絞肉機。

火箭彈招來的是空襲，平民死傷無數，年輕人在絕望里苦苦掙扎。

如今回過頭來看，中國當年的勸告之所以“神準”，是因為看透了兩個核心邏輯。

頭一個，時間站在誰那邊。

中國那是從長期革命里摸爬滾打出來的，深知在實力懸殊的時候，搞恐怖主義那種“短平快”的招數，除了撒撒氣，沒有任何戰略價值，只會把自己的道德老本賠光。

再一個，組織建設才是命根子。

沒有一個手腳干凈、辦事高效、令行禁止的組織，哪怕國際社會給再多的錢、劃再大的地盤，也是守不住的。

阿拉法特忙活了一輩子，其實一直是用戰術上的拼命，去掩蓋戰略上的偷懶。

他是個出色的游擊隊長，是個極具煽動力的演說家，但遺憾的是，他始終沒能蛻變成一位真正懂得治國理政的政治家。

就在他彌留之際，看著窗外滿目瘡痍，不知道他會不會恍惚間想起1965年的那個下午，那一席關于“和平與大勢”的談話。

那本是一次可以改寫歷史走向的復盤，可惜，那時候的他，耳朵里根本聽不進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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